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唱》：显现中国人的情感和诗性

　　图为《大河唱》剧照。

　　正在院线上映的《大河唱》是一部独具一格的电影。在“纪录片也要讲故事”成为共识的今天，它不强化戏剧冲突，却让人印象深刻甚至欲罢不能。它始于黄河流域的民间音乐，却引起我们对于故乡的记忆和思念；尤其是对出生于西北大地的很多观众来说，在影院观看《大河唱》，仿佛回了一次老家。这样的创作姿态和观影效果，为我们思考在今天如何回望故乡、如何看待民间文化，提供了新鲜的视角与方式。

　　《大河唱》的独特性首先体现在以影像人类学为基调的创作取向与视听风格。影片以摇滚歌手苏阳为线索，还原了他音乐创作所依托的文化土壤，重点展现了道情皮影艺人魏宗富、秦腔班主张进来、陕北说书人刘世凯和花儿歌手马风山四位民间艺人。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被视作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和表征。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是民俗学家的“黄河十四走”，还是《黄土地》《秋菊打官司》，都在“母亲河”的意象下将黄河流域的社会文化视作传统中国的典型代表，讲述关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宏大故事，传递国人对于民族传统和现代进程的复杂情感与文化关怀。

　　《大河唱》的创作者饱含对这片故土的热情，希望以青年人的视角重新看待当下仍在流淌的大河与民间艺术。《大河唱》的创作基底是影像人类学式的。4名人类学家用3个月时间前期调研，3个摄制组各自18个月的观察式拍摄，获得超过1600小时的素材，核心创作者们积累超过50万字的各类笔记，时间跨度和资料体量甚至超过大多数社会科学的田野调查。剪辑也放弃了戏剧性的结构，更加注重呈现碎片化的生活质感和影像捕捉到的情感流露。

　　这种创作方式的结果是，《大河唱》并不致力于将丰富多元的生活压缩到封闭的戏剧结构中，不希望提供一个由创作者直接给出的关于民间文化的确定答案。来自人类学和田野工作提供的“参与式”的相处之道，不仅是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的相互尊重、信任和共情，也通过纪录电影提供了广大观众与自己的故乡、记忆以及乡土文化之间新的相处之道。这同样是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相处之道。相比常规影片，《大河唱》的创作者选择在影像控制上退后一步——影片并非用一套我们熟知的视听语言和认知框架去说服观众，而是邀请观众进入、参与到新的世界中，主动与影像展开互动、发现意义。

　　《大河唱》的独特性还体现在对民间艺术的独到理解上。作为一部音乐纪录片，《大河唱》充分释放了音乐的原生感染力。在画面和歌声中，观众感受到黄河流域至今不变的日月星辰与四季更迭，动情之处甚至会在影院中跟随音乐歌唱。在生活的律动和节奏中，我们体会到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智慧与幽默，沧桑与浪漫。拍摄对象对待生活的用心和真诚，及其通过音乐表达的生活的诗意，代表了今天的中国人对于故乡的真挚情感。

　　《大河唱》将音乐塑造成与生活体验密不可分的一种生命状态，显现了艺术和文化的当代价值。正是影片中这些个体的真实生活和真挚情感，让文化滋养了生活，让生活充满了诗性。影片启示我们，只有在生活和田野中理解艺术，才能够避免标签化和符号化，发掘民间文化的潜在力量和独特价值。

　　《大河唱》提供了对传统文化的新的表述方式。它邀请观众从既有的观影舒适区迈出一步，在画面和音乐中感受丰富的中国。在这条通往乡土的精神之路中，每个拍摄对象都展示出鲜活的生命历程，他们共同传递出当代生活中属于中国人的情感与诗性。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