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未长大”：你不得不承认这一届孩子跟我们那时不一样

“成年未长大”：你不得不承认这一届孩子跟我们那时不一样阿sa专用 阿奈特采访过一位叫伊恩的22岁年轻人，他尽管知道当记者一年挣得比父亲做医生少太多太多，但还是选择新闻工作，“如果我能完全享受生活中所做的，我就比我爸富足。”处于成年初显期的年轻人，不似上一代人对工作的…

上一代父母与下一代年轻人之间正在呈现出重重矛盾，传统观念中的光宗耀祖、成家立业思想与20多岁的年轻人追求个人幸福和独立的探索之间经历着焦灼与PK。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关注“成年初显期”。

掀起一波观影高潮的《爱情神话》的导演邵艺辉，终于在30岁的时候推出了她的处女作。

“片子里的安福路、五原路、巨鹿路......就是我住上海时日常生活的地方。刚来上海我住在常熟路那边的歌剧院附近，和另外一个女孩合租，一人5000块。我不用上班，一般中午起床，吃饭之后写作，有时候去咖啡馆写，写完就回来，买菜做饭，晚上看看电影。后来也换过几次房子，但都在这附近，一呆就是六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邵艺辉，起初还在北京短暂“挣扎”过，很快便转战上海，这6年里，邵艺辉的经济来源有三：写小说和公众号打赏；母亲接济；卖电子烟。

这事搁到传统观念和刻薄嘴巴里，就是“白养了一个大学生，毕业这么多年还不成器”——事业，没有；收入，不稳定；婚，没结；孩子，就更别提了。

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情以后怕是会越来越多了：已经成年的孩子仍然像未成年的孩子一样不着调，定不下心，他们不在乎挣多少钱，在乎的是这是我想要的吗？他们可能在各种工作中辗转腾挪，在一段又一段情感中停留、离开……

今年的北欧冲奥影片，也是戛纳获奖影片《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同样关注了这一现象。

甜姐朱莉是医学院的优等生，按部就班的话，前途本应一片光明。可有一天，朱莉发现自己并不想成为外科医生（当年高考分数高，所以选了医学专业），给病人做手术太具象，像木工，她认为研究人的灵魂更有趣。于是，掉头换专业，改学心理学。可第一天上课，她发现心理学也挺没劲的，教心理学的那个男老师更有意思点儿。浏览社交网站上的照片，她突发奇想：我是一个视觉化的人，我应该选择新的人生方向：职业摄影师。她花掉学生贷款买相机和镜头，靠在书店打工养活自己，谈一段又一段恋爱，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就这样站在了30岁这道坎上。

北欧国家的高福利制度让朱莉不需要担心未来生活，高等教育的机会让她更愿意关注内心感受，女性平权氛围也让她在面对妻子和母亲身份时有勇气、有空间去犹豫和拒绝。

生命新阶段：成年初显期

事实上，21世纪的发展心理学界越来越重视这个现象，他们把它定义为新出现的生命发展阶段。美国知名心理学家阿奈特将这个阶段称之为“成年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它是青春期到成年期之间的衔接。

作者阿奈特提出了“成年初显期”概念。

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塑造新一代年轻人

阿奈特对美国18-25岁的年轻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采访和调查，他发现长大成长变得越来越久。大时代被认为是这一现象的背后推手：制造型经济转向需要信息技术的服务型经济，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年轻人要等毕业以后才能履行成人的职责，要到20岁后半段；避孕药的发明引爆了性解放，意味着年轻人不必为了拥有稳定的性关系而步入婚姻；妇女运动提供给年轻女性工作机会，有很多选择，又没有20多岁就要结婚的压力；青年运动诋毁、抹黑成年期，并颂扬保持年轻、像年轻人那样去行动和感受。

现在学的专业？未必就是我想要的，我得再看看；

就这样干一辈子？未必就是我想要的，我得再看看；

从此待在这个城市？未必就是我想要的，我得再看看；

和眼前的恋人共度一生？未必就是我想要的，我得再看看；

生娃，做爹妈？不是我现在想要的，我得再看看；

我不想被困住，或许现在看起来很失败，可是我还是想要过自己想要生活，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的交融，发生在美国、北欧的事情，也正在中国上演着。

“我和她爸爸从小城市考到北京很不容易，对孩子的教育也很看重，读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毕业去英国留学。本想着她这一路比我们走得更高更远，可事与愿违。回到北京她找了一个艺术类工作，一个月税后1万元，还说这就是她想要的，她觉得舒服的就是好的。我真觉得自己做父母好失败，说不出口。你知道吗？乡下亲戚的女儿从小哪儿有这样的条件，可是为了不在流水线上打工，硬是靠自己考上本科，现在金融机构里混得风生水起。我想不明白，这到底是我们养育孩子出了问题，还是‘穷’反而能推动人更想往上走？”一位海淀区的母亲无奈地反思。

父母希望孩子早点成功，孩子忙于对自我探索

上一代人依然保持着早一点确定职业发展方向，早一点占领资源收获成功，进而担负家庭责任的念头，而这一代年轻人则在个人自由、个人感受、个人幸福上倾注更多：我想要活出我自己来。

阿奈特采访过一位叫伊恩的22岁年轻人，他尽管知道当记者一年挣得比父亲做医生少太多太多，但还是选择新闻工作，“如果我能完全享受生活中所做的，我就比我爸富足。”处于成年初显期的年轻人，不似上一代人对工作的态度，不是为了养家糊口和光宗耀祖，而是为了确认“我是谁”“我想要做什么”，他们对工作都有一份更高的预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才能、兴趣发挥出来，渴望与“火花”相遇。

但是，父母们无疑也要为这样一份改变承担责任。发展心理学家们认为正是这一代一代父母通过努力不断地为孩子们创造出更好的经济环境，也创造着更加开放、更关注人的意义和自我实现这样的文化氛围。

但是，横亘在两代人之间的时代差异带来了观念上的强烈冲撞。

阿奈特回忆十几年前的一件旧事。“我在提出‘成年初显期’这个概念时，时代周刊告诉我的出版商——哈佛大学出版社，他们想做一期关于这本书的封面报道。我当时很激动，没想到出来的这篇报道极其负面，令我吃惊。封面照片是一个小伙子，穿着礼服衬衫和裤子，坐在一个沙盒里——‘他们靠父母养活，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伴侣换了一个又一个……他们就是长不大’。文章基本上是在表达对年轻人缺点的悲叹，引读者嘲笑他们比父辈和祖父辈花更长时间才步入婚姻殿堂，为人父母，做全职工作。”

国内的吴波博士在《我们这样长大成人：青年人的自我认知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对中国年轻人中的“成年初显期”进行考察，她也发现，上一代父母与下一代年轻人之间正在呈现出重重矛盾，传统观念中的担负家族责任、传宗接代思想与20多岁的年轻人追求个人幸福和独立的探索之间经历着焦灼与PK。

面对这样一段难以安稳和确定的阶段，父母们常常是难受的：总也看不见孩子真正长大成人。心理学家们安慰父母，“年轻人在利用这段自由的时间探索，这是一种聪明。”阿奈特表示。更多心理学家把这些探索归纳为对爱情和亲密关系的探索，对工作和职业发展的探索，对世界看法的探索，他们在被成年人身份和责任束缚之前，渴望拥有更广阔的人生经验。过去的人们很少面临这个阶段。在脱离父母监控，和成为担负责任的成年人之间，时代给了这些年轻人难得的自由。

时代正在发生变革，小人物裹挟在浪潮中，说不清躺平和内卷哪个更好，追求自我与追求成功哪个更好，长时间探索和早早确定方向哪个更好，但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一届孩子可能就是跟我们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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