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七一勋章”获得者辛育龄——无影灯下“不老松”
作为医生，在手术中，先用温度适宜的生理盐水润滑一下外科手套，再轻轻地触摸病人脏器，避免带来刺激和损伤。这样用心的一幕，如今已成为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马千里和同事的职业习惯。
这个特别的“传统”与一位百岁老人有关。他曾主刀首例针刺麻醉下的肺切除手术，完成了我国第一台人体肺移植手术，参与创建中日友好医院。他就是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七一勋章”获得者——辛育龄。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但很多年轻医生都做不到。”多年前，马千里的导师、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原主任刘德若也是如此。每到此时，辛育龄就会很严厉地批评刘德若，甚至拿镊子敲他的手。
明明一切都是按流程操作，并无失误，为何还会挨骂？辛育龄回答：“虽然病人处于全麻状态，但医生要像病人清醒时一样对待他。”
辛育龄诸如此类考虑患者感受的习惯还有很多。温柔的手法能减轻对脏器的伤害，让患者康复得更好；用卵圆钳夹肺的时候要夹住纱布后间接接触，能不夹最好不夹，避免不必要的损伤；手术伤口的缝合一定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伤口胶布粘贴时上下要对准，能少贴一条就少贴一条……“病人对我们是非常信任的，要不然怎么会让我们把他的胸腔打开呢！”从战火中走来，做白求恩式的好大夫是辛育龄一生的追求，更是他一生的坚守。
1938年，16岁的辛育龄弃笔从戎，参加了抗日战争。血气方刚的他本想上阵杀敌，由于年龄太小被分配做了一名卫生员，后又被派到白求恩医疗队担任司药。年轻的辛育龄走上了从医路，并逐渐成长为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956年，新中国胸外科建设几乎一片空白。彼时，学成回国的辛育龄放弃了在部队工作的机会，主动申请到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后改为北京结核病研究所）参与创建胸外科。传统的结核病治疗方法对大量的重症晚期肺结核，特别是空洞型肺结核合并大咳血的病人治疗无效，常发生窒息性死亡。经过仔细研究，辛育龄创新出双腔插管麻醉下施行肺切除手术，治疗了200多例重症肺结核合并大咳血病人，均获得成功。双腔插管麻醉法也在国内得到推广，为胸腔外科扩大适应症和保障手术安全提供了有效手段。
上世纪70年代，药物麻醉技术还不成熟。面对现实的掣肘，学习过中医的辛育龄将目光瞄准了针刺麻醉。有人质疑，“开胸手术创伤太大，不适宜做针刺麻醉。”为了试验效果，辛育龄不惜在自己身上做实验，他在针麻状态下为自己实施急性阑尾炎手术：用镊子夹自己的皮肤，运用优选法对每个穴位进行痛阈测试，最终在前臂外侧找到了镇痛效果最好的穴位。经过层层筛选、反复试验，1970年辛育龄主刀实施了首例针麻肺切除手术，震惊世界。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访华，特别提出要参观这一手术。观摩中，美国代表团成员被“针麻”的效果折服了：辛育龄在病人手臂上扎针捻动，实施开胸手术，最后，一台全身麻醉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的手术，他仅用72分钟就干净利落地完成了。40年后的一天，当时的那位患者来到刘德若的门诊，让他转达对辛育龄的敬意。她表示，手术全程自己是完全清醒的，还用英语与外宾交谈，她现在很健康，辛育龄是她的救命恩人。
“辛育龄的很多工作都是独创的，是‘从0到1’的突破。”刘德若感慨地说。
为了普及推广胸外科技术，他牵头在中央结核病研究所举办胸外科医师培训班。从1958年到1980年，共为全国培养出1000余名胸外科技术骨干，有40余家医院的胸外科是在他的指导下建成的。
器官移植是医学领域中的一座高山。1979年，辛育龄成功实施了我国首例人体肺移植手术，当时全世界也只做成功42例。
68岁时，他还联合瑞典科学家，发明了电化学疗法治疗晚期肺癌和血管瘤，全国超万例肿瘤患者接受了这项治疗，有效率达65%至85%，直接推动了放疗技术和消融技术的研究与发展。
相比医学上的成就，让刘德若更为钦佩的还是辛育龄对工作负责、对病人热忱的态度。一次，辛育龄为一名来自天津的孩子看病，看到孩子家庭困难，80多岁的辛育龄每天为孩子熬粥熬汤，悉心照护。“孩子康复后，一家人至今对辛育龄非常感激，可他却觉得没什么，因为这样的事他做得太多了！这就是他身上的白求恩精神。”刘德若说。
“救死扶伤平生愿，人生价值是奉献。”辛育龄一生的最大愿望就是做一名好医生，做一棵无影灯下的“不老松”。他一直拒绝出特需门诊，只为普通门诊患者服务。直到89岁因腰椎问题再也站不起来，他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手术台。但他的工作“传统”和医学精神，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医务工作者。（经济日报记者 沈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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