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二本生”奋斗与出路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二本生”奋斗与出路大头绿衣斗僵尸剧情对眼前这些自己最熟悉学生的长时间多角度观察和思考，黄灯意识到，“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

“二本学生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年轻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

曾写作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并引发讨论的教师、学者黄灯最近出版了新书《我的二本学生》，如书名所提示的，她将关注的重点转为数量众多的、中国最普通二本院校的学生。黄灯以15年的从教经验和观察，追踪了一批又一批的二本院校学生的学习、生活、奋斗和出路。

黄灯

黄灯本人在一所二本院校从教15年，花名册上显示她教过的学生接近5000人。其中，她还分别于2006年和2015年，当过两个班的班主任。长期的课堂教学以及课后的师生交流，使黄灯成为这个群体成长变化的见证者。

为了更深入细致了解学生的精神世界以及身后原生家庭的影响，黄灯还自己设立了“导师制”的教学模式，全方位跟踪和访谈了一些学生的在校学习状况、毕业时找工作的心态和计划以及毕业后的发展趋势、人生走向，等等。对眼前这些自己最熟悉学生的长时间多角度观察和思考，黄灯意识到，“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这使她决定通过创作，以自己亲身带过的学生为切入视角，尝试向广大的读者描摹一群年轻人的生活剪影。

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首先在时间上做了一组对比，这里面有她自己上大学时所在的1992级，有她当班主任所带的2006级和2015级。虽然1992和2006距离的时间较远，但实际上，从毕业后的就业和人生安顿上来说，处于中间的2006级和1992级的差别，远没有和2016级的差别大。造成这种意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上升期的就业机会和房价因素。黄灯在考察学生毕业后生活的境遇时，把眼光关注到了社会更深远的层面，并不拘泥于专业、性格、家境等要素，而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指出，在过去二十年中，就业机会和房价高低对年轻人的生活影响很大。

《我的二本学生》

黄灯在书中做的第二个对比，是空间上的，也就是学生的生源地、家庭流动情况对学生就业去向和人生目标的设定，将产生一定影响。1992级的黄灯的大学同学，大部分都是一份职业做到底，很少更换流动；2006级的学生因为从小就处于社会的变革中，适应并享受到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福利，比如教育资源的分享，父母打工对于孩子教育投资的支撑等，但同时这些孩子也付出了与父母长期分开的成长代价；2015级的学生已经完全适应了流动性强的生活，偶有例外的孩子，被打工父母带在身边，也会在城市中不停辗转漂泊，这些学生已经想象不出还有不用租房的生活。在这组对比中，黄灯聚焦了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尤其是比较偏远的农村孩子，他们能考上二本院校已经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跨越。

黄灯和她的学生

第三个对比建立在学生的不同家庭来源上，黄灯在书中专立章节介绍了她班上的“广东学生”和“深漂二代学生”。广东本地的学生，秉承了岭南文化重乡土的观念，一般很少出外寻觅生存空间，毕业时广州深圳就是他们的第一城市选项，还有很多学生愿意考公务员或者回家经营家庭作坊。“深漂二代学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父母早早在城市打拼，多年的奋斗渐渐站稳脚跟，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提供稳定的学习环境。因为从小看着父母的艰辛，“深漂二代学生”毕业后更渴望一份精致和安稳的生活，父母的小企业，他们根本不愿意打理。这一组对比实现了黄灯对于二十年社会新旧交替中、地域文化与都市文化碰撞中，缓慢与迅疾的复杂追问。所有这些问题和困惑，都构成了她的这些二本学生的个人现实。

跨越时间的、空间的、地理的差异性对比，容易使读者从宏观的角度来了解二本学生这一群体的社会性现实，而书中更真切动人的是一个个具体学生的采访日志。在这些用学生名字命名的章节中，大量的个体访谈向读者倾吐着他们对于高考的心有余悸，他们对于大学城市生活的生疏及他们对于就业的慌张等。他们彼此之间的社交距离，和这个社会的彼此认识过程；他们与父母兄妹之间交流的阻和畅，与故园乡土的亲和疏；他们对于网络文学和游戏的依赖，对于新媒体时代的适应和迷失；他们对于公务员和考研之间的权衡，对于安稳和漂泊的抉择。还有，他们对自己人生还有父母，乃至国家责任的担当。

2016年1月，黄灯发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以一个博士儿媳妇的角度，关注农村的留守儿童、养老、医疗等基层问题，引发了春节返乡问题的讨论，并被中央电视台拍摄了纪录片《家在丰三村》。此后，黄灯陆续对自己的亲人做了一些访谈，并将十三年来从未中断的乡村书写重新结构，于2017年出版了《大地上的亲人》一书。

附：《序言·看见他们》

读者即将翻开的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教学札记。换言之，本书更像普通高校教务处要求老师提供的教学反馈，我不过用另一种语言、另一种形式，表达了对多年从教经历的审视。

1995年，我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按今天的划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学生。2005年，我博士毕业，进入广东F学院当了一名教师，见证了八零后、九零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我的人生经验，包含了双重视域下的自我成长和见证他者成长的参差图景，这种亲历，伴随对现实的体察和感慨，让我直观地感受到一个问题：短短二十多年，那些起点像我一样的二本学生，到底面临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又承担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压力？通过念大学，他们在立足社会的过程中，在就业、深造、定居等具体的人生节点，是否如我一样，总能倚仗高等教育提供的屏障，越过一个个在今天看来无法逾越的暗礁？

我的教育工作，为我提供了审视这一问题的机会。从保留的学生名单看，我教过的学生多达四千五百多名，无数课堂课后的近距离、不间断的师生交流，让我充分接触到一个群体，并真正看见他们。细数我的从教日常工作，也无非就是教公共课、当班主任、以导师制的形式私下里带学生，参与日常的教学、教研活动，辅导学生的学年论文、毕业论文、三下乡实习、挑战杯项目，给各类比赛当评委，随时接受学生的求助和咨询等，但这种琐碎、立体的职业体验，却让我获得了诸多见证学生群体成长的维度。随着时光的推移，以及对学生毕业后境况的跟踪，我深刻意识到，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众所周知，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获得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不可否认，只有少数幸运者能进入几十所光彩夺目的重点大学，更多的则只能走进数量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以我任教的广东F学院为例，尽管学校处于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但从生源而言，接近一半来自广东的粤北、粤西和其他经济落后区域。我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和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务农、养殖、屠宰、流连于建筑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和当下学霸“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在高校的金字塔中，他们身处的大学毫不起眼，但对于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寂寥村庄的最亮光芒和希望。来到繁华的都市后，他们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了感激，并对未来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他们来到大学的路径，完全依赖当下高考制度提供的通道。在应试教育的机制里，他们一律经过了紧张的课堂教学、题海战术、千百次考试的淬炼，从高考中艰难突围，就这样一步步来到大学的校园，来到我的课堂，并在不知不觉中养成温良、沉默的性子。

他们的去向，更是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根据我的观察，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去向会对应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一层层，一级级，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干脆利落，并无多少意外发生。

任何群体中，若要跨越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和阶层，个体要经历怎样的内心风暴和艰难险阻，只有当事人知道。作为二本学生，他们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毕业以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毫无意外地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

我得承认，作为教师，我对世界安全感边界的认定，来源于对学生群体命运的勘测。二本学生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年轻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多年来，在对学生毕业境况的追踪中，负载在就业层面的个人命运走向，到底和大学教育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是我考察学生成长过程中，追问最多的问题，也是本书竭力呈现的重点之处。我想知道，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原生家庭，以及个人实际能力，在就业质量中所占的具体权重。如果其权重越来越被个人实际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那么，对大学教育的审视，将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命题。

在中国快马加鞭的教育背景中，无论名校的光环怎样夺人眼球，都不能否认多数的年轻人，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挤过这座独木桥，而只能安守在各类普通大学，这是我写作本书一个基本的观照和讨论前提。毫无疑问，在自我瓦解、自我提问式的写作过程中，本书承载的落脚点，意在探讨中国转型期青年群体尤其是普通青年群体的命运和可能，换言之，这些文字不仅面对教学日常，更面对青年成长、命运和去向，它打开和呈现了一个群体隐匿的生命境况，是有关年轻个体的生命史和心灵史。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之所以将目光更多对准广东学生，这固然和我所在的高校是一所地方院校有关；和我作为一个内地人来到广东生活后，所经历的异质性生活经验有关；更和广东复杂维度与我先前的南方想象的落差有关，但其直接动因，则源于一次课堂的偶遇。

2006年5月17日，周三。课表上，排给我的是计算机系的《大学语文》，根据教学进度，当天安排的是作文课。因为天气是少有的大台风，学生在二栋简陋的教室，都能感受到大风在龙洞山脉中的肆虐和威力。我将原本准备好的作文题，临时改为《风》，让学生现场完成。作业收上来后，一个名叫邓桦真的女孩所写的内容，让我无法平静。从她简短的叙述中，我还原了一个家庭的基本脉络：多子女、半年没拿到生活费、家庭月收入不足一千，因为父母年龄不到四十五岁，桦真申请的助学贷款被拒。她所描述的状况和无奈，让入职不久的我极为震撼，以致在一种不安和难以放下的焦虑中，当天就通过校内邮箱，向全校的老师为她发起了募捐。

多年来，惯看广东经济发达和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亲闻珠三角火热的经济势头对全国吹起的号角，我对南方的理解和想象，始终停留在发达、开放的单一向度。偶然的《风》，让我第一次纠偏了这单一的印象，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我的班上，仅仅通过一次课堂作业，就能窥视到比我年轻很多的学生群体中，竟然还有面临吃饱穿暖层面的现实困境。因为顾及学生的自尊，我没有打听这个女孩的更多消息，毕业多年，也不知道她身处何处。

但她的作业，她的《风》，却让我对流水线般的课堂，从此多了一份驻留的聚焦。

在完成《大地上的亲人》后，我曾多次追问，我笔下触及的一个重要人群，我的外甥、侄子、堂弟，那些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的亲人，如果没有遭遇留守儿童或者外出打工的经历，如果考上了大学，将会面临怎样的生存和命运？生活是否会呈现出另一种可能？这种追问，显然来自我个人经历与职业经历的触发，构成了我考察学生群体的另一个隐秘维度。巧合的是，从2005年至今，我所教学生的年龄跨度，恰好囊括了我上面所提各个年龄段的亲人。我从事的职业，恰如另一扇窗户，让我得以拥有机会，预设亲人的另一种面相、另一种生存。尽管在《大地上的亲人》中，我为他们没有机会念大学而深感遗憾，但目睹一些境况相似的孩子念完大学之后的真实处境，内心有一种隐秘的释然。相比我有过留守经历的亲人而言，我的学生和他们的唯一差异，就是负载在文凭上的那一丝并不确定的期待。卸载掉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身份的各种兜底后，他们的人生开始与市场直接搏击。

我不否认，学生的命运，农村孩子的命运，其实也是我的命运。他们的现实，不过预演我晚出生十年、二十年后的生存，这种时空错位的命运互证，不过再一次强化了我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在急剧分化的现实语境中，我企图通过文字勾勒高校学子的真实场域，以凸显普通青年进入社会后突围、奋斗以冲破自身局限的路径。

我不否认，在写作过程中，因为不同时代对照所产生的反差，以及诸多个案中一次次确认学生命运和背后家庭之间牢固的正向关系，我内心陷入了不知所措的茫然。在进入他们背后更为真实细致的生存肌理，目睹他们日渐逼仄的上升空间，以及种种难以突围的生存场景后，我内心确实有着难以排解的压抑和沉郁。

作为从教者，我亲眼看见全社会最应具有活力的青年群体，越来越多的年轻个体回退到更为封闭的网络世界。不少学生认定今天的便捷和丰富理所当然，今天的失衡和坚硬也理所当然，他们不追问高房价的来由，难以感知各类存在的差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手机、网络、信用卡的时代，也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没有房贷、教育成本低廉的时代。他们甚至有意无意地转过头去，从不直面大学毕业的起跑线上，同样年轻的躯体去向却千差万别的现实。他们认定个人奋斗，自动剥离个体与时代的关联，在原子化、碎片化的具体语境中，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被轻易转移到了个体的机遇、命运和努力程度上，个体层面学生与命运的抗争，和整体层面学生无法与命运的抗争，两者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作为见证者和施教者，我想知道他们的隐秘。我不否认，对于年轻群体而言，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精神历程，这一切竟然都在无声无息中完成，在市场化、成功学、工具理性明码标价的惯性中完成。我想知道，在现代性进程中，年轻人，尤其是底层年轻人，事实上成为这一进程的直接后果，成为市场化、工具化的直接承载者后，这种后果和当下教育目标及现代化进程，到底呈现出怎样隐秘的关系？我想知道，当一个具有精英观念的老师和毫无精英理念的学生群体相遇，当一个抱持理想主义的中年教师和一群持有现实立场的年轻群体相遇，他们中间是否存在互相看见和唤醒的可能？

至于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为什么更倾向于喋喋不休地讲述学生的故事，倾向于让学生自己出场，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呈现他们更为细致的成长经历、生存状态、生命去向，是因为我一直坚信，在找不到确定性和结论以前，倾听更有力量，让他者发出声音必不可少。无数学生的剪影在我脑海翻滚，我只能依据文本的需要，严格遵从本来的边界，让不多的学生来到我的笔端。对于个体生命的表达和理解，我向来不喜欢戏剧化的呈现，警惕情节化的凸显，我更看重普通生命节奏里所隐含的人生真相，过滤掉学生身上那些新媒体时代极易吸引眼球的事情，我更愿意凸显他们倏忽眼神背后的仓促和隐忍。

我知道，相比学生群体的丰富和我笔下人物的有限性而言，我的表达，具有天然的局限。我既无法通过穷尽对象的学理式写作获得答案，也无法通过严丝密缝的推理来寻找结论。唯一能够依仗的，不过十三年从教生涯中，通过对学生群体的持续观察，以及来自师生关系的长久联系、观照，所获得的感性认知。通过打开有限个体的命运，我发现他们的生命故事，竟能验证自己的某种直觉，并在这种直觉中，帮我找到一种理解时代的可靠方式。我知道本文无法提供整体性的观点，不过呈现了个体见证的生命景象，但我不能否认，正是具体的生存，让我意识到中国普通青年群体，在时代的洪流中，某种必然的遭遇和突围的可能；我不能否认，正是鲜活的个体生命，丰富了我对年轻人的认知和理解，稀释了此前对这个群体常见的曲解和成见。

——本书出场的年轻人，全部来自我任教的广东F学院，时间跨度始自2005年直至今天。写作的线索，主要依赖我教公共课、先后两次当班主任的观察、私下的导师制施行过程，以及我对广东学生的刻意聚焦。我欣喜地看到，尽管年轻人的奋斗夹杂了无数心酸，但他们蓬勃的生命力，依然呈现出了生命本身蕴含的创造本质。他们努力、认真、淡定，有着无法想象的韧劲；他们蕴含的巨大力量，足以迸发出各种可能。

今天，二本院校的起点，也许让他们默默无闻，但没有人否认，无数个体的努力，正悄悄改变群体的命运，并事实上推动社会更为稳固的站立。

世界已悄然改变，对大多数人而言，日常生活并未产生太多的变化，但那宏大的转身，终究会渗透进我们生活的细枝末节，会介入年轻的生命。

看见他们，看见更多的年轻人，是我作为一个在场者记录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