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北京有个贫民版“天才少年班”, 如今他们怎样了？

10年前北京有个贫民版“天才少年班”, 如今他们怎样了？小品同桌的你下载刘正奎和工作人员跑遍了北京郊外的打工子弟学校，见了好几十位校长，试图找到一批符合条件的青云学生。 青云班的另一个学生李小溪，江苏人，两岁跟着父母到了北京，在丰台区读过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室是一间普通的居民…

编者按 如果从一个城市里六十万打工子弟中挑选出最聪明的那一批人，给他们提供因材施教的教育，让他们不浪费天分，不从传统教育中滑落，最终能否摆脱父辈的命运？这是一个包含复杂命题的教育样本，从中我们能窥探到流动儿童受教育的现实状况、阶层固化与冲破它的难度、大城市里小人物的漂流史。

本文由蓝橡树 (ID:blue_oak)综合编辑整理。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一群穷孩子的实验》（《人物》杂志）

十年前，北京有过一个叫“青云学子计划”的教育实验，从全市六十万打工子弟中挑选出一批较为聪明的孩子，试图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最大限度挖掘他们的潜力，从而摆脱父辈的命运。

如今，十年过去了 ，这群孩子长成了二十一二岁的青年。

回头来看，这个故事或许算不上完美：首先，实验不时受到升学制度、原生家庭等各种因素阻挠；其次，这批孩子也并未个个如愿进入大学、从此走向高光人生。

但我依然被深深打动了，因为无论后来的境遇如何，谈及人生里的这个插曲，他们均心怀感恩，并坚信“我们人生中的哪些东西被改变了”。

青云班的学生们

被宋庆龄基金会带进了人民大会堂

中科院心理所教授刘正奎，出生于安徽农村，1997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安徽某贫困任乡政府教育办副主任。

当时县里外出打工的人多，留守儿童也多。刘正奎在工作中发现，这些孩子由于和父母长期分离，内心或多或少有些创伤。

几年后，刘正奎调任去中科院心理所，便格外关注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心理创伤问题。

2007年的某次饭局上，三辰集团董事长孙文华提到自己想办个公益学校。

三辰集团是做动画起家，代表作品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蓝猫淘气三千问》，而孙文华本人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毕业，深知教育的重要性。

同桌的刘正奎听了，有点遇知己的兴奋，他给孙文华提建议，“如果真想做，就关注那些跟着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所谓的流动儿童，他们急需帮助。”

在刘正奎看来，有些非京籍的流动少年，既聪明又有韧性，却受制于客观条件，天赋被浪费，着实可惜。

酒局结束后，刘正奎与孙文华建立了联系，他们多次讨论要办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才能更好地帮助这些孩子。最终决定“办一个不大但要有影响力的学校”，专招收那些“贫穷又有天赋的打工子弟”。

2009年，孙文华捐资1000万元，设立“超常教育专项基金”，用于项目运作。同年，赵大恒从北京八中退休，加入青云。

赵大恒是北京教育界响当当的名师，他带的北京八中少儿班，高考平均分在620分以上，关于怎么教育早慧的孩子，他有着三十年的经验。

资金有了，老师有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009年，是“青云学子计划”正式在北京招生的第一年。刘正奎和工作人员跑遍了北京郊外的打工子弟学校，见了好几十位校长，试图找到一批符合条件的青云学生。

他们发卷子给学生做，试卷上的几百道题，无关知识积累，而是看应试者天生的逻辑。

通过考核的孩子会被带到中科院上几天课，学初高中物理，有老师在旁边观察记录，看他们的吸收和理解能力。

最终，“青云计划”从八九百位应试者中招到了24个学生，这24个学生中，除了极个别的，都符合“智商较高”、“家庭贫困”两个条件。

2009年秋天，青云班在芳草地小学开学了。著名的芳草地小学，曾是外交部子弟小学，后来又成为了全国第一所公办国际学校。

彼时，万和城校区刚刚建成，一共就两个班上课。青云班的24个孩子，用一整层楼。

第一届青云班

芳草地小学万和城校区的开学典礼

24个孩子中，有8个女生，16个男生，他们是超常儿童，也是装修工人、餐馆服务员、废品回收者、临时工的孩子。

徐博是“青云学子计划”的第一届学生，来自河南信阳农村，父亲在北京东五环外东坝乡皮村的小餐馆里帮工。

不上学的时候，徐博也在馆里跑前跑后，做些前台点单、后厨刷碗的活儿。

自打进了青云班后，徐博每周日下午都会背着书包、换上干干净净打的校服去上学。

公交车穿越城市，从东六环到北四环，终点是芳草地小学的万和城校区。用他的话说，“是在两个世界里穿梭。”

小学时，全班一起庆祝徐博的生日

青云班的另一个学生李小溪，江苏人，两岁跟着父母到了北京，在丰台区读过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教室是一间普通的居民平房，学生多，中午排队吃大锅饭。

后来去的一所学校，校车是废旧的面包车，每天拉满满一车学生。有时司机会大喊让站着的学生全部蹲下，怕被执勤的交警看见。

和班里的其他学生一样，来到青云班，徐博和李小溪都觉得美好得不太真实。

每周，体育老师张艳杰会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带着孩子们离开学校，到自然里去。

他们在奥森公园体验四季，去地坛公园观察观察花苞，在后海看柳条儿抽出嫩芽，在朝阳公园散步，还坐着火车去爬了泰山......

青云班的学生们在泰山

在自然里，张艳杰教他们认识植物，培养他们的观察和感受能力。比如，让他们闭着眼睛感受一棵树的表皮纹路、气味、温度和声音......

只要出门，他们基本不坐车，都是靠走路。有时走上十几公里去鸟巢，再走回来，孩子们边叫苦不迭，又兴致勃勃。

课上，会有一些团队协作的项目，张艳杰把体力强和体力弱的分在一组，把开朗的和沉默的分在一组。

他设置的任务，往往都需要调动所有人的优势才能完成，“慢慢他们会意识到，只有我们组合起来，一起解决问题，才能变成超人。”

张艳杰带着青云班的同学出门玩雪

另外，青云班的老师们有一个共识，即见识高于知识。

孩子们曾被带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被带去博物馆看展，刘正奎校长还请过十多位院士到青云班来，告诉他们科研是什么、南极科考是怎么回事......

最让徐博印象深刻的，是张艳杰会在课上放一些短片，关于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这些世界名校的建校过程，还告诉他们什么是托福、SAT考试。

跟踪了这个项目十年的老师成吉思说，“我们的孩子，比其他农村孩子见识大多了。这是我们的初衷，他们成绩可以不好，但见识不可以不多。”

2009年秋天到2012年夏天，三年转瞬而过，第一届青云班小学面临小升初。正巧，东北师大附中在朝阳区建了一所分校，接受了青云班的孩子。

而就在小升初这一过程里，有少数学生放弃继续参与实验——出身第一次开始主导学生们的人生走向。

由于当时并不那么严格的筛选，24个孩子中，有两个孩子是有北京户口且家庭条件不差的。

他们小学毕业后便离开这个项目，一个在本科时就去了美国，另一个考入北京八中，并最终考上了北大。

另一些孩子则被父母送回原籍。

按照当时的政策，孩子们在北京无法报考高中，只能报考职校，一些家长为长远计，让孩子们回到原籍。其中一部分人最终没有考上大学。

李小溪也离开了这个项目。原因是父亲认为新学校离他们当时租在海淀的家太远。

之后李小溪度过了颠沛流离的几年：先是在海淀一所初中上到初二，后来转学至河北保定，之后又转学到江苏连云港老家。

她是个敏感又早慧的女孩，见过什么是好的，那种教育方式的对比尖锐地刺痛着她。

江苏那所高中，一年只有十几个学生能考上一本，成天抓语数英，一样的题老师能来回讲两三遍。

而那些留在东北师大附中朝阳分校的学生们，继续了三年安稳顺利的生活。青云班三年的课程，为这些孩子打下了好底子。

他们学的新概念英语，比普通小学更难，数学物理也超前学了初中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他们个个自信，初中校长曾这样评价道，“就没有见过刚上初中就眼界这么开阔的孩子。学校来个院士、来个博士，他们就好像不为所动。”

但等到初中毕业，高中入学又成了问题。没有北京户口，要么回原籍读高中，要么留在北京考职校。

项目方联系了俞敏洪，让孩子们直接去新东方国际学校就读。国际学校学费高，一人一年十几万，俞敏洪给打了折。这钱还是由项目方来出。

有了这样的条件，项目方希望能再次将从前那批失散的孩子召集回来。

刚读完高一的李小溪，也收到了“重聚”邀请。这个消息对她来说像是黑暗中的一道光，“当我待在家里刷题的时候，真的太难受了，不如我就出去看一看。”

所以，当年24个孩子中的一部分，在北京重聚了。

进入国际学校、准备留学，让这群孩子看到了比以前更大的世界、更开放平等的教育方式，但也感受到来自金钱和出身最直接的刺激。

在新东方国际学校的第一学期，刚开学，就有家长给学校提意见：“咱也算一个小贵族学校，价格也挺高，怎么搞了一帮农民工的孩子进来了？”

而对青云班的孩子们来说，国际学校的各种对比更是无处不在，“那时我们班所有人都很穷，把我们放到一起，就显得整个班都很穷。”徐博回忆道。

但同样是在这里，这群孩子也一点点地融入国际学校的生活。徐博加入了校橄榄球队和帆船队——这都被视为是中产阶级的孩子才会参与的运动。

那时他们真心相信，自己真的可以去美国念大学。他们从高一就开始同步学美国高中的课程，高二考托福，准备去美国大学的申请文书、挑选心仪的学校和专业。

但到高中最后一年来临前，变动接连出现。

首先是他们得到通知，中止对美国大学的申请，一起去西澳大学读书。西澳大学的校长当时去了北京，对这班学生们的成绩满意，愿意给全班学生奖学金。为了让全班学生都能出国，项目方认为集体去西澳，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如果学生们同意去西澳，西澳大学将给他们提供能够抵扣学费的全额奖学金，青云计划给他们提供的贷款足够他们支付房租。

正在澳洲上学的徐博

但学生们在澳洲的其他生活费需要家庭支付，或是自己打工挣钱。按照估算，这笔钱每年大概在人民币五万元左右。

而这每年五万块的生活费，难倒了一半人——全班有接近十位同学，都在最后关头放弃了去澳洲。

有人回老家上了专科，有的上了技校，有的直接工作，还有人从高一重读，考了一次或两次高考，上了大学。

李小溪也是放弃澳洲的学生之一。她是这个班级的班长，从小就是全班最聪明、最被老师看好的孩子之一。

但她家里不是能不能拿出一年五万块生活费的问题，而是连一张去澳洲的机票都承担不起。

她就这样离开，回了江苏老家，最后考上了北京一所211大学，凭借自己的力量，重回轨道。

谈及结果，一位十年来一直服务青云班孩子的工作人员叹息道：他们当时是怀着改造孩子们人生的心理，希望他们成为真正的社会栋梁。但在漫长的过程里，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曾经被视为贫民版八中少儿班的天才班级，没有完成预期的目标。

对此，徐博却说，“从外界看，这可能是一个失败的投资，是一个不太成功的教育案例。但我觉得它是成功的，它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一个向上的人、一个正直的人。”

原标题：《10年前，北京有过一个贫民版“天才少年班”, 如今他们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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