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额济纳居延遗址（“一带一路”文化）

居延遗址大同城
康建国摄

　　90多年前，在中国北部边疆额济纳沙漠里，出土了被誉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之一”的居延汉简，从此居延之名蜚声海内外。居延遗址群面积广大、历史悠久、文化遗存种类繁多，从当今行政区划来说，分属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而以黑城、大同城、甲渠塞等为核心的重要遗存均位于额济纳旗。

　　丝路要道

　　史前新石器时代，居延一带就有人类频繁活动的印迹。先秦时期，居延是乌孙的活动区域，秦朝居延成为大月氏牧地。汉武帝时始见“居延”之名。“居延”一词为匈奴语，《水经注》解其意为弱水流沙。汉代居延地区是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也是汉廷防御匈奴的战略屏障。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路博德为强弩都尉，屯驻居延地区，修筑障塞、烽燧等军事设施，设置居延都尉府、肩水都尉府。东汉时期，又在居延地区设张掖郡居延属国，属凉州管辖，治所在居延县。汉献帝建安末年，在此设立西海郡，治所仍在居延地区。

　　自汉代兴起的丝绸之路，将居延作为重要的中转地。经过河西走廊的绿洲丝绸之路，其中一条线路就是从甘肃向北经居延地区中转，再从这里向漠北进发。还有一条从草原上通行的丝绸之路，始终在今天漠南地区呈东-西走向延伸，从东部地区的辽中京城、上京城以及元代的大都、上都城向西，经过集宁、黄河北岸的河套地区，再向西进入居延地区，然后从此处折而向北。通观大漠南北的地理形势可知，居延地区是穿过茫茫戈壁最便捷的交通节点，过往的行人、商队均要在此备齐补给，才能向戈壁进发，来到广阔的草原深处，然后再走向中亚、欧洲。

　　唐代居延地区是沟通农牧文化的交融地带，是北方草原民族“参天可汗道”的必经之地。政府在此设“宁寇军”统领居延军务，筑大同城，防御突厥、回鹘等北方民族，并为归附的突厥、回鹘部众提供安定的生活家园，同时也为丝绸之路上过往的客商提供了歇脚、中转之地。著名诗人王维曾经来过这里，留下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不朽篇章。

　　沙漠古城

　　西夏至元代是居延地区继两汉后又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西夏在居延设立了黑水镇燕军司，即黑水城，继续同西域乃至遥远的欧亚大陆保持密切联系。元代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从西域经过这里到达上都城，他的行记里说这里的城叫“亦集乃”（即额济纳），足见当年草原丝绸之路在沟通中外往来上的发达和便捷。亦集乃路总管府的治所就建在西夏黑水城之中，其城址在原有基础上扩建，形成今天所见的黑城遗址的规模，今天我们还能辨识出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城的基本形制和布局。

　　西夏和元代时期，居延地区的农业非常发达，留下了较多的农田和河渠遗址。宗教也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寺庙、佛塔等宗教建筑随处可见。今天人们去黑城一带考察，从远处就能看见沙漠中的城垣和城角矗立的白色佛塔。黑城东西长421米，南北宽374米，城墙夯筑，残高9米，平面呈长方形。东西两侧设错对而开的城门，城门外拱卫正方形的瓮城。城四角设向外突出的圆形角台，城垣外墙体四周设马面19个。在西北角的城墙上耸立着5座覆钵式白色佛塔。城外西北角残存两列南北向的覆钵式白色佛塔，共12座。西南角有1座穆斯林礼拜寺，南墙外有1座覆钵式白色佛塔。城内有4条东西向主要大街，6条南北向的经路。大街两侧多集中店铺和民居建筑基址，佛寺遗址散见于城中各处。东门外有大片密集的民居遗迹，城南有一条干涸的古河床自西南向东北延伸。

　　东归文化

　　土尔扈特人东归是居延地区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徙居伏尔加河地区的土尔扈特部500余人在阿拉布珠尔的带领下返回中国，此举拉开了土尔扈特部数万人回归祖国的序幕。雍正九年（1731年），额济纳河流域被划为土尔扈特部驻牧地。乾隆年间，4万余土尔扈特人在渥巴锡汗带领下到达新疆伊犁。从此伊犁河到额济纳一带，都成为土尔扈特部驻牧地。丝绸之路上的东归壮举，昭示着祖国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如今，当地举办各种活动纪念这场伟大的回归之举，形成了独特的东归文化。

　　居延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开放包容、文化荟萃之地，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1988年，居延遗址入选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居延遗址作为内蒙古重要的文化资源，为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内涵丰富的文化支撑。

　　（作者为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