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抢先看 方慧：“体力活动研究的热点与走向”学术论坛综述

新文抢先看 方慧：“体力活动研究的热点与走向”学术论坛综述本站　　“大健康理念”的高度关注以及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体育事业在健康中国建设进程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大健康理念”的高度关注以及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体育事业在健康中国建设进程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伴随健康中国的持续推进，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必将面临更多空前的机遇与挑战。充足身体活动为人类整体健康带来的积极效益已经远远超越了躯体健康范畴，具有倍增的心理、社会与经济效益。如何更好地发挥体育在健康中国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如何应对身体活动不足与超重肥胖日趋上升的全球趋势？如何更科学合理地对大众健身开展指导？如何对目标人群进行个体化的运动处方与行为干预等，均是摆在体育、医务、教育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基于知识图谱分析也发现，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体力研究最为活跃，尤其是美国，在公共卫生、体育科学、医学社会科学、神经科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较多体力活动研究专题学术论坛，围绕人群体力活动特征与趋势、青少年体力活动指南、静态行为、建成环境以及慢病运动干预等当力活动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与思想碰撞，以期进一步聚焦学术前沿，凝聚研究共识，产生学术辐射。本次论坛的特邀专家包括，国家体育科学研究所群众体育研究中心王梅研究员、北京体育大学王正珍教授、上海体育学院曹振波教授以及南京师范大学王竹影教授。

　　王梅首先结合自己的工作与学术研究经历，对国际身体活动研究的缘起与发展历程进行了简单梳理。她谈道，1995年美国内科总监报告《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中首次系统界定了身体活动概念及其健康益处。2000年我国国民体质监测中尚没有涉及体力活动相关内容，仅聚焦于体育锻炼行为。2005年之后身体活动概念才开始进入中国体育研究视野，2010年的监测中我国首次将身体活动四个维度纳入问卷中。随后，王梅基于2014年第四次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的权威调查与监测数据对我国现阶段城乡居民身体活动状况进行了深度解读与详细剖析。她介绍道，此次监测以问卷形式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59岁城乡居民身体活动四维度（交通出行、工作时间、家务劳动和闲暇时间）的状况开展调查，描述其身体活动特征与规律。经数据剔除筛选，有效样本量为146703人，分为城镇体力劳动组、城镇非体力劳动组与农民组，依据WHO推荐标准“每周中等强度以上身体活动大于150分钟”作为身体活动充足人群的依据。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身体活动状况的人群特征与趋势可简要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1.我国居民交通性身体活动较少，主要以方式出行，积极通减少与身体活动下降有密切关系；2.工作中的身体活动是我国居民身体活动能量消耗的最主要部分，但城镇非体力劳动者工作中的身体活动中静态行为比较很高；3.家务劳动中的身体活动是我国女性（尤其女性农民）能量消耗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鼓励男性积极分担家务劳动以增加其身体活动水平；4.农民参加体育锻炼比例较低，应为其提供场地、设施与相应的指导，促进其积极活跃生活方式的建立；5.城镇非体力劳动者和45岁以下人群的身体活动充足比例均较低，应作为重点人群予以关注；6.与2010年监测数据相比，2014年除工作以外，其他类型的身体活动均有下降，应积极推进《全面健身计划》的实施，全面提升国民的身体活动水平。结合历次监测工作经验，王梅还进一步指出了未来监测过程中值得持续关注的若干问题：首先，如何通过合理的城市规划与政策引导鼓励居民的积极通；其次，针对南方女性身体成分欠合理（BMI正常，但体脂率高）状况，关注青年期瘦体重不足对于中老年期健康的危害；第三，现阶段，走路已经成为一项“全动”，那么几乎不包含运动技能成分的“走”，是否就是一种“最优”运动方式而替代其他运动方式？第四，共享单车对于城镇居民交通性身体活动趋势影响研究。随后，王梅前瞻性地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内建立我国各年龄段人群身体活动能量消耗评价方法与体系的构想，并特别强调三个方面：一是“关注人种差异”，国质特点、基础代谢、动作代谢等与国外的差异所在；二是“中国特色优先”，结合国情优先聚焦于太极、广场舞等现阶段中国特色运动项目的研究；三是“精细化维度”，如不同频率、路面的步行或跑步的能耗不尽相同，研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加以细化。

　　值得一提的是，监测结果中关于“静态行为”数据引发了与会专家们的高度关注和极大兴趣。对于“少动”的概念界定，目前学界较为公认“清醒状态下任何能量消耗≤1.5METs行为”。科学研究证实，即使每日身体活动量达到推荐量，仍无法抵消久坐对健康的负面影响。那么，如何“双管齐下”？在身体活动促进的同时，久坐行为模式如何“被打破”便显得至关重要。对此，王正珍指出，大量的流行病学证据与动物实验已揭示了少动行为方式对健康影响的机制，“从生理学视角，久坐行为将促使细胞间不良信号传导加速，为慢病的发生发展提供基础”，她饶有兴致地讲述了自己去年参观全球医学引领者的美国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实验室的难忘经历，该实验室专门性开展“久坐中断训练”（sedentary break training）教授人们诸如“如何在瑞士球上办公”、“如何在运动平板/功率自行车上读电脑”等技能。王梅也一针见血地提出“身体活动是最积极、最有效、最可控的健康促进行为。活动的超重者比不活动的正常体重者风险更小，而长时间少动本身就是高风险。动，多动，勤动，常动，不仅仅是为了防病，而是为了活得更好！”紧接着，汤强也简要介绍了其开展的一项面向小学生的追踪研究，结果显示：随年龄与年级增长，儿童的久坐中断次数呈现降低趋势。循此，他进一步提出了未来该领域需要思考的三个关键性问题：首先，既然久坐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或固有行为模式，要重点聚焦于哪些措施能够有效提醒个体进行“中断”；其次，未来研究需要面向不同群体开展久坐中断与生理风险相关指标的量效关系研究；第三，从方角度，由于久坐对于健康的长期积累效益可能不会在短期内显现，因此未来需要更多前瞻性追踪设计予以实现。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正面临严峻挑战，学生体质合格率下降、超重肥胖发生率增加以及近视比例居高不下等，因此，科学指导青少年进行规律运动已经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国际范围内，WHO、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已经制定了面向儿童青少年的身体活动指南。2018年1月，国内首部《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正式发布。《指南》在“体医融合”大背景下，依托“上海市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项目”，集结了运动科学、儿科学、公共卫生等领域的专家合力形成跨界研制团队，对国际上现有的涉及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的28项指南进行针对性文献梳理、循证评价整合，最终编制完成。该指南的目标人群为6-17岁健康青少年，并首次提出我国学龄儿童每日运动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推荐量。本次论坛上，曹振波就《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的研制背景、过程、主要内容向与会者作了系统性介绍。应对全球范围身体活动不足低龄化蔓延的严峻势态，他首先向大家展示了上海体育学院研究团队关于2016年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和体质健康研究（Physical Activity and Fitness in China – the Youth Study, PAFCTYS）的最新国家级科研成果，该研究代表了当前中国规模最大、最全面的学龄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和体质健康调查情况，较为权威地反映现阶段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状况中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1.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时间不足，平均每日MVPA时间仅45分钟，仅有不到1/3达“每日MVPA一小时”推荐量；2.体质水平优良率低，仅5.95%的体质水平达到优秀，25.8%的为良好；3.超重肥胖发生率高，超重与肥胖的流行率分别为14.4%和11.9%；4.屏幕时间（久坐行为）长，36.8%的儿童青少年未满足“每日屏幕时间不多于2小时”的推荐要求。

　　曹振波认为，虽然近年来从国家、地方政府层面已经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升学龄儿童身体活动和健康水平的相关政策，如“阳光体育一小时”、“三课两操两活动”等，但操作层面，当面对诸如中小学生究竟该进行何种类型的身体活动、活动强度与活动量应该达到什么水平、需要防范哪些可能的风险等问题时，却始终缺乏相应的配套材料予以支撑与佐证，也未形成可参考指导的现实依据与最优方案。介绍过程中，他感叹道：“由于临床实践指南有着十分系统而严谨的制作程序，最初指南工作组期望能够严格按照循证指南制定方法学系统地评价、清晰地总结科学证据，但当我们检索梳理文献时却发现，我国以学龄儿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依据相当匮乏，无法到达循证指南的证据标准要求，因而现阶段主要通过系统检索现有医学、指南数据库，采用PIPOH标准界定健康问题并运用AGREEⅡ工具进行筛选与评价，最终确定在参照国际上现有的28部整合指南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国情进行适当修订，从而形成一个整合指南。”

　　他指出，本《指南》制定过程的两大突出特点可以概括为“实用性——以问题为导向”以及“专业性——以循证依据为制定标准要求”。其亮点主要体现在：1.在纳入最高医学循证级别文献基础上，在《指南》中明确提出“充足身体活动对于青少年认知发展、学业成就、以及社交技能等度的积极效益”；2.针对青少年群体日益突出的“屏幕时间”和“电子保姆”现象，《指南》特别强调了“久坐行为对健康的独立危害”，即：即使身体活动达到每日推荐量，久坐行为仍对健康有不利影响，并建议青少年在增加每日活动前提下，还须尽量减少持续久坐行为和伏案作业时间；3.就身体活动与伤害之间关系，《指南》通过循证梳理给出了“较少进行身体活动的儿童更容易受伤”、“采用渐进式方法逐步增加身体活动量，最终达到推荐水平”的建议；4.结合我国空气质量堪忧的现有国情，《指南》在借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环保局、2017年全球哮喘防治创议指南、英国国家哮喘防治指南等推荐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空气质量指数条件下的身体活动建议以及哮喘儿童的身体活动建议与注意事项。最后，曹振波一针见血地指出，与营养相关指南对比，身体活动指南在出台后的宣传和推广的可持续性仍远不尽如人意，为此，如何切实而持续地提升《指南》的公众知晓度和实践应用度等可能是未来制定指南过程中值得深思的问题。

　　对于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中“是否应设立年龄别的每日适宜步数推荐标准”这一问题，曹振波也给出了自身鲜明观点。首先，“动”是儿童的天性，能够“动起来”是核心。儿童的基本神经肌肉反射与功能建立正在形成过程中，正处于运动技能的习得与固化的关键时期，其运动能力发展同样具备强大“可塑性”。因此无须拘泥于运动形式，不主张过早专项化，而是鼓励以体育游戏为载体，正如很多发达国家学龄前儿童身体活动指南中规定其“各种形式的每日身体活动总量应大于180分钟”，比青少年和的时间要求更多。旨在让儿童在多元化运动体验中实现各种基本动作技能（跑、跳、投掷等）的习得与巩固。其次，对于儿童青少年群体的身体活动研究，我们需要“量”与“质”并重。作为一个外在指标，步数仅能反映身体活动“量”，而缺乏“质”（即强度）的评价。儿童青少年的各强度身体活动行为具有“突发突止”的“瞬时”特征，同种强度的身体活动往往持续时间较短，这些特征与有较大差异。第三，从环境创设角度，如何为儿童提供更丰富的身体活动环境同样值得我们体育工作者深思。现阶段我国青少年上肢力量薄弱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当下处于高度“圈养”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自幼很少处于能够对上肢力量锻炼的环境条件之中，如，爬树、攀岩、翻墙等，这与他们70后、80后父辈的成长环境有着很大区别。这将导致儿童大脑神经元对上肢肌肉纤维的募集以及上肢运动神经肌肉反射的动力定型无法充分发展。对此，王梅有感而发地补充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中国家长的“不能承受之痛”，但我们当下的很多孩子恰恰都输在了“健康和运动的起跑线”上。她直言不讳，“青少年体质滑坡的根源可能需要追溯到学龄前阶段，甚至2岁之前。该爬的月龄不爬，该动的年龄不动”，“动则有益，多动更佳”的理念需要自幼扎根于儿童与家长心中。

　　以体力活动不足、不良饮食习惯以及吸烟为代表的不良生活方式的长期积累是心脑血管和代谢性疾病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的“加强体育运动指导，推广运动处方，发挥体育锻炼在疾病防治以及健康促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求和《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建立运动处方库、积极开展“运动处方师”培训的相关部署，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将致力于进一步加强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体系的建设，汇集体育和医学领域的科技力量，促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专题报告中，王正珍从我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率不断攀升、低龄化趋势显著的现状谈起，与大家分享了现阶段全球范围内体力活动、运动与慢病干预研究领域的若干前沿动态。1.美国心脏学会（AHA）于2016年12月宣布将心肺耐力列为第五大临床生命体征。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和临床证据显示：低心肺耐力与高风险心血管疾病、全因死亡率和归因死亡率以及各种癌症密切相关。这一声明向健康专家提供了改善患者的独特机会，鼓励以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战略，以降低心血管风险，优化预防与治疗。对此，王正珍教授郑重指出，相较于身体活动不足，一直以来学界与大众的目光往往更多聚焦于超重肥胖导致的各类健康风险。但长期追踪研究已经证实，由身体活动不足所致心肺耐力低下在全因死亡率中的归因危险度却显著高于超重肥胖。由此，她提出“fatness or fitness”并非一种“非此即彼”的状态——“一名爱运动、心肺耐力水平较高胖子的健康风险可能并不如想象中般糟糕”，同时“超重肥胖者如果无法将体重减至正常范围，仍可以通过运动提高心肺耐力从而抵御慢病发生”。2.美国糖尿病学会（ADA）也于2016年发布“体力活动/运动与糖尿病”立场声明，“从定性到定量、从原则到细则”地明确提出，参与并坚持进行身体活动是糖尿病及糖尿病前期患者血糖和整体健康管理的重点，具体涵盖了包括身体活动与各种类型糖尿病的关系、糖尿病患者身体活动推荐量、如何减少糖尿病患者的运动不良相关事件、身体活动与糖尿病并发症的管理等11个方面。其中，她强调了声明中尤其值得关注的两个方面：（1）“抗阻运动对糖尿病患者的积极效应”：肌肉量减少是糖尿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代谢异常进一步使肌肉快速流失，规律的抗阻练习能够有效改善这一“恶性循环”的发生；（2）“如何根据运动时间/强度调整胰岛素用量”：“使用餐时胰岛素并在餐后90分钟之内进行持续3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者胰岛素可减量50%”的建议，为“运动能够部分替代药物用量”提供了有力例证。3.美国心脏学会（AHA）于2018年5月在《Circulation》最新刊文，提倡在医疗环境中的身体活动日常评估与促进，明确提出身体活动能够预防和治疗40余种慢病，并对医疗保健人员提出了具体建议。运动不仅能够有效增强各种医疗措施对慢性疾病的疗效，对于尚缺乏有效药物治疗方法的疾病如老年性痴呆的延缓也同样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甚至优于药物干预的疗效。4.WHO于2017年12月提出了题为“体力活动促进健康”的《体力活动全球行动计划草案（2018~2030）》，该草案共包含21条目、4项战略目标和20项政策行动。“确保所有人能够获得安全和有利的环境，以及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各种机会”，以此作为手段提高个体与社区健康水平，最终达成“以2016年体力活动不足数据为基线%”的目标，为所有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提高身体活动水平能够使全因死亡风险降低40%

　　国际范围的慢病运动干预正在经历一个由“普惠式指导到个体化运动处方制定”的进程：通常意义上的科学健身普惠式指导主要包括适量运动、身体活动和减少少动行为三大基本要素，其中前两者要求达到“每日一万步，5400-7900步达到中等强度”。而由医师或专业运动处方师开具的结构性运动指导方案（个性化运动处方）涵盖FITT-VP（频率、强度、类型、时间、总量、进程）六要素，依据个体健康信息，在医学检查和运动测试评估基础上，对个体身体活动的科学指导则更为科学优化，加上全程医务监督与动态调整环节，既安全可靠又有计划性，可在较短时间内达到健身、预防疾病和疾病康复的目的。她以美国维克森林大学（Wake Forest University）一项长达40年的“Health Exercise Lifestyle Program（HELPS）”为典型案例，详尽地向与会者介绍了该临床运动研究中心针对心血管疾病风险人群的社区运动康复项目，也简要介绍了自己团队目前正在着力开展整合运动处方核心要素的运动处方远程管理系统的研究与研发。随后，王正珍再次对“适量运动”这一概念的内涵作了进一步阐释。她提到，老龄化背景下，出于对运动损伤的过度顾忌而“因噎废食”状况仍然是普遍存在的。自媒体环境与商业化运作等因素在其间也充当了负面干扰与“助推器”效应，这一现象在中老年慢病患者群体中更为突出。事实上，近期一项有关运动与骨关节损伤的大型系统性综述表明：运动量与骨关节疾病发生率之间的关系自高至低依次为：过量运动＞少动＞适量运动。对于如何把握运动的“度”？在她看来，“适量”不应停留在一个模糊范畴，同样需要在“全面理解”的基础上“因人制宜”。以慢病运动干预为例，根据

　　推荐标准“每周完成150分钟中等强度身体活动”是正常健康群体维持健康的基准量，而慢病人群则需要近300分钟的运动量；又如，高强度间歇训练现阶段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慢病防治（如糖尿病运动指南），但对于这一群体其强度则需要控制适当下调，控制在40%~70%HRR之间交替进行。王梅对此也深有感触地谈了自身体会，“当前运动科学领域，对于‘量’的过度迷信与倚重可能会带来诸多问题”。她以为，从大众健身的视角出发，对于“量”的把握至少需要遵循三大原则：1.“快乐健身”——不能让“量”而成为运动的负担与痛苦；2.“科学健身”——任何情况下，“量”的实现均是以对运动基本原则的遵循与坚守为前提的，为达到“量”而忽视原则无疑是本末倒置的做法；3.“量度管控”——客观生理测量指标必须与自我体感主观指标相结合进行综合评估。4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居民的居住环境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如人口密度过高、活动场地设施严重不足和生活交通不便等，这些均极不利于人们从事体力活动。正是基于人类活动与城市环境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体力活动相关建成环境的研究逐渐受到公共健康领域的关注。论坛中，王竹影就体力活动相关建成环境的缘起、内容、技术等方面作了详尽阐述。她指出：不同的生态空间层次中各因素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体力活动行为，包括个人和家庭的特点，社会环境，物理环境，规划和政策等。某一干预措施对不同个体有不同的作用特征（例如种族、年龄、社会经济地位、残疾状况等），这一关系却很少被探索。近年来社会生态模型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建成环境对步行和自行车的作用研究中。G

　　IS以及GPS遥感技术等先进方法的使用使得城市环境与体力活动关系的研究更加全面与客观。在研究变量选取上，早期只是休闲性体力活动与城市建成环境两个变量之间的探索性研究，随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体力活动、身心健康以及建成环境多重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专业领域对体力活动相关建成环境所采取的量度也不尽相同。比如，地理学、交通领域的学者主要关注客观建成环境对交通体力活动的影响，包括步行出行、行车出行和使用其他交通工具的出行模式；城市规划领域主要研究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居民日常生活和交通模式的选择如何影响居民健康状况，包括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健康状况；而流行病学、公共健康领域和体育学领域则主要关注主观建成环境对休闲体力活动和体力活动总量的影响，如休闲性步行总量、中高强度体力活动量以及体力活动总量等是否满足推荐标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该领域研究不断细化，针对青少年、中老年人等不同群体的体力活动建成环境的研究日趋活跃，且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结果。结合自身研究方向，王竹影就现阶段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提出了几点思考：首先，目前我国政府对于社区健身环境建设问题的关注刚刚起步，相关研究工作尚未真正展开，多学科交叉的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尚处于探索阶段，而国外的城市形态和居民生活习惯与我国国情相差甚远，已有的研究成果不能直接用于指导我国的健身实践和社区健身环境改造，该领域研究亟待展开；其次，在探讨建成环境与老年人休闲性体力活动关系时，需合理地结合个体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深入研究建成环境的主要指标及其综合复杂的影响关系，是分析休闲性体力活动建成环境因素的主要切入点与着手点；第三，目前国外已有众多学者纷纷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和手段，采用多学科交叉、定性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针对老年群体的特异性，研究老年人健身活动规律及社区健身环境需求，为发达国家积极应对并实现成功老龄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同时，她进一步提出了对未来该领域研究的几点展望：1.应逐步厘清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性，深入研究不同环境因素影响体力活动的背后机制；

　　2.结合GPS、GIS及加速度计等客观测量工具，选取有地区或全国代表性的儿童青少年、中老年样本进行大范围研究，探讨体力活动的时间及空间特异性的建成环境影响因素；3.通过队列研究及实验研究设计，探讨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中老年体力活动的因果关系。现阶段体力活动的建成环境研究多聚焦于有利于身体活动促进的土地使用、交通规划和城市设计组成等宏观环境层面，研讨环节中，汤强抛出的关于“障碍环境设置”问题一时间引发了与会专家的强烈共鸣。事实上，对于中观与微观环境的研究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日常办公环境中，尤其针对可能导致久坐办公环境的“去便捷化”，有意识地人为设置“障碍环境”也不失为一种值得提倡的做法，如站立办公、会议撤椅、电梯停靠限制、设立部门无车日等。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于“办公室环境设置与身体活动”方面的实证研究却十分薄弱，未来具有较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如，采用对照设计探讨办公室室内条件的测量评估与动态调节，通道设计座椅高度与家具设备摆放与工作中的身体活动量、步数以及能量消耗的关联性研究，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探讨办公室环境设置与体适能、健康风险指标是否存在长期积极效益等均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虽然从科学认知层面，身体活动的健康益处已为大众所熟知，但仍处于“知行脱节”的窘境。如何帮助没有运动习惯的人群建立规律的运动生活方式一直以来是体育工作者面临的难题。行为学理论表明，个体的行为改变并非一种“全或无

　　”的现象，由Prochaska和Diclemente两位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末所提出健康行为改变的跨理论模型已被广泛运用于身体活动等健康生活方式研究领域，该理论把个体行为的改变视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需要经过一系列相互联系、稳定而灵活的阶段来实现，包括了行为改变阶段、行为改变方法、权衡决定与自我效能四方面要素。围绕这一议题与会专家也纷纷各抒己见，充分表达了各自观点。王梅颇有感触地谈道，“身体活动促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体育领域、卫生领域等多部委从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文化建设等层面进行长效推进。现阶段仅仅依靠宣教手段试图增加个体的身体活动水平，改变少动状况往往收效甚微，尤其是对于没有建立运动习惯的群体更为困难”。她坦言，在多年国民体质监测过程中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现象，“无论如何进行宣教动员，仍有近25%人群无法改变目前自身不运动的习惯”，为此她建议，应明确将此类群体列为重点关注人群，对其行为改变策略不能仅停留在“知”、“信”的宣教层面，必须直接进入“行”，例如，在一定范围内探索搭建“运动团组”直接开展运动技能指导。身体活动目标制定、激励机制必须针对不同人群特点而“因人制宜”，如对于学生群体身体活动促进计划的制定应积极探索与校园文化密切结合，强调身体活动超越躯体健康的额外社会心理效益。将身体活动文化的建设定位于学校的整体战略布局，通过氛围营造、课程设置、课外活动等多位一体促进校园身体活动文化的形成，还要从政策层面大力支持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鼓励及早建立体育兴趣爱好、发展运动技能和终身体育理念。王正珍也就自己参与“跑团”的亲历作了经验分享，并强调身体活动促进实践层面的工作至少需要考虑“3+1”因素，即：“接受度”、“持久性”、“个体化”+目标人群“组织归属感”建立。曹振波则进一步从“行为干预技术”、“体医融合”角度表达了自身观点。他指出，对个体而言，身体活动促进行为倘若成为一种外部压力，行为改变必然是短暂而非持久的。为此，在身体活动促进长期计划的制定过程中，核心是需要针对不同人群提供一个“可操作”、“可持续”的“渐进式目标”。在实施过程中强调“小步递进式”原则，循序渐进地展开，以实现最终的行为改变目标。希望能通过个体每日的行为“小改变”，获取健康“大效益”。最初的渐进式目标不需要订得过高，比如日本身体活动指南中提出了“每天增加十分钟”就非常适宜，“适当增加日常机会，无形中完成增量”。事实上，这与学界之所以将“体育运动”这一提法改为“身体活动”的初衷如出一辙。从身体活动量的“小步递增”过渡到规律运动养成是一个有效尝试，在此过程中也可以考虑运用一些有效策略，如“运动契约”制定等。曹振波进一步指出，虽然近年来与运动健身相关的新媒体网络技术创新平台、可穿戴设备等呈现日渐繁荣之景象，但其受众仍多局限于运动爱好者群体，并没有从本质上有效解决“如何对未建立规律运动习惯的人群实现有效动员”的问题，目标政策层面与基层实践层面之间的壁垒也未有效“打破”。他认为，对于如何进一步扩大“运动健身人口”覆盖面这一问题，从“体医融合”视角来审视可能会带给我们些许新的思路。这类人群大都存在对自身身体活动量高估倾向或对运动与健康关系认知偏差等问题，以致传统的单一宣教形式吸引力不足或效果甚微。在基层理念推广过程中，我们不妨尝试将身体活动促进与“肿瘤康复”、“体重管理”等医学科普相结合，提供科学化身体活动评估咨询项目以吸引更多大众群体，传递身体活动理念。6

　　结语与展望体力活动研究在发达国家已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在我国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研究团队日臻壮大，学科领域深度交叉，研究成果不断丰富，日显蓬勃之势。本次研讨会上专家就现阶段体力活动研究重点议题与研究范式达成了高度共识的同时，也为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体力活动领域研究方向贡献了前瞻性思考，诸如运动处方的精细化和便捷化，久坐中断的生理风险指标评估，不同群体身体活动有效干预策略的跨学科研究，体力活动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与应用，以体育为引领的综合性生活方式干预实践等。总之，个体是一个身心合一的复杂生物体，体力活动与健康促进领域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我们需要从系统论的角度，超越体育学科框架，微观与宏观并举，既关注量化精细，又注重全局视野，进一步推进身体活动研究领域的跨界融合与综合集成，推动体育与医学、卫生、人文、心理等学科的优化整合，从而实现提升人类整体健康水平的最终目的。CSSCI来源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