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体育文化蕴含丰富中西交流史

古代体育文化蕴含丰富中西交流史本站　　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有三个体育馆呈“品”字形排列，即“鸟巢”“水立方”“国家体育馆”

　　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有三个体育馆呈“品”字形排列，即“鸟巢”“水立方”“国家体育馆”。

　　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有三个体育馆呈“品”字形排列，即“鸟巢”“水立方”“国家体育馆”。夜晚彩灯开布之时，各个场馆外五彩斑斓，美不胜收。中华体育文化源远流长，其中蕴含着悠久民族体育史和中西体育交流史，体现出人类自古以来追求健康和力量的体育精神。在北京冬奥会举办之际，中华体育文化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唐代诗人李白所作“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写活了宫殿盛行斗鸡之戏、蹴鞠运动在京城里广泛举行的场景。宋代诗人陆游的“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描绘了蹴鞠运动场面的壮观。明代诗人钱福写有《蹴鞠》一诗，将一场女子足球比赛写得活灵活现，诗曰：“蹴鞠当场二月天，仙风吹下两婵娟。汗沾粉面花含露，尘扑蛾眉柳带烟。”

　　单单蹴鞠一项运动就被历朝历代文人传为佳话。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泉表示，中国古代体育运动彰显着东方文化特色，涵盖了五大运动体系，包括由生产实践与军事训练及战斗技能转化而来的体育活动、具有技击和保健特色的武术与养生体育、具有娱乐竞技特色的球类运动、具有益智特色的棋牌博弈类活动以及具有地域与民俗时令及休闲特色的民俗民间体育。

　　体育是人们余暇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不同民族有适应其生存环境的体育文化。新石器时代末期以后，以长城内外游牧和定居农业交融地带为中心形成的中华体育文化，为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体育涂上了浓重的底色。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谭华介绍说，从商周甲骨文、金文和《诗经》《尚书》《易经》等古籍中对舞蹈等有关身体活动的记载看，商周时期中国体育文化有着鲜明的特征，如定期举行歌颂历代君王丰功伟绩的集体歌舞宫廷大典。到宋元以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休闲性体育活动、体育社团和体育商业化的发展，出现了蹴鞠社、齐云社、锦体社等体育社团和瓦舍等专门的体育场所。

　　在古代体育竞技方面，东西方虽然有着各自的特点，但事实上二者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提及击剑运动，人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古罗马斗剑，但中国古代贵族阶层早就将击剑作为娱乐活动。苏州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罗时铭表示，《庄子》所载，赵文王喜欢欣赏残酷的剑士斗剑，他养有三千多名剑士，日夜相击于前。中国古代击剑是最早脱离军事器械武艺性质而具有体育娱乐色彩的活动。《史记》记载的“项庄舞剑”故事中就透露出了大量的体育信息，首先，击剑成为贵族宴饮时的一种娱乐表演；其次，两位剑士尽管都带有任务，但表演时不能露出破绽是二人的共识，这说明当时已有成熟的剑术表演套路。

　　古代体育竞技流传至今的还有赛龙舟。罗时铭表示，龙舟蕴含了许多中国传统祭祀文化色彩，包括道具、造型、装饰等，但划船娱乐是其本质属性，这与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在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体系中，以射箭、赛车、传统武艺武术、保健养生、球类活动、龙舟竞渡、舞龙舞狮以及弈棋等为代表的传统体育活动，积淀出有利于人格培养的东方文化内涵，在与世界体育文化交融中更展现了“有容乃大”的优秀品质。

　　崔乐泉举例说，秦汉以后，包括身体技巧、保健养生和以双陆为代表的棋牌博弈等在内的许多体育活动，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与周边民族和国家进行着双向交流；而以蹴鞠、捶丸、武艺武术等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独特的体育活动形式，也先后传入日本、朝鲜半岛等国家和地区，同时与西方国家的同类运动形式产生交流融汇。时至今日，体育文化的中外交流仍然通过“一带一路”等交流渠道，推动着世界体育文化发展。

　　罗时铭认为，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体育竞技，由于表演者和观众之间存在分离，只能带给人们短暂的快乐和享受；而作为民俗的业余体育竞技，由于表演者和观众之间彼此结合，可以更多地留下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

　　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国和西方的体育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谭华表示，汉代以来的杂技魔术传自古罗马帝国；中国象棋既有中国古代兵制的特征，也有古印度象棋和国际象棋的痕迹；19世纪传到北欧的中国明清养生著述也影响了瑞典体操。这些无不体现着古代中西体育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由中国古代体育演进而来的中华传统体育，始终强调身心同步发展，并在当代衍生出许多新的运动项目。未来，中华传统体育也必将与世界现代竞技体育一起，共同为人类体育文化发展与进步不断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