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服务，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柔力球项目志愿者在北京市海淀区曙光文化广场指导社区居民练习。
　　李和君摄

　　“童伴妈妈”项目志愿者吴红梅组织孩子一起做手工艺品。
　　受访者供图

　　“童伴妈妈”项目志愿者吴红梅（左）和村干部、志愿者回访留守儿童，并跟家长签订留守儿童监护责任书。
　　受访者供图

 

　　这是金秋北京的一个清晨，海淀区曙光文化广场上响起铿锵有力的口号声和欢快的音乐声，30多名社区居民手里拿着像羽毛球拍一样的拍子，做着各种动作——太极柔力球项目志愿者孙秀荣已经带领大家练了好一会儿了。练习柔力球10年，如今她已从练习者转变为一名奔波在北京各社区专门指导居民练习柔力球的志愿者。虽然很辛苦，也没有物质回报，她乐此不疲。

　　远在贵州省遵义市的一个小山村，越来越多的“童伴妈妈”志愿者在给孩子们带来更多关爱与温暖。同为“90后”的吴红梅、彭莹莹放弃了留在城里的机会，来到农村，陪伴留守儿童，了解村里孩子的物质和心理需求，并及时提供帮助。

　　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希望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继续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故事。孙秀荣、吴红梅、彭莹莹的背后是中国千千万万的志愿者。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近年来，志愿服务日益深入人心。据统计，全国各类志愿服务组织超过58万家，实名注册志愿者超过1.1亿，他们用努力与奉献，让道德散发馨香、让文明闪耀光芒。

　　“童伴妈妈”

　　让孩子感受到爱与温暖

　　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蒲场镇蒲场社区地处黔北，是一个由6个村组成的社区。社区里有多少孩子？孤儿、大病儿童、建档立卡家庭儿童有什么困难？“童伴妈妈”项目志愿者吴红梅都“门儿清”。

　　这个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开展的项目，启动于2010年，通过动态监测儿童信息、多部门联动构建对儿童的帮扶机制，已在16个省份建立起一支在基层为儿童提供福利服务的志愿者队伍——“儿童主任”。3年多前，吴红梅成为其中一员。

　　在和村里孩子、孩子家人接触过程中，吴红梅吃过很多“闭门羹”；但更让她忧心的是，社区里1400多个儿童中有很多不仅需要物质帮助，更需要心理关爱。

　　让吴红梅印象深刻的是村里一个患淋巴性白血病的孩子。他的父母经常在外做劳力，奶奶身体不好，对他缺乏照顾。为了给孩子看病，家里已经欠了几万元。吴红梅了解情况后，立即联系村委会和当地民政部门，协调帮助他家申报了低保、大病救助。

　　然而，孩子因病休学后，开始胡思乱想，总是跟妈妈说：“不要给我治病了，花那么多钱，你们都没钱吃饭了。”怎么让孩子开心起来？吴红梅试了很多办法，效果都不明显。后来听他父母说孩子喜欢画画，吴红梅就联系一名高中生志愿者，有时间就去陪孩子画画。一天下午，孩子跟吴红梅说：“我长大了想当飞行员。”吴红梅就画了一个很大的笑脸送给他，教他每天都要记得微笑，这样病才好得快，实现他的愿望。渐渐地，孩子变得开朗起来。

　　只有高中学历的吴红梅，其实高考后已经收到一份高校录取通知书。考虑到家里困难，她又不了解国家助学政策，最终放弃了读书。“如果当时有‘童伴妈妈’项目和志愿者帮助，我的人生会有很大不同。”吴红梅说，这是她坚持当社区“儿童主任”的一个重要原因。

　　来自贵州遵义的彭莹莹也加入到“童伴妈妈”项目志愿者的行列。小时候，她的父母为了生计长年在外打工，她十分渴望父母陪伴。如今已生下一个孩子的她，平时也会带着孩子去参加活动，和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一起做游戏。她说：“我希望将这份爱传递下去，因为我童年时渴望关爱，所以才更了解孩子真正需要什么。”

　　“实现每个儿童身边有服务，是我们的目标。”中国公益研究院副院长高玉荣说，为此研究院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对“儿童主任”开展专业培训和技术支持。研究院主编了一套志愿者基层服务指南丛书，从伦理守则、服务技巧等方面对志愿者提供指导；另外还开通了线上课程，设置了考核机制。截至2019年8月，培训规模已达5374人次。第二件事是探索建立资源链接机制。“童伴妈妈”项目试点所在县每月召开一次调度会，公安、妇联、团委、卫计委、教育局都会派人参加，志愿者汇总孩子的困难、需求进行汇报，并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方案。

　　“社区教练”

　　“只要喜欢，就不会觉得累”

　　“孙大姐，这个动作这么练对吗？”“孙大姐，我这么大年纪学柔力球，难吗？”在北京市海淀区曙光文化广场上，负责指导社区居民进行柔力球训练的志愿者孙秀荣，每天都遇到类似问题，但她并没有嫌烦：“我现在是教练也是志愿者，也是从初学者过来的。只要大家喜欢学，我就愿意教。”

　　志愿者就是传递温暖、传递快乐、传递健康的群体，这是孙秀荣通过亲身经历得出的结论。在练习柔力球之前，她是一名创业者。当创业渐入佳境时，她却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我10年前体重160多斤，整个人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患有颈椎病、腰椎病，练习柔力球以后，一个月瘦5斤，慢慢地之前那些毛病也没有了。”孙秀荣说，后来她带着街坊邻居一起健身，慢慢就想着把健身、健康理念传递给大家。

　　“对志愿者来说，为他人提供服务的过程，也是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过程。”孙秀荣说，当教会大家一个动作的时候，学员们会很开心，这是一种对志愿者的认可，很有意义。

　　柔力球练习需方法得当，如果不得要领，容易扭伤。为此，孙秀荣到全国各地参加培训班，求教行家。如今，她的团队中多名负责柔力球训练的社会体育指导员都是国家级的“专业志愿者”，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

　　63岁的王学军就是其中一位“专业志愿者”，她还有另一个身份：全国柔力球运动推广委员会教练。退役前，她是一名田径项目职业运动员。从职业体育到全民健身，她很快适应了自身角色转变，还编排了一套适合更多普通人参与的柔力球练习方法，业余时间都花在到各地义务指导居民柔力球练习上。

　　在王学军看来，从事志愿服务是一件双赢的事：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奉献，全民身体素质得到提高；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收获，“教别人的同时，自己的身体也变好了。”

　　由于志愿服务是免费的，很多负责指导柔力球训练的志愿者都自费到各社区，每天起早贪黑。今年62岁的石淑玲却很享受这种生活。退休前，她是一名公司职员，擅长和人打交道。家住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一带，但她每周的行程很广：周一周二，到海淀区曙光文化广场指导居民训练；周三至周六，到东城区劳动人民文化宫培训柔力球志愿者。当延庆、密云等距北京市区较远的地方有需要时，她还和其他志愿者开车前往。她说，志愿服务是一项“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事业，“只要喜欢，就不会觉得累”。

　　立法规范

　　让志愿服务更专业

　　“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近年来，志愿服务日益深入人心，像“童伴妈妈”、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志愿服务项目、志愿者群体越来越多。但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境。

　　有些志愿服务项目发展还很艰难。“资金是一个大问题。”高玉荣举例说，作为“童伴妈妈”项目志愿服务的技术指导方，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编写了一套志愿者基层服务指南丛书。不过由于资金有限，这本不到80元的丛书至今无法做到人手一册。高玉荣希望更多社会力量、基金会参与进来，一起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孩子。

　　由于“儿童主任”需要发现孩子身上的问题，还要善于培训志愿者，这对自身素质提出很高要求。“我们希望他（她）至少是一名高中生。”高玉荣又补充说，其实小学生也没关系，只要他（她）真正爱孩子，愿意为孩子服务，能积极学习就行。她坦言，“儿童主任”这份工作其实更辛苦，如何吸引更多人才特别是年轻人参与，是目前的紧要问题。

　　志愿者群体培养和支持也很重要。不少受访志愿者认为，除了依靠志愿者自身道德自觉，相关政策支持和鼓励也应提升。吴红梅说，志愿者的主要作用其实是穿针引线，帮助连接各种资源。孙秀荣表示，一方面志愿者在寻找有健身需求的居民；另一方面，很多居民在健身时得不到正确指导，中间衔接环节需要打通。在这个过程中，各地政府相关部门，红十字会、心理咨询机构、体育协会等社会力量作用十分关键。如何建立完善相应资源对接机制，同时不断提升志愿者专业技能，是检验志愿服务工作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针对这些问题，相应政策支持正在不断完善。国务院2016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提出，建立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良性互动机制。2017年颁布的《志愿服务条例》，提出多项扶持和促进志愿服务措施，例如规定学校、家庭和社会应当培养青少年志愿服务意识和能力。

　　专家建议，应着手建立国家层面志愿服务法规，对志愿服务标准、培训、管理等方面做出规定，进一步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水平。

　　“应该尽快把规范、细化志愿服务的权利和义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为志愿服务是一项越保障越规范就做得越好的事业。”高玉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