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电影《零零后》导演张同道：在纪录生命中反思

　　为研究生讲授纪录电影美学。

　　拍摄《文学的故乡》工作照，作家阿来、张同道、摄影师大飞（从左到右）。

　　与电影《零零后》主角池亦洋说戏。

　　跟踪拍摄12年，记录两个“零零后”孩子真实成长经历，前不久上映的纪录电影《零零后》大获好评。

　　昔日摸爬滚打的孩子王如今代表国家青年队去打比赛；曾经被同伴孤立的女孩上大学主修教育学希望教书育人。这其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谁给了两个孩子新生？你或许能从片中找到人生转轨的蛛丝马迹。

　　“我们作为成年人，不自觉会带着怀旧的眼光去看待童年，其实往往有不少美好的误解。”该片导演张同道，是国内知名的纪录片学者和制作人。他希望它成为一面镜子，让每位年轻父母看到自己和孩子未来的模样。

　　1994年，从北师大中文系博士毕业后，张同道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当年尚属冷门的纪录片领域。二十多年过去，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被他收入镜头，他在赢得各式赞誉的同时更收获了对生活、子女教育的体悟。就如同《明朝那些事儿》写了那么多千古功名、万世流芳，却以整日郊游的徐霞客收尾，张同道也不逢迎别人的期待，而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这是他眼里最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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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纪录片引发的反思

　　一个小男孩站在积木上，手持木棒，身披超人披风，对面的墙上是一个超人的影子，影子内核却是一个低头沉思的少年。

　　这是纪录电影《零零后》的宣传海报，把人的本我、超我和自我放置于同一时空，体现了对一个人“何以至此”的思考。一个月间，这部教育题材的纪录片引发热议，全国各地家长团、教师团纷纷组织观看。9月，上海市教委向全市中小学生推荐《零零后》，四川宜宾市委宣传部、教育局联合发文要求中小学组织观看《零零后》。张同道的朋友圈一时被校长们的各种感悟填充得满满当当。

　　“学校、社会、家庭这些‘外自然’顺应生命体这个‘内自然’，唤醒生命本体后，生命体用无限的热情和坚定自觉地一直向前。”山东烟台的曹瑞敏校长在观影感受中写到。“真正的教育应该让孩子在磕磕绊绊中不断发现自我、寻找自我、成就自我。”全国优秀校长陈兴杰在微信里如是说。

　　也有很多反思——“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影片中池亦洋说了，人生除了买车买房、娶妻生子外，还有一些幸福可以追求。”

　　“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教育，孩子连大学都没考上，怎么办？”笔者翻着这些校长的观后感问。“那你要接受一个平庸的孩子。”张同道面对我不怀好意的提问，回答得格外平静，“这才是我们要反思的。教育，是不是要让孩子活成我们期待的样子？如果不是，那么该改变的应该是我们。”

　　近年来不乏有识之士呼吁重视孩子的个体性差异，不要试图批量化生产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等等。张同道也持相同的观点。不同的是，他用纪录片的形式呈现了真实的案例，而不仅仅是提出一个理论。

　　9月4日的朋友圈，张同道发了一组照片——三位家长和孩子在观影后分享感受。除了感动，更多的是家长对孩子的理解。尊重个体性差异、自觉生长，是张同道传递的观念。就如二十多年前，他放弃了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所有成就，与后来伴他大半生的纪录片“私奔”一样，那未必不是一种生活。

　　言及为何选择拍这样一部电影，他坦言，最初源于对自己孩子的好奇，进而生发出对于“零零后”一代成长的追寻。他希望以12年光阴记录下的这代人的成长，能给为人父母者多多少少带来些触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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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老太改变文学博士的命运

　　身为国内纪录片领域的大咖级学者，张同道谈得最多的就是中国纪录片的未来：纪录片有哪些类型，如何把创意变成现实的项目，中国纪录片的受众群到底在哪里……他坦言，《舌尖上的中国》极大推动了中国纪录片业的前行，这个昔日的小众冷门也在不断扩散自己的热度，虽然尚未形成大的潮流，但它的确在一点点发酵，在变革中长大。

　　不过，拐上纪录片道路纯属机缘巧合。文学博士毕业前，张同道是一枚不折不扣的中文系文艺青年，成天写小说、诗歌、文学评论，而且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没那么好懂，需要一遍遍咀嚼才能咂摸出个中滋味。

　　“一部纪录片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是细节，细节是故事性最饱满的体现。”一如他对纪录片呈现细节近乎执拗的坚持，张同道如今还清晰记得当年遇见那群改变他命运的一群不识字的农村老太。“雪落在周朝的土地上”，张同道在那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要不是这天下着小雪，陕北的冬天只剩下土地的黄和老树的黑。靠着窑洞窗户哼唱着自编民歌的老太太名叫库淑兰，她手持剪刀，在纸上拐拐转转，创作着陕北冬天超出想象的颜色——当地民间俗称为“剪纸画”。

　　“老太太唯一的特点就是眼睛很大，其他和普通妇人无异。”张同道来之前已经对老人很了解，对这位民间艺术家既感且佩。早前，中央美院画家、民间艺术学者靳之林教授一看见库淑兰的剪纸便称她为民间艺术大师。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际专门在北京举办中国民间剪纸展，库淑兰的剪纸《剪花娘子》放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正厅。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她“世界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中央美院还复制了库淑兰老人的窑洞，它被张同道称为“窑洞里的艺术馆”。

　　“她是我的英雄。我怀着朝圣的心情，但见到她时确实很意外，没想到她这么普通。”张同道说，“窑洞窗户的旧木头已经露出了木刺，老人用剪纸画遮盖着所有家具的陈旧。库淑兰用的桌子、剪子，都没有什么仪式感，就是农村老太太缝补衣服的炕头。”

　　“这么普通的妇人，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在我看来，她的艺术成就不亚于齐白石！”几乎在一瞬间，他找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发现：这些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正是民族文化传承人。

　　张同道话锋一转，如果没有靳之林教授，库淑兰这样的老人将和她们粘贴在墙上、炕上的剪纸画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最终消失在风中。

　　张同道是真的爱那些花花的剪纸画。拍摄库淑兰时，老人带着他去了原来住过的一个窑洞里。破败的窑洞里只有艺术的残骸——那些半挂在墙上、躺在地上、或褪色或断裂的作品。“剪花姑娘受罪咯！”张同道模仿着老太太的语气，趁我低头记录的空儿，迅速擦了下眼睛。再看他时，眼里的湿润仍旧无法掩饰。

　　他顿了顿。“我那时候从事写作，诗歌、小说、报告文学都写过。我在想如何能记录这些老太太。”他先后采访了高金爱、常振芳、高凤莲、白凤莲、王兰畔等老艺人，感到无论多么精确、出神入化地的描写，也无法再现民间艺人的音容笑貌。而她们的后代只能在技术层面学会剪纸，但毕生的艺术体验是无法复制的。

　　年事已高，生活困顿，这些民间艺人随时都可能去世，也使得问题更为迫切。他头一次感到文字的苍白无力，迫切渴望找寻到一种超越文字的工具来呈现她们。纪录片成为首选。

　　换专业谈何容易，但决定的事情绝不回头，张同道毅然投奔北师大刚刚创立的影视专业，彼时第一届学生都没有报到！

　　那时，他以为拍摄剪纸只是一次性工作，待通过电视手段把民间艺术传播出来的心愿实现后再回归文学，谁曾想这一出走便是半生。“再也回不去了，也不想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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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纪录片浪迹天涯

　　“不客气地说，我虽然读到了博士，见了那么多有名的专家学者，但真正改变我人生道路的是这个老太太。”张同道打开书柜门，双手拿出库淑兰作品集——装帧精美的画册。“拍摄纪录片前我一直在读书，中国的、西方的、历史的、今天的。但从那时起，我决定用十年的时间阅读泥土。”

　　1994年秋季，张同道作为老师，和北师大影视专业新生一起入学。在研究生班里，他遇见北京电视台编导陈大立，两人一拍即合，共赴陕北拍摄。1998年，由张同道策划、陈大立编导的《流年》完成，记录了库淑兰、高金爱、高凤莲、白凤兰等民间艺人的生活。此片获得蒙特卡洛电影节一等奖，这也是北京电视台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斩获大奖。

　　2006年，张同道导演的纪录片《发现民间》以10集篇幅讲述了靳之林教授发现民间艺术的故事，库淑兰、高金爱、曹殿祥、王兰畔、高凤莲、李秀芳这些民间剪纸艺术大师集体出现在影片里。只是库淑兰已经去世了。

　　拍完剪纸大娘，张同道发现自己“回不去”了。“我本来想回头再搞我的文学，谁想到却和纪录片私奔，浪迹天涯。”直到2018年完成了《文学的故乡》，拍摄了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阿来、迟子建、毕飞宇等六位作家，张同道才觉得自己是“用纪录片方式重回文学故乡”了。

　　1999年，张同道决定自己动手拍摄。拍什么呢？那一阵张同道一下班就骑着自行车四处串，寻找可拍摄的题材。骑到故宫门口，张同道停住了：拍个故宫守门人？“你想想那样的场景，”张同道双手化作故宫大门：“夜深人静，故宫守门人慢慢把大门关上，灯光熄灭；清晨，大门缓缓打开，金色的阳光与朱漆大门汇合的瞬间，画面非常美好。”但可惜这些镜头的拍摄需要通过太多的关卡，几番沟通无果后，张同道又回到了胡同里，继续找选题。

　　1999年的秋季，北京城笼罩在金色的阳光下。这天，张同道骑车来到了西海前沿。一个小广场上，一些居民在打太极拳、练剑、跳秧歌。“这里就是北京著名的西海，往前走就是银锭桥，百姓生活是这样的真切。我觉得我该拍一拍北京市民的生活。”

　　张同道爬上了一个六层楼的顶层。点选好了，他又敲定了以一个居委会为切入点拍摄的方案：“居委会有故事，能撑得起一个纪录片。”蒋养房居委会这时进入了张同道的视线里。跟居委会苏主任商量好后，张同道和团队就开始跟拍。

　　人物出场想别出心裁是很困难的。可开拍第一天，这个独特的出场方式就自己跑出来了。那天张同道在西海边拍摄，一对中年人举止亲密如恋人。“我就嘱咐摄影师拍这个镜头。”刚拍了不到5分钟，一个女人从远处跑来。男子看见掉头就跑，两个女人直接扭打起来。“这个时候，居委会苏主任正好入画！这样一个强烈的戏剧性的出场方式让你编你都编不出来吧？所以我常说，生活的想象力比编剧更丰富！”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张同道跟拍了很多琐事，如发耗子药、国庆扫街、调解家庭纠纷等。正在这时，恰好北京市居委会开始选举，蒋养房居委会正好是试点！“多幸运，这样一个新鲜事，深刻反映了社会变革，给我的纪录片提供了主干故事。”

　　最终48分钟的《居委会》当年入选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我本以为这是张同道的得意之作，但他却摇摇头，“以今天的角度看，这部纪录片有不少缺陷，最大的问题在于人物性格不丰满。”张同道总结，很多时候摄影机被事件拽着走，但忽略了这些人的性格和命运。“这使得人物不立体，如果我现在拍的话，一定不是这个拍法。”

　　客观地分析作品成了张同道的一贯态度。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评判自己的《白马四姐妹》为“一部失败的作品”，因为这部纪录片迎合了当时的老少边穷口味，但深度不够，且拍摄成本太大。“现在我已经不太在意奖项，不需要用别人的肯定来确定自己是否是对了，我首先要让自己满意。”

　　说这话的张同道上身穿着棉麻长袖，没有中年人惯有的臃肿，背后的墙上挂着“道法自然”的书法作品和老子骑牛的画作。趁他接电话的空，我巡视他的办公室，陈设简单，除了书架和必要的家具外，并没有一个专门的奖杯台。只有窗台上放着一个新获的证书，和几件小工艺品，散落着，看上去还没来得及处理。

　　张同道的办公室里藏书甚多，大多书脊朝外整齐排列。在顺手就能拿到的地方，是中国电影之父黎民伟的传记，但封面朝外。黎民伟是他正在拍摄的纪录电影《追光万里》的主人公之一。如今张同道在纪录片领域同样取得了很多成就——换句话说，他当初的选择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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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场是我们的使命”

　　“现在想看的人大概是3500场，大象点映的工作人员现在每天睡六个小时是最高期望……”张同道开着免提说道。这些天的电话，十有八九是记者采访《零零后》的一些情况。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张同道说，这样的时代，这样的中国，这样的纪录片就该有这样的关注度，只是观众和业界没有适应而已。“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以我们的发展之快，转型之艰，随便的一个侧面就是纪录片的好题材。然而，到现在为止，真正留得下的纪录片还不多。我们的纪录片人配不上这个时代。许多重大事件发生时我们并不在场。”张同道眼里，纪录片人的第一责任是记录，“这是一种使命。”

　　借由纪录片的拍摄，张同道完成了他“阅读泥土”的心愿，也完成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反思。在《零零后》里，他反思的就是为人之父的使命与方式。

　　2006年，儿子4岁。料峭春寒的早晨，张同道打好了热水，叫儿子洗手。

　　“啊！”儿子手刚碰到水盆就缩了回来，“烫！”

　　“怎么可能会烫？我刚洗过！”张同道有点急。

　　“那是你的感觉，我觉得烫！”儿子平静地看着他说。

　　“无事生非！找打啊！”如果是寻常家长，难免会冒出这个想法。但张同道顿了一下，他想起了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每个父亲心里都有一个秦始皇，威严不可侵犯。但在那一刻，我把心里的秦始皇杀了。”

　　张同道伸出双手：“我的手经过四十年的风吹日晒，已如松树皮一般，但孩子的手只有四年，还非常娇嫩。所以我们对温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并非无理取闹。”

　　“我怎样才能了解这代人？为人之父，我该怎么和孩子相处？”怀着这些疑惑，张同道决定用纪录片的方式观察新一代。正在此时，他接到大李老师的邀请去校园参观。张同道介绍，那些个性鲜明、阳光灿烂的孩子触动了他。两人一拍即合，开始跟踪拍摄，从幼儿园、小学，一直拍到了大学。“没想过能拍12年，个体生命成长的魅力实在太大了，以至于我们只能用生命记录生命。”

　　12年间，张同道的团队经历着可以概括但疲于细述的种种困难：经费短缺、摄制组人员更换、被相关的人拒绝，同时还存在纪录片创作上的剪辑等问题。现在呈现给观众的电影《零零后》有两条线索、四个时空，背后是超过1000小时的素材，修改26个版本。“不能说完美，但我觉得我把这两个孩子的性格成长经历说清楚了。”

　　张同道告诉我，他脑中时常想象着这样的画面：“零零后”长大成人，走进社会，这些“零零后”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幼儿园，两人挥手看着孩子离去。“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轮回，他们有机会观察孩子，更有机会观察自己。”

　　把社会万千纳入镜头，把种种人物呈现给观众。张同道在观察镜头前的一切，也在观察着镜头后的自己。年轻时被泥土的芬芳吸引，自此逍遥，离文学故乡越来越远，张同道也分不清这其中的得失轻重。超越但不否认，是他认为对待生命最大的诚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