普通话来自这里——扶贫笔记15

从小，因着相声小品，我就对方言充满了兴趣。爽利流畅的北京话“‘哟，这大半夜的，谁呀，咣当一声，怪吓人的’‘二哥，是我，还没歇着呐，我就是上趟便所”；幽默俏皮的天津话“二子他妈妈，拿大木盆来，可赶上这波了”；豪爽风趣的东北话“哎呀妈呀，这脸上也扑白面儿了，嘴上也搁红线儿了，一看个儿挺高啊，原来脚底下垫垫儿了”。

工作了，因着工作关系，走遍大江南北，就着各地的风情百态，领略了各种方言的况味，甚至学会了好几种方言的发音方式，但是生活中主要还是以普通话为自己的“母语”。

第一天到滦平，大巴车下了高速，首先印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石头，上刻“普通话之乡”，当时颇感惊讶。后来了解到基本情况：1909年清政府将北京官话命名为国语；民国时也多次制定标准，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基于现代中国北方官话的白语文语法和北京话语音来制定语音，1932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后，确定国语音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3年以北京市、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制定标准后于1955年向全国推广。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

那滦平为何成为了普通话标准音采集地，这得从我们熟悉的北京话语音说起。十几年前，一到北京，那京腔京韵的北京话便扑面而来，吞音、省字儿、儿化音是我们认为北京话最明显的标志。有人举了个生动的例子，比如西红柿炒鸡蛋，北京人说快了就成了“胸是炒鸡蛋”，而中央电视台说快了就是“装店台”。这就是我们一直认为的北京话。其实，北京话的发音分两种，一种叫首都雅音，也就是首都官话、北京官话，另一种才是首都胡同音也叫北京胡同音。咱们常说的北京话其实就是北京胡同音，也就是一些人说的北京外城话。

由于人口迁移和政治文化的变更，位于北京的北京官话渐渐失去了存粹的舞台，变得多种融合、色彩斑斓。而当采集普通话标准音的工作人员徘徊在北京大街小巷的时候，或多或少地产生了迷惑。

滦平，位于长城之外，明朝时期，为抵抗长城外的武力侵扰，将人口迁往关内，在长城以外形成了一片很大范围的军事隔离区。实际上，包括滦平在内的很大一片区域成为了某种程度上的“无人区”。滦平近200年的“无人断层”洗掉了这里原先的方言，为后来滦平的语言打下了零的基础。清朝时期，旗民在滦平开田建庄，而皇帝多次经过滦平，也为滦平带来了大量的皇亲贵戚以及为皇家服务的人员。而这些人所使用的语言大部分为北京官话。

1953年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派出的为制定中国通用语言规范进行取音考察的语言专家，在滦平的金沟屯镇、巴克什营镇、火斗山乡三地进行了语音采集。作为全国规范，普通话需要音节口型顺畅，声调简明，易于分辨，适于广播、演讲和日常交流。从后来普通话的规范来看，滦平日常的语言非常符合这些标准。滦平话音准分明，字正腔圆，语调比当时的北京话要“硬”一些，显得直接、清晰、明确，尤其是没有北京胡同音那种儿化、省字、尾音等发音习惯，易于学习推广。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定为“普通话” 。普通话之乡的名称由此而来。

在滦平开展扶贫工作，语言方面没有障碍，走到任何一个村，碰到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普通话顺畅的交流。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去找工作，也有语言方面的优势。所以滦平的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在用工语言方面有着“先天”的条件，比如接线服务外包业务。现在的滦平正处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无缝对接的重要时刻，希望普通话之乡的优势能得到更多的挖掘。

（作者简介：杨一枫，人民日报主任编辑，海外版总编室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在河北省滦平县挂职任县委常委、副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