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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月评|金融反转预示二季度经济大概率将V型恢复

与内生失衡引发的经济衰退不同,新冠疫情虽引发各国经济深度衰退,但触发原因属于外生性冲击,因此在政策层面更需要注重相机抉择,即依据疫情发展态势和经济恢复情况,将政策对冲进行动态调整。而鉴于疫情在各国集中爆发时间存在时滞,加之各国控制进程也不同步,相应造成各国的政策差别很大。

例如,在欧美地区,由于新增传染病例数曲线迟迟未趋于平坦化,这些国家只能被动实施多轮政策对冲。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亚洲国家,由于疫情较早就被有效控制,且经济得以恢复,因而在常态化防疫保障下,这些国家前期的政策对冲就有了逐渐退出的空间。

具体到中国而言,针对疫情的冲击,宏观层实施多策并举的政策对冲。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就通过运用降准、公开市场逆回购、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超预期投放流动性”,而且还累计下调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和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30个基点,创设了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等等,由此直接带来货币金融条件也超预期的宽松,货币市场隔夜资金利率一度降至1%以下,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降至2.5%以下,人民币汇率也有近3%的贬值。

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实际同比增速由去年四季度的6%降至-6.8%,GDP季度环比折年率更是由6.1%降至-33.8%,GDP名义同比增速由9.6%降至-3.3%,显示在疫情冲击和防疫过程中实施了较为严格的隔离措施叠加影响下,经济产出出现了阶段性的巨大缺口,而A股一季度接近13%的跌幅则显示当时市场对经济前景预期的悲观程度。

进入二季度以来,伴随经济复工复产进程的有序推进,经济内涵的韧性逐渐开始释放动能。按照英国《金融时报》对房地产销售面积、城市交通拥堵、主要发电厂的煤炭消耗量、集装箱货运量、电影院票房和10大城市空气污染指数等数据的综合估算,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恢复了80%以上。

另外,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也有2月份37.31连月回升至49.10,基本接近去年底49.81的水平。

单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只要疫情不在出现大范围的反复和常态化防疫能够提供有效保障,新冠疫情对于经济运行阶段性的外生冲击就将呈现式微态势,而前期超预期政策对冲效果完全显现还有一定时滞,因此,需要相机抉择地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而易刚行长在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上也明确表示“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重政策设计激励相容,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

自5月中下旬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主动对市场预期进行了引导,相应在汇率和利率逐渐向上年末的水平靠近,同时在疫后经济将V型恢复的市场预期推动下,A股快速反弹,幅度接近30%。

所以近期在政策相机抉择调整引导下,中国的货币金融条件虽然有所收紧,但这只是对疫情期间超预期宽松状态的纠正,而非为趋势性转向,而按照“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的要求,前期抗疫政策的适时退出,不仅消弱了政策“后遗症”,防止金融脆弱性的抬高,更为后期政策还能在“正常空间”内保持灵活性提供了重要保证,而金融率先出现的反转预示着经济于二季度大概率会将V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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