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中国历史学如何构建话语体系

在一个需要理论的时代，中国历史学如何构建话语体系我相信简谱 中国共产党有过三个“历史决议”，这不仅是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晋看来，其对“三大体系”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历史学科建设来说，从话语体系的建设来说，我们要…

“到现在为止，以西方为中心所构成的一套史学话语体系，在我们的整个史学话语体系中，依然占据着支配地位。这套话语体系的本质是在近代‘丛林法则’理论下，把人看作是孤立的。中国要构建新的历史话语哲学体系，重点是要抓住‘人是历史的主体’。”

日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浦东论坛——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2021”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和线上会场同时举办，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姜义华在发言中如此强调。

自2017年设立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浦东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先后围绕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文学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建设，邀请国内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到会发表学术演讲，取得了良好的学术影响与社会效应。

本届论坛聚焦历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协调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共同指导，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协办，期望历史学科在三大体系建设上坚持以史鉴今，经世致用，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历史学传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贡献历史学科的经验和智慧。

大力发展学术期刊，改变既有研究模式

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指向，已经成为学术界积极探讨的重大课题。

在长期从事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研究的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看来，学科、学术、话语，归根结底都是知识生产。从培育平台、发表平台、传播平台这三个知识生产的构成层面来看，中国的知识生产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不容乐观，在世界整体知识生产中占据的比重和质量依然偏低。

“当今世界知识生产领域当中，学术期刊是最能反映学术创新能力的，然而中国的学术刊物尤其人文社会科学类，在世界期刊中占比是非常低的。如果这种现象不改变，我们今天谈三大体系建设，将是无源之水。”陈恒说。

要改变这种现状，陈恒建议，首先是要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放宽对学术期刊，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刊号的严格审批；其次，发展若干大型国际出版社，尤其是要发展学术期刊出版集团。第三，积极对外开放大学职位，营造环境，大力吸引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人才来中国定居、任教，从而激活中国知识生产的潜力，提升学术的能力。最后是要大力发展“外”字头的学科，尤其是世界史，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西方现在正在逆全球化，我们要推进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引领全球化。”

如果说陈恒是于外部看“三大体系”建设，那么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姜义华则可以说是从内部对既有的研究模式进行了反思。

在他看来，中国历史学构建新的话语体系，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跟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用这两大智慧体系解读人类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

姜义华认为，人类正在进入以信息革命、生态革命、人类健康革命为标志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有着诸如虚拟化、走出贫困化等诸多特点，这对重新认识人的本质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

“在这个新时代，中国文化中一直强调的大同理想、天下为公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姜义华表示，中国要构建新的历史学话语体系时，必须走出过去已经形成的模式，走出当年把人看成孤立原子化个人的“丛林法则”，真正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从文明的角度研究人类本身，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在很多关于中国的话语、中国的事情，我们中国的声音到底能不能传得出去，到底西方相信谁对中国的表述？”在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看来，制约中国声音在国际传播的一大障碍是所谓的“学术岛链”，想要打破这个现状，想要建成话语体系，首先是要形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就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做揭示的功夫，尤其是历史学，需要用材料说话，要经得起推敲。做到了这点，只要是有良知的人类、世界各国人民就都会接受。

关注重大社会问题，呼应现实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杨艳秋认为，长期以来，史学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仿佛隔着一道鸿沟，许多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者专注于自身与的探讨，对现实问题缺乏关注，史学理论研究由于空洞的风险，从理论到理论，到概念到概念，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

“近30多年以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话语体系以及各种概念工具，一方面极大扩充了我们历史研究的手段，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激发了我们的理论和思想的创新，但另一个方面，也使我们的历史研究越来越失去主体性。”杨艳秋表示，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需要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学理科学性的历史解释体系，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史学产生和发展的深厚土壤，结合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优秀的思想与理论遗产，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构建既符合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实际，而又具有全球视野的，融合古今中外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

中国共产党有过三个“历史决议”，这不仅是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晋看来，其对“三大体系”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常说，要让历史告诉未来，党的历史凭什么能够告诉未来呢？就凭它创造的重大成就能够鼓舞人，凭它深化的思想理论能够引导人，凭它锐意的精神谱系能够感染人，凭它积累的宝贵经验能够教育人，凭它沉淀的历史规律能够启迪人。”陈晋认为，党的历史决议呈现出各种精神上的、成就上、理论上、经验上、教训上、规律上的话语，每个历史决议都提供了一套怎么看待我们历史的新鲜话语。从历史学科建设来说，从话语体系的建设来说，我们要把这个话语利用好、阐释好、发挥好，让它在我们的历史学研究当中呈现出更大的作用。

论坛还进行了四个线上会场，近40位专家围绕“学术流变与国家治理、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世界历史的进程和当代中国的史学话语与公共史学等主题展开学术交流与讨论。研讨涉及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边疆思想，客家考源工程；近代中国经史传承、民族复兴与家国叙事，中国道路与外交话语形成；大变局视域下的全球文明交往、世界体系演变、经济史、海洋史、医疗社会史；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话语体系、历史阐释框架以及数字史学等内容和领域。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充分发挥历史学知古鉴今和资政育人作用，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中国历史学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和学术话语。积极开展与国外历史学界的对话与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贡献中国力量、形成中国学派，谱写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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