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仲裁 走向世界的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

国际仲裁 走向世界的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本站　　在本次系列报道的采访中，记者在深圳国际仲裁院“偶遇”一宗“化干戈为玉帛”的仲裁案例

　　在本次系列报道的采访中，记者在深圳国际仲裁院“偶遇”一宗“化干戈为玉帛”的仲裁案例。在记者的想象中，仲裁双方当事人肯定是各执一词、唇枪舌剑，但是近日，在前海国际仲裁大厦，记者目睹的是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谈笑风生。

　　这是一宗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纠纷。2020年初，口罩供应一度十分紧张。一家全球著名的国际通信设备公司与我国湖北明尔康公司签订了口罩买卖协议，后因质量问题出现严重分歧，向深国仲请求仲裁。该案案情复杂，仲裁结局极有可能是两败俱伤。庭审之后，经仲裁庭委托，征得双方同意，毕业于澳门科技大学的仲裁庭秘书李一鸣博士长时间耐心而专业地进行促进式调解，双方最终达成和解。

　　双方共同请求深国仲安排一个圆桌仲裁厅，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握手会”，恰好被记者“撞见”。双方很有仪式感地表示已化解了纠纷，放下了前嫌，还共同展望在国际市场的合作。湖北明尔康公司当场还宣布，免费向对方捐助180万个口罩。仲裁审理以保密为原则，很多企业并不愿意公开真实名称，但这家公司的代表毫不介意：“我们专程从湖北来到深圳，就是为了表达与对方和解的诚意，表达对仲裁庭和办案秘书努力促成当事人共赢的谢意，表达对深国仲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敬意。”

　　李一鸣跟记者说他是幸运的，不仅仅是因为两年前能够进入深国仲这家粤港澳地区第一家仲裁机构工作，也不仅仅是因为他所在的集体荣获“深圳综合改革试点突出贡献奖”，更是因为有幸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深国仲以当事人为中心的理念。

　　以当事人为中心，是中国国际仲裁在深圳经济特区创新和发展的核心理念。践行这一理念的关键思路，是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深国仲，当事人可以自主约定仲裁地、仲裁规则、仲裁语言、送达方式、组庭方式、审理方式、开庭地点、证据规则、适用法律，等等。在上述因素之中，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当事人最为关心的是仲裁庭的组成方式问题，特别是首席仲裁员的确定问题。

　　“在深国仲，当事人根本不需要有此顾虑。因为这里有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仲裁规则。也许这里的管理层是所有仲裁机构中最没有‘权力’的，因为这里的管理层通过‘自我’和‘自我削权’，已经最大程度把权力‘交还’给当事人，当事人拥有足够的意思自治空间。”刘中，一家央企的法务高管，刚参加完一个仲裁庭审，如此评价深国仲。

　　刘中说，在境内外的实践中，当事人能够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的概率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仲裁法和各仲裁机构仲裁规则的规定，首席仲裁员一般都由仲裁委员会主任（仲裁院院长）指定。但是，十年来，深国仲坚持以当事人为中心，在规则中先后推出并逐渐完善“边裁推选法”“排序法”“选择法”和“排除法”等创新举措，尽可能把选定首席仲裁员的权利“交还”给当事人，尽可能帮助当事人找到“最大公约数”，从而消除当事人对于仲裁庭中立性的顾虑，增强当事人对中国国际仲裁的信赖，展现出特区营商环境的开放性和对市场主体的充分尊重。

　　以当事人为中心进行规则创新，与深国仲在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一样都属于“自我”式的改革实践。根据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以提升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国际公信力为目标，作为全球第一个实行法定机构管理模式的仲裁机构，从2012年起，深国仲即建立起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离又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机制，从制度上避免内部人控制和地方保护。深国仲理事、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执行会长郭小慧说：“这是前人从未做过的事。如果墨守成规，就无法解开历史包袱，无法参与国际仲裁的全球竞争。”

　　改革创新是特区的根，也是特区国际仲裁的魂。深国仲多年来的改革创新实践得到了市场的信赖，案件当事人迄今已覆盖137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创新机制建设国际仲裁高地”列为党的以来深圳经济特区47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之一。中央赋予深圳先行示范区的综合改革试点首批授权事项清单要求“以经济特区国际仲裁机构为基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深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认真落实上述清单要求，连续出台了两个改革文件，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建设。

　　深国仲研究处孟伟向记者介绍说，为了促进大湾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高科技等重点产业发展，稳定市场秩序，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下设三个专业性分支机构：中国（深圳）证券仲裁中心、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仲裁中心和海事仲裁中心。与此相匹配的，是这三大领域仲裁员队伍的专业化和“国际范”：资本市场领域仲裁员461名，梁定邦、高西庆、沈四宝、吴志攀、王利明等代表性人物撑起中国资本市场法治人才高地；知识产权领域仲裁员196名，其中境外98名，境内外顶尖专家吴汉东、刘春田、谭允芝等赫然在列；海事海商领域仲裁员117人，分布在22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不少为来自伦敦和纽约等全球航运中心的顶尖专家，而香港海事仲裁的代表性专家基本都申请加入名册，在国际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逐渐“东移”的趋势中，这为面向全球合力打造“深圳+香港”高水平海事争议解决高地夯实了人才基础。

　　中国（深圳）证券仲裁中心作为全国首个证券仲裁机构，这个改革试点项目备受市场关注。在中国证监会和司法部的指导下，根据深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决定，该中心由深国仲与深交所进行业务共建，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纠纷解决机制创新在深圳迈出了新的步伐。深国仲副理事长、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资深大律师充满信心：“这将有利于深交所建设优质的创新资本中心和世界一流的交易所，也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

　　长期以来，深国仲处理的康佳vs华侨城、长园集团vs沃尔核材等一大批经典案例在资本市场中口口相传，深国仲推动创建的“四位一体”机制被松禾资本厉伟喻为资本市场的“润滑剂”。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中国（深圳）证券仲裁中心经办资本市场案件199宗，涉及争议金额逾440亿元，平均个案争议金额2.2亿元。从英国留学归国的办案秘书朱梓琪称，该中心将面向资本市场提供“全领域”“全方位”和“全链条”服务，并将争取与香港共建跨境资本市场纠纷解决合作机制，共同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

　　中国（深圳）知识产权仲裁中心同样也是深深根植于市场需求之中。比亚迪知识产权及法务处总经理赵杰对记者说：“随着我国企业全面‘出海’时代的到来，知识产权已成为主要竞争武器，企业应对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日益频繁。深国仲积极探索知识产权纠纷创新机制，更加专业、更加公平地解决知识产权纠纷，让我们企业走向世界更放心。”由于国际仲裁具有跨境管辖案件和跨境执行裁决的特点，华为、传音、OPPO、华星光电、雷曼光电等众多高新技术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仲裁保护都寄以厚望。该中心专家指导委员会召集人吴汉东教授指出，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之城，深圳应该率先建设中国知识产权争议解决优选地。该中心办案秘书谢欣妤告诉记者，今年截至目前，该中心共受理知识产权案件共230宗，争议金额约8.99亿元，其中涉外知识产权仲裁案件争议总金额约6.35亿元，涉及14个国家和地区。

　　“国际投资仲裁”，一个鲜为人知的概念。但如果提到华为公司诉瑞典政府案、中国平安诉比利时政府案，读者可能并不陌生。外国投资者诉东道国政府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数量正在迅速增长。尽管如此，很多中国“走出去”企业对此还是很陌生，而且我国在这一领域的人才十分紧缺。

　　由深国仲主办的模拟国际投资仲裁深圳杯大赛（FDI Moot Shenzhen）已连续举办了三届，被业内人士视为面向未来培养国际投资仲裁人才的重要平台。世界银行副行长兼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秘书长Meg Kinnear盛赞“这是一个在中国推广国际投资仲裁的好平台，也是中国与世界在投资仲裁领域的纽带”。8月14日，在本届深圳杯大赛闭幕式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说：“深国仲举办的这一比赛，给了香港工商界、法律界人士很好的机会以多种方式与内地密切互动。未来，希望两地紧密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高地。”记者关注到，香港大学已连续两年组队参加深圳杯比赛，今年更是获得亚军，从深圳杯走向全球赛。大赛最佳辩手、香港大学赵丹绮对记者说：“模拟国际投资仲裁大赛是全球三大仲裁赛事之一，而深圳杯作为中国区完全资格赛事，有着很重的分量和权威性。我作为香港大学的代表队能参加这个赛事，获得来自全球的权威评委的点评和指导，这是一个无比难得的机会。”据悉，今年的深圳杯大赛吸引了内地、香港、澳门的42支高校赛队、超过300多名队员以及来自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260多位专家裁判共同参与，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单场比赛最高观看人次达到1.2万人次。对此，大赛组委会工作人员彭岩冰很有感触。她说，以前在香港城市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她就曾代表学校参加过国际仲裁模拟赛事，但那时中国学生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并不出彩，参加模拟国际投资仲裁全球赛的中国高校队伍不超过5支。在模拟国际投资仲裁比赛落户深圳之后，这一局面很快就有了改观，最近两年中国高校的参赛队伍都超过40支。2021年第二届深圳杯转为完全的中国资格赛事，吸引了来自61个国家和地区的专业人士自愿报名担任裁判，从深圳杯走到全球赛的中国队伍还拿到了世界第5名的好成绩。“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比赛，更是中国学生认识世界舞台、让世界舞台听到中国声音的桥梁。”彭岩冰的感触，也许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中心建设的方向：联动港澳，共同走向市场，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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