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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直播本站　　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加速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与防范金融风险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　　张连城：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专家，早上好

　　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加速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与防范金融风险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

　　张连城：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各位专家，早上好。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现在开幕。今天论题的主题是加速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与防范金融风险，同时本届论坛将继2007年以后第七次发布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主办这次论坛的有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香港经济导报社。我是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张连城。首先由我介绍部分与会嘉宾，为了节省时间，不需要大家鼓掌，也不需要嘉宾站起答礼。

　　全国、全国财经委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税务专家郝如玉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曙光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许宪春主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部门首席专家Olivier Frecaut先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学院院长、美国的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教授田国强；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高级研究学者沈坤荣教授；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郭毅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长江学者杨瑞龙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教授；云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教授龚刚；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沈越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主任李建伟研究员；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高级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昆亭教授；湖南大学经贸学院陈乐一教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建强研究员；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徐丹丹教授；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魏枫教授；海南大学经济与共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李世杰教授；华侨大学金融与经济学院副院长苏梽方教授。

　　本次参会的来自出版社报刊杂志的学者和专家有：论文第一出版单位中国经济出版社毛增余副社长、编辑部李煜萍主任；生活质量蓝皮书出版单位社科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社长恽微、社长助理高雁；《学习与探索》杂志编审房宏琳；《经济纵横》杂志编辑李琪、任春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孙中博；还有来自全国高校研究部门、经济机构以及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和首都经贸大学的专家、学者。不再一一介绍。

　　下面我介绍来自东道主的领导、专家和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杂志学主编高培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著名学者、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张平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著名学者刘霞辉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研究员；经济研究杂志社张永山副社长；经济研究专题部主任金成武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常欣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财贸战略研究院综合部副主任汪红驹研究员；《经济学动态》编辑部主任杨新铭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室主任袁富华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资本论研究室主任郭冠清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付志峰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杨春学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郎丽华教授、副院长王军教授、副院长赵家章教授，徐雪教授、蔡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经济生处处长祝合良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周明生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学院院长王少国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社社长兼总编杨玲；香港经济导报社副主编张立先生。参会还有来自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社科院其他高校的专家、教授、博士研究生。

　　我代表会议组织者向所有女士、先生，能够参加这次会议，11年来不离不弃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和去年一样，我们今年的论坛规模有所缩小，另外，已经参加了9届论坛的著名老一代经济学家、学部委员张卓元、杨圣明，发改委宏观院林兆木（音）、中国人民大学胡连武教授，提出由于年龄原因不再参加会议，我代表论坛对老一代经济学家多年来对宏观经济论坛的支持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主任刘树成研究员因身体原因也不能参加本次论坛，他委托我让与会者表示崇高的敬意。我在此也祝愿他身体健康。

　　参加本次会议的新闻媒体单位有：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证报、二十一世纪导报，第一财经日报，经济观察报，新京报，每日经济新闻，中国经济报告，香港大公文汇集团，香港商报，香港紫荆杂志社等新闻媒体。本届论坛由新浪网、中证网全程网上直播。

　　下面请全国会财经委副主任、著名税务专家、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教授致辞。郝教授目前正在开全国会，并且有非常重要的事项正在讨论。

　　从2007年到2017年，论坛见证了中国经济本轮周期从高峰到新常态，到目前正在走向触底阶段。每一届论坛的主题都紧扣中国经济的发展脉络，对宏观经济的分析判断都具有前瞻性，政策建议都非常有针对性。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调研也步入了第七个年头，不仅在促进民生改善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并且在调研方法上越来越与国际接轨，使数据具有国际可比较性。作为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我不仅亲历了历届论坛的召开和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同时也见证了论坛和指数都已经在国内外经济领域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深深感到这两项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是来之不易的。

　　在此再次向由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和香港经济导报社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的召开及第七次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的发布表示热烈的祝贺。

　　2017年，注定不平凡。国际范围内，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世界经济依然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期，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基础依然脆弱，周边和热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加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难度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不确定性。在外部环境多变的背景下，如何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加速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是当前学术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我认为，今年的论坛主题为“加速中国经济增长转型与防范金融风险”再次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我相信本届论坛会一如既往达到预期目标。

　　大家很关心税收立法问题，依法治国、税收法定对税收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具有重大意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坚决维护包括企业在内的人民群众 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党和国家依法治国的决心。继 2016 年《环境保护税法》出台，《烟叶税法》和《船舶吨税法》已经列入 2017 年全国的立法工作计划，此外列入预备级论证、研究的立法项目有《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和《房地产税法》立法等。 这几部法律的修订，对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最后，我非常希望我们的论坛能够继续办下去，越办越好，同时希望我担任名誉院长的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借助论坛这个平台，在推动经济实验研究，繁荣经济科学，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促进经济发展服务方面多出成果，成为这一领域的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度开放的研究机构，成为给政府机构提供决策参考的智囊团。

　　付志峰：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由于我不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没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所以不敢讲的太多，我只是在这儿代表主办方之一来致一个简短的欢迎辞。

　　由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香港经济导报等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今天在这里隆重开幕，我愿借此机会代表首都经贸大学对论坛的顺利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对各位与会嘉宾、媒体代表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向从国外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表示诚挚的问候！首都经贸大学长期以来密切关注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问题，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已经举办了11届，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经过11年的不懈努力，影响力越来越大…得到了强烈的反响，我相信首都经贸大学在各位专家的帮助下，一定会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学术成果，希望各位专家继续关注和支持首都经贸大学的发展。谢谢！

　　张连城：香港经济导报社总编辑颜安生因为航班取消，所以没能够与会。下面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致辞并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宏观经济分析应注重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高培勇：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老师，以及媒体界的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这是我第一次以经济所所长的身份参加这样一个论坛，虽然在座的很多朋友我们经常见面，但那是在其他场合，所以以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论坛这样一个平台，我们能聚在一起，感到既高兴又新鲜。

　　作为主办方，付志峰校长刚才已经致了欢迎辞，我除了继续表示感谢和欢迎之外，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只想借这样一个机会谈一谈我自己最近关于宏观经济分析方面的初步想法。起了一个题目，刚才张教授已经说了，是宏观经济分析应注重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之所以想到这样一个题目，我注意到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样一个字眼是在2014年开始形成的，是总的一次讲话，后来到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作出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这样一种重大的判断。

　　2015年，先是提出五大发展新理念，紧跟着到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年末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正式提出，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这些提法当你一幕一幕的回忆起来，并且立足于当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时间过得非常快，已经有三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三年多的时间当中。大家想到2014年最初提出，叫做认识、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我们立足于当下就要问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不是已经认识适应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第二是不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阶段？我们不做圈外的考察，就立足于我们这个圈子。我们的宏观经济分析，比如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讨论中国经济周期问题，当我们在进行如此之类的问题的分析和研究的时候，我们的脑子里在认识、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表现？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非常简单。我们身后的背景已经发生变化，是经济新常态而不是旧常态，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也已经做出重大调整，我们正在做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遗忘的着眼于需求的那样一种措施措施。所以当意识到这一切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的时候，我想恐怕得需要沉下心来作一番审视和检讨。这种审视和检讨的一个最常用的办法，其实就是比对，过去我们怎么做的，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现在做的和过去有哪些不同，当你意识到经济发展是新常态而不是旧常态的时候，当你意识到理念是新发展理念，而不是老的发展理念的时候，当你认识到政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以往的需求管理的时候，那我们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怎样做出的？我们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又是怎么做出的。但不管怎么做出，我觉得有一条我们要坚持，总要有点变化。总要和过去有所不同，否则我们难以说我们认识、适应、把握、引领了新常态。

　　当然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是不讲圈外，就讲我们自己。我们所做的宏观经济分析，总体上讲变化不大，或者不那么显著。我只举一个例子，是我相对来讲比较熟悉的例子，我是一直做财政税收的研究，对财政税收的形式和政策的变化相对比较敏感。比如说积极财政政策，我们对这样一个字眼非常熟悉，应该说它形成于1998年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朱熔基总理主政，当提到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二字时，我们知道它的基本含义就是扩张，所以看到积极财政政策就等同于扩张性财政政策，这是我们都已经认定的事实。那么当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形成过程当中的时候，首先是经形势判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社会总需求。很多人在解读这句话的时候，把适度扩大的“适度”二字忽略掉了，就把它理解为扩大社会总需求。再有人也会注意到，积极财政政策本来就是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但是从2015年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要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后边不断的加后缀。2015年提出基于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2016年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有力，今年又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

　　当注意到这些字眼并且把积极财政政策等同于以往以需求管理为主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对今年的财政政策的安排是不满意的。我见到好多这样的提法和说法，就认为面对稳增长的这样一种强烈的需求面对经济增长下行的强大的压力，我们的财政政策不够积极，不够有效。当然更谈不到更加积极有效。我看到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一类判断和分析。但却是如此，如果说把这样一种政策安排放在经济的旧常态下，放在以需求管理为主线的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的安排线索上的时候，我们的确认为现在的财政政策真的应该更加积极，或者进一步的扩张，比如说财政赤字。我看到有些我们的同行，当看到今年财政赤字安排在23800亿，并且财政赤字的增量只有2000亿的时候，经济学都深知，财政有没有赤字并不表明是不是扩张，财政赤字的规模也不表明扩张的力度，真正的扩张力度体现在财政赤字的增量上，2000亿的财政赤字增量怎么能说更加积极有效呢？因此，大家对今年的财政赤字的这样一种判断以及效应的分析，我觉得字里行间，言谈话语之间，总是说还不够。紧跟着的主张就是财政赤字要突破3%的界限，甚至我见到一个说法，突破8%也是可以的。甚至有人说10%又怎样呢？和其他国家比我们还处在一种怎么样的水平？如此之类。

　　但如果说换一个背景，换一个政策主线，你的分析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比如你告诉自己，你现在处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你现在处在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新的政策框架条件下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是不是要对以往政策框架下的那样一种判断做那么一点少许的修正呢？如果能做这样的调换，环境的调换和政策主线的变化，发展理念的调换的话，我想肯定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说3%，我们知道3%是怎么回事，欧洲国家自己也没有遵守这样一条线%引入中国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安全的警示线来引进的，并且每年的记者招待会，每年的形式的通报会，在谈到中国的财政赤字有没有风险的时候，我们的、部门负责人也总是说没有突破3%，因此我们的财政赤字不会带来风险，总是这么讲。所以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它实际上是一种标识，是一种心理的防线%这样一个控制线的时候，对于人们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产生怎样的影响，会如何影响人们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这样一种预期。这一点恐怕是要想到的，不仅影响到当前，而且影响未来。

　　再比如，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其他国家财政赤字虽然都用得是赤字两个字，但是我们的国情不同，我们提到的公开讲的财政赤字就是讲四个预算当中的一般公共预算的赤字，23800亿，不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的差额呢？但是脱出一般公共预算，看其他三门预算，我们看到了其他带有赤字的因素了吗？我们并没有看到或者看得并不是很清楚。不讲其他，政府性基金预算今年发行的债券就列了8000亿，这8000亿不是赤字吗？所以仅仅盯着一般公共预算而不考虑其他部分三本预算，从而没有对中国整个实际财政赤字做一个总体判断的时候，你恐怕也会觉得赤字的效用不够或者不过瘾，这是一个问题。

　　再有，当你意识到今年的提法，就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社会总需求的时候，适度两个字和以往是不大一样的。适度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对于社会扩大总需求是要把握一定度的界限的，不是全力去扩大。适度也表明在扩大社会总需求这个线索上的行动是辅助性行动，而不是主力队员的角色。所以这个时候的积极财政政策的解释就不能仅仅用在扩大社会总需求方面的效应怎样这一个标准来作判断了，一定要引入供给侧的标准，引用结构性改革的标准，引用是不是推进改革的新的探索。这些东西不该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吗？再比如地方债，讲到中国的地方债的时候，总得要看到现行我们的财政体制不够规范，一旦稍有松懈。以目前地方政府行为的惯性，不控制地方债还会泛滥成灾。

　　如果说从中央财政的安排上就按照3%以上的赤字去安排，比如4%、5%，给地方政府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如此等等，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考虑在内的时候，恐怕我们对今年积极财政有关财政赤字的安排就不再是那样一种不满意或者觉得不过瘾、不够扩张的一种判断了。所以这时候是真的很有意思，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总是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当我们把立场变一变、观点变一变、方法变一变的时候，我想宏观经济分析得出的判断就是不一样的。

　　再讲一个例子，现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总是要提到减税降费，这是李克强总理在放管服方面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如果我们站在经济旧常态的背景条件下，并且仍然操用以往需求管理的政策思路的话，你总会觉得现在的减税降费的力度不够大。去年减了5700亿，今年计划减5500亿，说这样的减度不够大，而且也总会有人提出要加大减税降费的力度。怎么加大呢？不惜扩大赤字。这显然放在旧的背景条件下，旧的政策框架条件下无疑是对的。但是当你意识到是在新常态背景条件下说话，当你意识到推进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需求管理的时候，我觉得情况就会有所不同。比如目前的减税降费的主要着眼点是降成本，而且降的是企业成本。把这样一种减税降费和它的目标相对接，你盯着降成本，这手启动减税降费，那头降成本，你得看一看减税降费在降成本方面究竟能不能有实效。比如说，按照不少人的主张扩大财政赤字去减税降费，扩大财政赤字之后的减税降费是用什么效应呢？常识告诉我们得发国债，不可能扩大财政赤字就完了，肯定要发国债，等于说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去支撑或换取减税降费，再具体讲借钱减税降费，借钱减税降费能降成本吗？借来的钱终究是要还的。

　　我们说政府债可以永久不还，不断的置换，把它忽略不计，但是不还的债要计息啊，不付息吗？付息。付的利息会形成什么？未来财政支出的叠加，会叠加到未来财政支出的基础上，今年借债明年就开始计息了，这些叠加的支出最终又是什么呢？形成企业新的税费的增量，羊毛主要出在羊身上。因此它是一种从根本上的减税降费的降成本的措施吗？显然不是。再进一步看，减税降费的目的除了降成本之外，就是调整资源配置格局，总得要把政府的一部分资源调增给企业吧，在政府支出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在政府发国债的办法，借钱的办法去支撑减税降费，实质的资源配置格局不会发生变化。他所带来的唯一的变化是政府融资方式的变化，原来是强制收上来的钱，现在变成借来的钱。不就是这样一种变化吗？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当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的时候，情况也会有所不同，你就会瞩目于新的减税降费的办法，而且瞩目于减税降费的可行性。

　　今年的减税降费实际上是有新意的，这个新意是什么？就是一方面通过借钱减税降费，财政赤字的增量是2000亿，另外一方面是削减政府支出，尽管削减的规模不大，但总归提出了三个方面的线索。第一，一般性政府支出消减5%，现在已经部署了。第二，绝不允许增加三公经费支出，把三公经费的存量锁定了，经济增长，三公经费不涨。第三，削减非重点项目的财政支出。所以今年的减税降费是一种借钱减税降费，和削减政府支出支撑的减税降费，并行的减税降费的办法，得根据可行的空间来安排减税降费规模，所以就安排了3500亿的减税，2000亿的降费的安排。所以这样的理解，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说了那么多，我只想说一件事，就是要引领好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我们说了那么多，其实不是说企业要做什么或者政府要做什么，决策部门管理层要做什么，其实任何事情都是理论先行。我觉得更多的是经济、理论工作者首先要把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任务完成好。

　　当前围绕着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新瓶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执行过程中被打折扣，不由自主的回到原有的路径上去，形成路径依赖，如此等等，表面上看是实践问题，实际上是理论问题。我们没有把这些理论问题交代清楚，或者是交代了，但是交代的不够明白，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道理讲到让普通人理解扩张性经济政策那样的地步的话，我想障碍就会减少许多。我一提凯恩斯的那套东西，连普通百姓都懂，逆风行事，这套东西是多少深入人心，但是相对于新常态，相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讲的决不是非常透彻。好多人还不明白，究竟有何不同呢？特别是官员。官员在发言的时候总是两段，前面一段说一定要坚持发展新理念、坚持供给侧改革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这种表态性发言是非常好的，但是一到具体措施的时候，他的政策立足点，理论基础基本上还是照搬老一套的思维方式。所以这样的情形我觉得不能再继续，再继续的话，认识、适应、把握、引领的道路就太漫长了。三年多的时间还是这个样子，显然不行。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并且能够与大不相同以往的政策框架作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体系。

　　所以总讲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这一套经济学的立足点显然是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而不是经济发展的旧常态，显然是新的发展理念，而不是旧的发展理念，显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主线，而不是以需求管理的那样一套政策框架。因此在当前与今后这个时期，我觉得我们应当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把建立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讲好中国的故事作为中心任务，并以此引领中国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当然这是一个非常远大的任务，在此之前或者为了走向和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在当下我建议我们应当开始有意识的以比对的思维方式作宏观经济分析。

　　当我们提出一个重大政策判断的时候，过去我们怎么说的，现在怎么说的，怎么变了，当我们提出政策建议的时候，总是要说以往该怎么提，现在该怎么提，总得要有点变化，我先不说“大不相同”，一定要不断的警醒自己，我们应当立足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标准于践行新的发展理念。

　　张连城：高所长是我国著名的研究财政税收的经济学家，对我国财政政策在新常态下的实施提出了新的理念。因为中国现在的隐性赤字太多了，高所长建议一定要坚守3%的赤字不突破，否则中国经济运行可能会出现大的风险。重点应当依靠缩减政府财政支出来降低成本，优化资源配置，在新常态下主张理论工作者应当把政策主张上升到理论层面，引领和构建新常态下的经济学。让我们感谢高所长的发言。

　　张曙光：大家上午好，感谢主持人，感谢主办单位。大家知道，现在新经济确实如火如荼，距5月8号电子商务协会发布的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报告的数据，2016年中国经济市场规模3.9万多亿，比去年增长了76%。参与共享经济的人6000万，比去年增加了1000万。在平台上就业的585万，比去年增加了85万。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就是新经济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因为去年作了一些考察，到成都、浙江阿里巴巴的总部做了一些考察，也读了一些书。

　　我今天想讲四个问题。第一，信息化生产力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力。第二，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从拥有权中心论转向使用权中心论。第三，平台和APP的分工方式和经济协调。第四，组织制度的铁三角的变化。

　　人类有三大技术和三大生产力，一个是农业技术和农业生产力，一个是工业化技术和工业化生产力，一个是信息化的技术和信息化生产力。信息化的生产力已经发展了三代，第一代是大型的计算机和哑终端构成的信息平台。第二代是互联网和个人分散的计算机终端构成的信息平台。第三代就是现在的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构成的信息技术平台。而信息化生产力是以现在的第三代的信息技术作为基础的。这个生产力，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特征。第一，如果说工业和农业生产力是局限在他的领域和部门，那么信息化生产力是全覆盖的。为什么？因为现在一切都可以数字化，图文可以数字化，位置可以数字化，甚至连人的动作都可以数字化。现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可以数据化。所以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数字的海洋，这是第一个不同的地方。第二，工业和农业生产力，大家知道用的是实物资源，实物资源有限，而且一般不能排他性使用，用一点就少一点。但是数字和信息资源可以无限复制，可以排他性使用，而且使用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所以现在数字信息资源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资源，而且任何一个数据积累都包含着未开发利用的有价值的信息。第三，信息化生产力和工业化生产力是反向的。我们知道，工业化大规模、集中化、同质性，而信息化生产力小规模、大范围、分散化、网络化、异质性，所以是一种相反的生产力。既然是一种新的生产力，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因，必然会出现与之相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经济形态。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和经济理论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我这个地方说一下，我把所有权等同于产权，包括占有权、拥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我这个地方讲拥有权就是讲的拥有关系，不包括其他关系。我们原来的工业化的生产力里边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资源的有限性，所以这个假定是符合的。资源有限人类的经济生活就是争取资源，而争夺资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拥有它。但是刚才讲的信息化生产力三个特征，决定了现在拥有不拥有不是关键，而是你能不能使用，你怎么使用，这才是重要的问题，而且根据现在一些互联网专家的研究，怎么从所有权中心向使用权中心转变。

　　我先介绍两个人的研究，一个是ZIPCAR创始人罗宾·蔡斯。在过去的经济里，物质资源由于有限性，人们占有它，就出现了非常存在的普遍现象，而大家又视而不见。每一个人不管穷富都有一些资产，但是这些资产里有的可以利用充分，有的不使用，有的使用一段时间，有的使用的效率很差。比如汽车，只是上下班用，家人出去用，其他时间都趴在车库里睡觉，蔡斯就把这种现象称为产能过剩，和我们现在讲的产能过剩不是一个意思。这就造成了一些过剩和滞存，造成了一些闲置浪费，经济就是在过剩产能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不见得要创造新的产品，而是在旧的资源利来创造价值。所以互联网提供了这么一个可能，人人参与，把这个可能变成了现实，蔡斯认为过剩产能、网络平台加人人参与是共享经济的三大要素。既然如此，使用权就越来越比拥有权重要。

　　另一个人是凯文·凯利出了三本书，最后一本《必然》，里面提出新的技术从五个方面使得使用权越来越比拥有权重要，一个是轻型化、简无纸化到服务化。现在出现了一个趋势，产品就是服务，而这个产品作为服务的就是软件，现在软件及服务成为所有软件的一个共同模式。甚至基础设施及服务，你服务了就不需要也那些东西了，他的排他性，那些东西就不需要了。二是使用的及时性，必须满足立即实现，如果我借用、租用一些方式，那你想一想，拥有还重不重要？三是去中心化，把一切物质的、非物质的东西都流动起来，你想想流动还能拥有吗？所以拥有权实际上从你的指缝里流失了。四是平台协调，平台实际上一些工具是人肢体的延长，而平台实际上是人的大脑和灵魂的延长，这种状况也使得拥有不是重要的东西。五是云端，既然一切都存储在云端，手中的工具只是云端的一个接口，这种情况下那种个性化的拥有权确实不重要了。所以这样一系列的东西就使得拥有权逐渐淡化，而使用权逐渐上升。

　　我觉得他们这些观察是有道理的，是一个非常符合我们经济学原理的东西，那你想一想，从社会来说，你拥有而不使用是一个资源的浪费，从个人来说，你拥有而不使用也不经济。比如你拥有一台汽车，你不使用，仍然要保养、要修理、要更换，一系列的麻烦都有，不仅要支付一定的资源，而且要占据你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看来，拥有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拥有权是有成本的。既然可以不拥有而能够使用，有免去了这些成本，而且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和满足，那么我觉得这是最符合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所以既然符合这个道理，拥有权的主导逐渐被使用权主导代替，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大家看我们过去的经济学是拥有权为中心的，不管是古典、新古典、制度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都是拥有权中心论。现在既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变化，我们要不要面对这样一个变化来接受新经济的挑战，来研究新经济对于经济学提出来的新的问题，来发展经济学的理论。

　　1939年科斯发表了企业性质以后，制度经济学里把经济协调概括为两个事情，一个是经济协调，一个是市场协调。企业协调是通过层级结构来借助于命令和标准完成，而市场协调借助于通过价格竞争来完成，行政协调实际上和企业协调是一样的，只是范围不同，而且这两种协调之间，大家知道是可以取代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在市场和企业之间出现了一些中间组织和中间形态，比如说授权经营，比如战略联盟，还比如说奥斯特罗姆发现的公共食堂资源管理，这样一些中间形态。但是现在平台和APP的分工既非企业，也非市场，也和一般的中间组织不一样。说他不是市场，大家看平台是企业，APP也是企业，平台是大企业，APP是小企业，微型企业，个人企业，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完全像传统市场一样，因为平台开放资源，APP可以随意使用，而且编辑成本几乎为零，所以大家看在这里面并不按边际成本进行交易定价，这和传统市场交易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再比如说企业协调，大家看，平台既不是APP的老板，APP也不是平台的雇员，他们之间没有上下级的关系，领导、被领导的那一种关系。

　　比如说奥斯特罗姆公共食堂资源管理最像这个东西计，但是奥斯特罗姆设计的的一人一票在这儿也不适用，他提出了八项原则，为了保证参与这儿的使用权，实际上他的八项原则在这个地方也不完全适用。所以我倒觉得APP和平台之间的分工是需要进一步来讨论的。一个是在这里边APP的参与完全是自由的，而参与的越多，对平台越好，平台越有效，所以在这个地方，自由成为经济繁荣的一个指标，所以自由的程度就是经济繁荣的程度，还有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区别于任何一个基于现有经营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平台和APP之间似乎只是一种合伙投资人的关系。但大家看，这里也很有意思，既然是平台以自己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投入，那APP以自己的创意，以自己的灵活性来投入入股，但又不是公司的安排，也不是子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

　　所以这里边的特征大家也可以看，说他是市场的平台协调，但他确实不是平台的企业协调，不是平台的内部协调，而是外部协调，不是企业协调而是平台的一种市场协调。如果这样说的话。还有市场协调也有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市场是一个信息分散的安排，是人类创造的一个解决分散信息不对称的很有效的工具。但是在这里，又是几种信息，所以这个问题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所以这种协调方式和平台APP之间的分工方式是高度相关的，所以他的协调方式我们也不能简单的概括。

　　最近在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在上海召开的第三次思想中国论坛，一个学者做了经济学前沿的研究，做了一个概括，实际上现在来看制度环境和组织的三角，就是权利、交易、合约都发生了变化，制度环境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现在互联网的即时通信，把时间、地域的观念改变了，整个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过去的中心化现在变成去中心化，过去拥有权重要，现在使用权重要。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我们过去研究的制度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制度化学变化以后，铁三角的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

　　我们简单来说，比如说权利包括决策权和财产权，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财产权和决策权是统一的，它的分类开始就是委托代理关系，决策权和拥有权分离，决策权成为代理人，而拥有权是委托人的，既然代理人的决策权来自于拥有权，这是一种变化的情况。现在的状况是拥有权和决策权的分离。在新的经济里，我们可以看到既然是使用权中心，那么他也就有了决策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APP没有平台的信息资源和网络的拥有权，但是他可以使用他，也通过使用分享了拥有权，同样平台也没有APP那样一些灵活的创意，但是APP的灵活性可以成为平台的财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拥有权的排他性、封闭性变了，不是一个绝对的产权，而变成一个相对产权。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看产权一系列的东西，产权的细分、产权的行使、产权的安排都变化了。

　　举一个例子，我们过去争论的公有权有效还是私有权有效，到了新经济里看，还有多大意思？因为可以共有私用，也可以私有共用，也可以共有共用。现在共享单车是谁的拥有权？平台的拥有权？使用者的拥有权？实际上变成一个公益产品，所以产权一系列的理论也需要思考。

　　再看合约，过去理论上有完全合约，不完全合约，这也是从拥有全中心出发的，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信息，信息完全不完全决定了合约的完全不完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信息是分散的，用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有几种信息也可以解决，因为市场既然解决了分散信息的不对称问题，但是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有些问题还需要通过集中信息来解决。集中信息谁来集中？怎么集中？集中来干什么？如果说政府来集中，而且把全部信息集中，来了否定市场，搞计划经济，这在三个问题上都错配。因而计划经济失败是必然的。但问题是计划经济失败，没有否定计划，也没有否定集中信息的必要。由于市场不能完全解决分散信息的不对称的问题，匹配的问题，就需要市场设计，这是201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尔文·罗斯关于市场设计理论，就是讲如何通过集中信息进行匹配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完成市场交易，没有否定市场自发经济的性质。但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的平台和APP就是一个设计的市场，不是政府来做的，不是否定搞计划经济，没有否定市场，而他正好既是一个设计的市场，也是一个自发性的市场。所以在这个地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解决了，一切信息都在平台上，都在云端，交易里既不可以事前隐藏信息，也不可以事后隐藏行为，这些问题都没了，所以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一种完全合约的状态，所以这个信息对大家都是公开的。

　　再讲一下交易。有经济的交易，的交易，经济交易中，过去讲所有权的交易，一个是买卖，买卖完了所有权转移，还有一个是委托代理，把决策权给委托人，但是大家想一想，前一个交易比较简单，第二个交易就相当复杂，其实把决策权给委托人只是开始。而后边产生的那些问题才是过去的理论研究的中心，怎么让委托人、代理人能够按照你的意志来完成委托人的利益，我们过去的理论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但是大家看一看，现在的状况，既然拥有权不重要，使用权的交易里没有委托代理关系，那么那些问题全都不存在了，所以可以说交易的这种变化也使得我们要重新来看这样一些问题，而且大家看，由于使用权的交易里边，价格是租金，现在的交易里，既然不能按边际成本定价，那租金的分配、竞价可以按照使用效果来竞价，租金的分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这里面对租金理论也提出挑战。，大家知道，对租金理论有很大的贡献，解决了分成租和净额租的效率一样，而且提出来租金核算理论，当然的缺陷也在这个地方，仍然是立足于所有权来讨论租金的问题。现在租金在使用者那个地方集中，所以不光是租金核算，而出现了租金聚集的问题，也就出现了租金分成的问题，租金分成不仅要考虑平台怎么分，而且要考虑APP怎么分，而且现在来看APP在比例里占的是大头，这也是租金理论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今天讲这些是想提醒经济学家关注新经济对于经济理论的一些挑战，研究一些新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学者对此关心的不够，看这个问题的多数是技术经济专家，而经济学家如果跟着那个去做，我们做不出自己的东西，而应该运用我们自己的长处来研究新经济的问题。谢谢。

　　张连城：谢谢张老师的演讲，张老师演讲的四个题目是有内在联系的。我听出来了，就是信息化生产力是一种新型生产力，既然是新型生产力就应当有一种新型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这种新型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下边，所有权问题、使用权问题、收益权问题等等都相应变化，我们希望在更广泛领域听到张老师以后在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下还会发生哪些变化。谢谢张老师的演讲。

　　下面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部门首席专家Olivier Frecaut演讲，他的演讲主题是金融风险防范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

　　Olivier Frecaut：上午好，各位早上好，我的名字是Olivier Frecaut，我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我是法国人，我的职业生涯中，35年都是处理金融风险。我现在快退休了，至少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快退休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就是关于金融风险和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去防范金融风险。当然，今天我会尽我全力去演讲，我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此次论坛，并且能够和各位来宾分享我的一些看法，而且这都是一些我个人的见解。

　　其实关于金融风险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讨论的，对于风险防范也有很多需要讨论的，但今天我想谈一些我们主要防范的问题。金融风险我们可以更详细的去谈论一些。今天我也很高兴和大家来谈一谈怎么样去防范这些风险，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些金融风险来自哪里，我们也知道金融风险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我们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金融风险。所有这些金融危机其实都有很好的记录，我们也知道有一系列的研究，还出版了很多的书都是来分析金融危机，我不具体的来说，其中有一个是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的时候也关注了金融风险，而且做了很多分析。我们也知道这些金融危机代价都是非常昂贵的。

　　（图）这个图就能看出来系统性的银行风险带来的一些金融的成本，还有是在产量方面、产出方面的减少。还有是对于金融系统本身，对于整体的经济来说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有一点忽略掉了，就是我们分析的框架，对于定量分析的共性的框架，这个是我一会儿会来谈论的。但是所有金融风险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在2007年或者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现在这个危机已经过去了，我们所学到的就是从中吸取的一些经验教训，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找到了很多问题，找到的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在解决危机方面做了很多方面的努力，但是危机防范方面做的还不够，而且我们找到的问题，我们看到了很大的数据缺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如果我们想在防范金融危机风险方面做的更好的话，就需要有更多的宏观金融的连接，也就是防范、解决方面。

　　我们有很多的成果，也在管控风险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像我这个部门也出了很多书进行分析，而且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系统去管理风险。而且这些分析都被很好的分析了，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防患于未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去处理它是非常重要的，但防范是更重要的。在数据缺口方面，我们今天有一本书，今天也会讨论国际社会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我们有一个数据缺口的倡议，而且也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我们有一个金融稳定性的委员会，还有我在IMF的同事也做了很多工作。

　　下面我来重点讨论一下关于宏观金融的连接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就是我们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学到了我们主要的一些金融连接，比如现在在金融部门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在整体经济中发生的问题，中间都有很好的连接。我们看到金融系统和宏观的经济，尤其是解决经济方面如何去连接，比方说在希腊，有金融危机的时候，他的金融危机非常严重，基本上是把整个银行系统都摧毁了。所以所有的这些负面反馈形成了一个回路，并且带来了一些宏观经济的问题。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当然这些都是全球公认的，政策的制定者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宏观经济的连接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些连接还没有被充分的理解，这也是我想引起各位注意的。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充分理解这些连接呢？当然我们IMF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一些很重要的金融论坛和我的老板，IMF的总裁拉加德也进行了很重要的讨论，而且全世界也都在进行讨论，全世界很重要的一些人都在金融论坛上进行了讨论。但还是有一些挑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能够应对好这些挑战的话，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金融风险，最重要的就是防范。

　　如果想取得进步，我亲爱的各位同事们，我们需要更广泛、更全面的方法，而不是我们之前采取的一些传统的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分的理解，非常重要的金融部门的发展和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连接。这就会给我们带来我们需要的工具，这样才能整合宏观的经济，带来一个全面分析的框架，为什么在金融部门和宏观部门的分析没有得到很好的融合呢？因为有两个非常困难的概念的框架，就是宏观的经济主要是在国民的核算框架中，而金融的分析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核算和企业层面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很好的沟通，他们的说话都没有很具体的同样的交流方式。所以如果我要开始，就像我说法语的话，你们可能听不懂，所以金融部门和国民经济部门是在两种不同的语言，宏观经济是说一种语言，也就是在座的各位，你们都说一种语言，而金融部门，就像我说法语，我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我们需要克服语言的障碍。所以这个挑战现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为我们这个词汇表是没有得到攻克，也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假朋友，但是有一样的词，它的意思在不同的两个语言中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有更好的应对策略。而且是很重要、很广泛存在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想具体来谈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可以给大家节约一些时间，我首先给大家谈一些主要的区别，就是在宏观的经济分析和金融核算方面主要的一些不同。也就是国民的核算主要是公共的产品，主要基于的是公共政策，要知道在实体经济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去设计出一个比较合适的公共政策，但是在企业核算中，它是比较自私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计算出企业如何去盈利。而且它研究的是整个成功的行动，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目的。所以为了达到协调一致，国家账目核算需要所有这些交易人员都达到一个平衡，而商业会计核算的时候，他不考虑这种平衡，只是把经济体放到了中心地位。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在国家账目核算的时候，我们需要四个交易主体，两个使用方和两个资源方才能形成交易，在我们的商业核算方面，只需要两个元素，就是进和贷。所以在国家账目核算的时候，这种金融核算需要达到一种财富的平衡。在商业核算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最后一点就是在国家账目核算方面，我们要形成一种广泛的金融与债务的平衡，而在商业核算，基本上不考虑平衡的状况。在来中国以后，我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对于商业会计来说，对我来说可能什么都不意味着，但是商业核算会达到一个平衡。

　　现在我要给大家以人类为主体做一个介绍，这是地球，是我们的蓝色星球，我们是人类，我们是处在一个社区当中，如果我们做资产负债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国家核算项目，只有两个元素，是实体的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因为所有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都是要达到平衡的，所以我们在考虑人类资产负债表的时候要考虑两个元素，一个是非金融资产，另外一个是财富。

　　最后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家的财富。国家负债表在国家财富方面要包括三大元素，一个是非金融的资产，还有净债权和债务，也就是称之为国际净投资头寸，也就是说对于其他国家所有的债权和债务，这是一个更加广泛、更加全面的金融理解。

　　每个国家的净资产，这和资产，和对其他国家投资的头寸相关，国际净投资头寸是国家净资产方面的一个重要的成份，已经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清晰记录，已经放到了国际金融数据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些国家有正面的表现，我不想把这些名字都念出来，在这个方面不要讲得太过清楚。

　　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国际基金投资头寸的数据来说，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的情况，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是金融风险和金融事项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联系。

　　我想给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整个世界整体的债务情况和财富情况，整个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称之为国家财富方法，在这方面，我们出版了一些论文，出版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上，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找我要这个网站。我们把国家账目核算作为一个重要考量的方面，这样就能够提供一个非常概念化的框架，来设计更好的金融计量的项目。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方法为什么有用。首先它能够帮助我们研究之前搁置的这些案例，为了进行更加准确的研究，必须要研究一下以前发生过的这些案例，看看它为什么发现这个问题，如果你看一下我的论文的话，你就会发现不同的危机其实是有联系的，有一些隐藏的风险因素，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或者对将来的金融系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比如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最后由纳税人来承担。

　　当在印度尼西亚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了其中进行研究，我们两个研究团队，一个是宏观经济研究学者，来研究宏观经济，另外一个是来研究金融方面的问题。我们这两个研究团队做的研究内容完全不同，当银行出现损失的时候，这些银行的损失会形成一个由纳税人承担的负债负担，在当时我们这两个研究的结果，唯一的一个共性就是这些银行的损失。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通过国家财富方式可以准确的来指出这种积累机制，比如在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国家的这些财务机构应该考虑这种积累性的变化以及变量，在里我们有一些具体的数据，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会给你们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介绍了。

　　当然我们发展出这样的应对方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它包括确认风险的方法，也包括要开发更加便于操作的应急机制，最后要有一个早期的预警机制和快速的预警机制，这是一些详细的细节。

　　最后我给大家讲一下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点，就是说这种新的解决方案面临着一些严重的制约因素，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些固有的利益集团造成了很多问题，现在我们还缺少国家账目机制的时间表，我们现在也没有非常准确的国家帐户的信息，还需要很多的时间来进行计量，我们现在还缺少采取行动的法律保障。我们现在还要把三个相关的专家领域联系起来，现在还缺少这种联系。

　　最后讲一下中国具体的情况，如果中国出现了一些具体的风险，中国还有一些独特的优势，这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非常独特的情况。中国的风险是什么呢？也就是增长过快的情况是不是可持续的呢？中国的大规模的投资是不是有效的呢？中国的信贷扩张会不会造成未来的影响呢？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是不是会包括那些资产呢？中国也有一些独特的优势。第一中国是有非常棒的国家商业系统，如果看一下中国的资产负债表是非常好的，中国一个独特的能力就是能够促进经济的盈余，因为中国人喜欢存款，喜欢投资，也就是说中国人是非常生产力的，非常能够控制自己的消费，所以他们能够创造积极的盈余。而且在中国，人们教育水平不断的上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昨天在北京首都经贸大学我见到了一些年轻的、才华横溢的大学生们，和一些院士们，还有一些研究人员们，他们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有很多留学生来自于56个国家，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我是非常看好的，中国的教育非常发达，而且对于创新发明是持非常开放的态度，而且中国现在已经准备好了来接受更加广泛的国际责任。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也就是一本书，关于中国的影子银行的一本书，在这里面有一章谈到了中国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是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显示在2016年10月7号，在华盛顿举办的一次会议讨论中，当时中国社科院也参与了其中，中国的资产负债表有些东西还没有翻译成英文，但我觉得这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可以对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借鉴经验。

　　最后的结论是，我觉得各位同事们在谈到国际社会的时候，谈到国际大家庭的时候，要防范金融风险，是可以改善的。因为他可以改善，我们也应该、有理由来做这种金融风险的防范工作，并且改善防范的能力，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来改善我们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来预防金融风险，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改善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并且依赖于国家资产解决方案这个方法，现在我们需要更新的倡议，并且要在国际层面上促进更多的合作和协调，来推进全球资产负债表倡议这已经得到很多专家和学者的赞同。

　　中国是可以成为一个最大的贡献者并且能够扩展这一方面的倡议，而且能够促进整个国际社会有更高价值的公品。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再见！

　　张连城：非常感谢Olivier Frecaut教授。Olivier Frecaut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认识，认为防范的不够，处理很重要，但是防范更重要。国家的宏观经济等于国家的核算，金融等于企业的核算。它依据的是私人动机决策，宏观依据的公共决策，但金融部门依据的是私人动机来决策，怎么把两种不同的决策系统还有语言纳入一个共同的框架，这是一个防范金融危机的很重要的一点。这样应当有一个早期的预警机制，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但还需要法律保障。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中国有自己的优势，有可能践行Olivier Frecaut提出的建议。

　　下面请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中国微观调查数据如何向学术研究开放。谢谢。

　　许宪春：谢谢张院长，尊敬的高培勇所长，尊敬的付志峰校长，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再一次参加中国经济与周期高峰论坛。我算了一下，我大概是在2010年左右参加的，没有参加11次，但绝大部分都参加了，我也特别感谢会议主办方每次都邀请过。

　　今天我的题目是中国微观调查数据如何向学术研究开放。今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我遇到首都经贸大学的刘洪（音）教授，他说学者对统计有两个意见，第一是数据准不准，第二是数据开放不开放，也确实是，政府统计系统包括国家统计局和各个部门拥有不少数据，特别是微观数据、企业数据、住户数据，但由于保密的原因，向学者开放的应该是不够的，学者这边急需用数据，但拿不到数据，那边有数据，由于各种原因拿不出来。所以这是当前政府统计部门面临的问题。我是今年4月份离开统计局，3月份正式宣布不再担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今天我是第一次以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的身份来参加这个会议，以前都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来参加这个会议。来之前受宁吉喆局长的委托，如何向学者开放微观数据。后来依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的团队，来对一个是对国家统计局的微观数据做一下清理，就是各个专业统计的调查制度怎么样，包括资料来源，调查方法，统计指标的计算方法，历史上的变迁等等。同时，我们研究了美国、欧盟、日本，微观数据如何向学术研究开放，特别是像美国五大局的数据，如何向学者开放。

　　我们研究知道美国普查局在美国全国设了24个点，也叫数据开发中心，18个点设在高校，其余6个点设在学术研究机构，有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上的保障，既能够对学术研究开放，同时也对数据进行保密，我们研究之后，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并且协助国家统计局制定了开发应用微观数据的一套试行办法，这套办法国家统计局经过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且在5月24号正式印发了通知，这个通知中，明确国家统计局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建立一个数据开发平台，将来数据开发平台一旦正式启用，有资格的、符合要求并经过申请批准的学者可以到这个开发中心，利用国家统计局的部分微观数据。一会儿我会介绍。这样就给搭建一个平台，在国家统计局数据拥有者和学术研究者之间搭一个平台，学术研究可以在这个平台进行使用数据，我在下面主要是介绍这个问题。这个虽然和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不是很有关，但是我相信所有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和周期问题的学者可能都离不开数据，特别是官方的大量的微观数据，所以它也和我们的论坛密切相关。

　　我要讲的是五个方面，一是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调查意义，二是中国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现状与挑战，三是发达国家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基本经验，四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关于开发应用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做的若干准备工作。最后简要介绍一下国家统计局关于逐步开发应用微观调查数据的适应的办法。时间关系，我可能每个部分讲得短一些。

　　一、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重要意义。有四个方面，但我们知道微观调查数据涵盖的信息是非常大的，应该是非常宝贵的经济社会资源，既具有经济社会价值，同时具有重要了学术研究价值，当前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在保密的前提下，对学术研究开放，使之得到充分的开发应用，发挥它的作用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像美国、欧盟、日本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受数据保密性等方面因素的制约，中国政府微观数据的开发应用主要限于政府统计系统内部，主要是汇总一些宏观的数据来进行研究，对学术研究的开放是不够的，从而这些重要的数据资源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学术研究对政府微观数据需求越来越强烈，政府微观数据开发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深入发展，形成更多具有原创性和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政府微观数据具有丰富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在政府部门发布的各种汇总层次的宏观数据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学术研究部门拥有开发微观数据充足的人力资源能力和潜力，也具有开发应用这些数据资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保守数据秘密的前提下，向学术研究开放资源，让学术人员开展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形成更多具有原创性和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提升我们国家的实力。在国际重要的期刊特别是期刊，想发表数据，我了解，很多是用微观数据来进行研究的，所以中国的学者如果在国际的期刊上发表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利用开发应用的微观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宏观决策，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学术研究人员通过开发应用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可以深度挖掘政府统计部门在宏观汇总数据中缺失的信息。针对于这些信息所隐含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提出更加精准的量化依据和更加到位的政策建议，因为利用了大量的微观数据，利用更加精准的量化研究和更加到位的政策建议可以发挥数据的作用，在宏观决策中的作用，可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三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公众，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学术研究成果在社会上进行广泛的传播之后，使得社会公众更加了解数据所反映的深层次的问题，可以让社会公众在各自的领域更加科学、合理的判断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推动改进和完善政府统计，提高政府统计的公信力。微观数据开发应用的学者，通过应用能够更加详细的了解政府统计，能够提出更加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从而有利于改进和完善政府统计。通过对政府微观调查数据的开发应用，学术人员可以更加深入理解政府统计，信任政府统计，维护政府统计的权威性，提高政府统计的公信力。学者通过开发数据，一个是更加详细的了解政府数据，一个是更加深入的理解政府数据，这样便于他们在对政府统计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能够解读，能够更加相信政府统计，所以有利于提高政府统计的公信力。

　　二、中国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现状。应该说政府统计系统也做了不少努力，利用微观数据的汇总数据，为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个部门判断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规划提供了大量的的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依据，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服务。可以说在每个月结束之后，在每个季度、每个年结束之后，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准确判断都是在数据发布之后，所以对于判断经济社会形势是非常有用的，政府统计部门也作了大量的工作，不仅是国家统计局，各省统计局以及市县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政府统计系统也采取合作研究和签订保密协议的方式，允许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学者在约定的条件下使用部分的微观调查数据，比如说人口普查数据，在一部分学者中已经在采用。但是由于政府统计系统大部分人员从事的是统计制度方法的究和制定，数据的采集加工和处理，专门从事开发的统计人员是很有限的。有机会的政府统计系统开发这些微观数据的学者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应用。】

　　政府微观数据开发应用也面临很多挑战：一是法律法规制度上不健全。我们研究发现美国、欧盟、日本在开发微观数据的同时，都是逐步的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既保证数据的开发能够顺利进行，也保证数据的安全，所以法律法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保密性的挑战，因为政府微观数据包括企业数据和住户数据，企业数据往往涉及到商业秘密，而个人数据往往涉及到个人隐私，统计法规定可以推断出个体信息的数据是不能对外披露的，要进行严格保密。这是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面临的最大挑战，又要开发，又要保密，这是一对矛盾，如何有效的解决这些矛盾就很重要了。

　　三是人力物力方面的挑战，因为你要想开发政府微观调查数据要做一系列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对微观数据进行清理，清理之后便于学者开发应用。历史上各个专业的调查方法、调查制度都发生过变化，你要在开放数据的同时把这些制度方法的变化告诉学者，不然的话学者用的时候可能会用错，会有问题，不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变迁，拿来就用之后就会造成数据的不可比，就会带来问题。

　　为了向学术研究开放政府微观调查数据，需要对相应的数据进行脱敏和加密处理，形成可供开发的数据，避免数据在开发应用时泄密事件的发生，现在泄密可是不得了，所以一定要做好数据的脱敏和加密处理。为了向学术研究开放政府微观调查数据，需要对相应的数据进行长期维护，需要对数据开发应用进行系统有效的管理和监督，以使这项工作有序有效进行。

　　由于这一系列挑战，大量的政府微观数据远没有得到开发应用，造成宝贵的数据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高校和科研机构大量的学术研究人员无法开发应用政府微观调查数据，造成宝贵的人力资源的浪费。政府微观调查数据没有在宏观决策和国家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在服务于社会公众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没有在学术研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发达国家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基本经验。基本原则有四条。一是在保守秘密的前提下，尽可能将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向学术研究开放，发挥这些数据的作用。二是政府微观调查数据的开发应用不得泄露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三是对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方式和成果发布做出严格规定。四是要求微观调查数据的开发应用符合政府部门的利益。不能由于开放对国家统计部门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也是难以持续的。我们对美国、欧盟、日本的数据开发应用中的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梳理之后觉得这四条是最重要的。

　　微观数据的主要做法。一是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及配套制度。发达国家在微观数据开发应用过程中都是伴随着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对数据开发应用做出明确的规定。二是共建研究机构，这是一种方式，开发政府微观数据方面，有些国家是采用共建研究机构，设置第三方机构的方式。比如政府统计部门、高校或者科研机构共建数据研究中心，这是美国采用的方法，数据研究中心在政府统计部门与学术研究之间架起桥梁，便与对政府微观调查数据的开发、权限、范围和流程进行管理。由第三方，一方是政府，一方是学术研究，当中是平台。三是采用协议方式开发应用数据，这是一些国家普遍采用的方法。采取协议方式对开发应用的保密性、互惠性和适用范围进规范，对开发应用者的行为进行约束。四是采取多种途径提供数据，实现数据合理开发和保密要求的平衡，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比如欧盟就有很多方式向学者提供数据，有远程的提供，也有人提供你的磁盘，但是你到期之后必须销毁，或者到期之后返还。这是一些严格的规定。这是国际上发达国家如何开发政府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和做法。

　　一是整理政府微观数据资源清单，把每个专业的报表制度、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数据分类、计算方法、历史上如何变迁做了一个详细的清理，这是国家统计局各业务司的配合下由清华大学数据研究中心来把事情做完。二是整理政府微观调查数据开发应用的国际经验，就是我刚才讲的美国、欧盟、日本，他们是如何开发微观数据的，总结了几条原则和经验。三是就中国政府微观调查数据的开发应用提出政策建议。四是协助国家统计局拟订开发应用微观调查数据试行办法。5月24号国家统计局正式印了开发应用微观数据的试行办法，我下面会简要给大家介绍。

　　这个办法规定了数据开发应用的范围，首先哪些专业开发，一个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状况调查，二是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三是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现在应用于这三个领域，也是学者最常用的领域，也是政府统计中比较规范、比较完善的一部分。

　　开发应用的数据，一是经过抽样后匿名化处理的样本库数据，不是把所有的数据都开放。比如说工业的财务报表上有38万多家，目前在起步阶段不是把38万多家都拿出来，要抽取一部分样本。二是抽样原则和抽样比例由各专业司确定，比如跟工业相关的数据由工业司确定，住户调查数据由住户办来确定，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由国家统计局的人口司来确定。抽样的比例、抽样的范围会随着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如果我们在试点过程中觉得比较完善，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更多的来开放这些数据。

　　开发应用数据的时间长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财务状况调查是2012年以来的数据，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是2005、2008、2010年的年度数据。人口普查是1%人口城市调查数据是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数据开发应用方式。一个是对象，目前暂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境内具有法人资格的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其中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应具有一定的资质，不是所有的学校，要规定一个范围，特别是起步阶段，要求比较严格。同时要求以单位名义申请，不接受个人名义申请。

　　数据的存储和维护，对开发应用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抽样和必要的技术处理，使之无法识别或判断单体统计调查数据的身份。将开发应用的微观调查数据存储于特定的服务器，与存储普查和常规年度数据的服务器进行物理隔离，这是单独一个服务器。国家统计局数据管理中心负责开发应用的微观数据进行信息技术方面的管理和维护。

　　开发应用方式。国家统计局和高校以及科研机构共加数据开发中心，设在高校或者科研机构，通过网络终端和国家统计微观数据开发服务器进行连接。网络终端不保存数据，仅设置数据佛问功能，申请者通过审批后，到数据开发中心开发应用微观调查数据。

　　流程，首先提出申请，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填写指定表格的申请书，包括研究目的、研究计划、预期成果，拟使用的数据，并说明这项研究对微观政策制定和政府统计产生的积极作用，互利性的原则。接受申请，数据开发中心组织专家对提交的申请进行初步评估，国家统计局有关组织业务司和专家进行最终评估。首先是研究中心评估，数据开发中心做评估，然后是国家统计做评估。数据使用是通过最终评估的申请者到数据开发中心通过网络终端访问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服务器使用数据。

　　监测，申请者在利用微观数据形成研究报告后，需将研究报告提交数据开发中心进行初步评估，初步评估通过的报告需经国家统计局进行最终评估。成果发布，经过最终评估后可公开发布研究成果，并报国家统计局备案，研究成果应注明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开发数据库，并声明研究成果只代表作者观点。一个是你的研究成果一定要说明你应用了国家微观调查数据库，另一方面你要说你的观点是个人观点。组织实施，是在国家统计局各职能部门的管理和协调下做的一些工作。

　　数据开发中心负责提供数据开发应用的场所，承担网络维护建设。监督申请者按照协议规定使用数据，协助国家统计局起草数据开发的各项规章制度，聘请专家对数据开发应用申请者和研究结果进行初步评估。国家统计局无偿提供基础数据，数据开发中心作为非盈利性的独立法人，对数据开发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必要成本予以考虑，也就是说对开发应用的学者要适当收取费用，弥补成本，使得这个数据中心可以持续的进行。

　　国家统计局在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设立首个数据开发中心进行试点。这是第一个试点单位，条件成熟后再增设其他数据开发中心，对于运作不力的数据开发中心，国家统计局有权要求限期整改和予以撤销。

　　这是目前针对国家统计局微观数据没有得到开发应用，针对学者迫切的希望开放数据这种实际状况，受国家统计局的委托，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经济社会中心作了一系列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得到国家统计局的高度重视和推动，我们中心也在密切的配合这项工作，一旦条件成熟，就向学术研究机构开放这些数据，相信这些数据会对学术研究工作有好处，同时一旦成熟了，还可以在全国其他高校设立开发中心，更方便学者在各地开放这些数据。就像美国普查局在美国全国设置了24个点，这样对学术研究和应用数据研究带来非常大的便利，也通过这种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推动数据在宏观决策和社会公众应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同时推动政府统计工作的发展。

　　张连城：我们博士和硕士在一起写学术论文的时候，在创新与不足那样一段里都有那样一句话，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较差，本论文有可能在某某某方面存在不足，许局长从国家统计局调到清华大学以后，这种情况可能将来会有所改观。感谢许主任的讲话，谢谢许宪春主任。

　　张平：下面有请沈坤荣教授，题目换了一下，我本来很期待想听他讲金融监管下的中国经济，因为众所周知，中国实际上几年货币释放的模式是透过金融创新放松金融产品管制的模式，进行了大量的货币增加，特别是从2015年9月以来，整个货币成数从原来的3.5的水平直接提升到9月份的接近5，一直提升到2017年的一季度货币成数已经高达5.28%，在这种条件下金融创新中的金融部门的交易成长非常快。国家也发现脱实向虚，因为都是金融部门之间的交易，所以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这种严格的管制措施也就导致了现在信贷开始了全线收缩。原来期望做这个，但是沈教授讲的深化供给侧改革更重要，把更长期的问题纳入到整个经济增长轨道里。现在有请沈坤荣教授来进行讲解。

　　沈坤荣：谢谢张教授的介绍，我当时报名的题目是金融监管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考虑到金融监管的背景，中国经济涵盖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揭发长期增长活力大的框架里，所以我主要还是讲一下金融监管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和短期波动产生的具体影响，我想这不矛盾。今天主要环绕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揭发长期增长活力来展开。

　　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说短期成效十分明显。但是从推进结构性战略性调整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存在着不协调、不到位、不配套等问题。不协调主要表现在旨在推进宏观经济再平衡的“三去”力度不均，影响了供给侧改革的整体效果，并在局部领域产生了新的失衡。不到位体现在旨在揭发新一轮增长活力的“补短板”用力缺乏针对性，迟滞了宏观经济全面复苏的步伐。不配套主要表现在重点领域的改革滞后，甚至迟迟落不了地，新一轮增长的改革红利仍然没有有效的揭发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从四个方面来着力拓展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空间。第一，如何处理好短期稳增长与长期增潜力的关系，着力在去杠杆和补短板上见成效。第二，处理好减少资源配置扭曲和创新驱动的关系，着力在挖掘长期增长潜力上下功夫。第三，处理好“五大任务”“三去一降一补”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着力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用改革来增强经济增长的活力。第四，处理好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着力拓展经济发展的外部空间，核心就是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第一，处理好短期稳增长和长期增潜力的关系。着力在去杠杆和补短板上见成效。在这里面“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一项任务的“单兵突进”尽管在短期能够取得明显效果，但是如果缺乏其他任务的协同推进，会产生新的市场扭曲并会导致市场主体产生不适当的行为预期，进而削弱长期增长的潜力。我们注意到去库存作为短期稳增长有力举措取得了一些成效，中央政府这些政策通过地方政府的传导会有一些放大效应，使得扭曲了一些行为。因此是一种具有乘数效应的政策工具，单兵突进其实是弊大于利。

　　因此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特别是运用政策工具来解决短期突出问题的时候必须处理好短期稳增长和长期增潜力的关系。对于具有乘数效应政策工具在力度上我个人用了两个词“轻踩油门”“轻带刹车”来减少宏观经济波动，并稳定市场主体对未来正面预期。

　　当前对于日益突出的房地产问题，要从长期眼光来看待房地产产业发展，避免由于政府过调而导致大起大落现象，稳定宏观经济和市场预期，在当下是十分重要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研究经济增长与波动问题，必须关注地方政府行为。离开了地方政府行为这个视角去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我个人觉得只能是“隔靴搔痒”。我正在主持一个“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研究”国家重大项目，试图从多个角度对经济增长的下降和波动进行研究。我想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仅仅以一个方面“地方政府行为”视角作一点展开。

　　主要是五个视角。这里面地方政府影响经济增长和波动的视角里要讲的第一个就是张平教授希望我能讲的金融风险的问题。实际上考虑到当前日益凸显的金融加杠杆的风险，围绕地方政府的行为研究有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研究地方政府与相关利益部门的合谋行为。比如说在房地产调控上，地方政府表面上是为了控制房价，但实质上却和金融监管部门或者是金融运作部门、地方金融部门有一些合谋行为，引发了资产泡沫。而在中央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或者是从非经济手段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往往又会带来表外业务的过度收缩，产生波动的放大效应。刚才张平教授在主持引导话题的时候，他的想法我想可能也是这种想法的部分。这里面我没有作深入仔细的分析。

　　从最近这个问题在全国运营当中市场的反应来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和学界都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从中央的角度来讲，希望上下合力，共同维护好国家金融的安全。习总在中央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集体学习时指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本地区金融发展和稳定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的防控格局。长期来看，较未成熟的金融体系和多元化的金融业态能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市场经济运行效率，丰富人民群众的投资渠道，将社会资金有效地转化为生产资本，推动经济的发展。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有自上而下的严监管和自下而上的机构自律，还需要地方政府严格遵守市场规律，守好金融发展和稳定的底线。维护好本地区金融发展和稳定工作，从而使得维护金融安全工作上下合力，齐抓共管，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的格局。这样的政策意图能不能得到贯彻，我们必须打上问号。

　　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实际上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是有一种博弈行为的，不一定是听你话的。所以银行资金实际上存在资金所谓的空转行为，潜藏巨大风险。资金空转就是资金在金融体系内流转而不流向实体经济。实际上金融空转就是资金流转中一个“时点”现象。而商业银行的理财空转、票据空转、同业空转、信贷空转这种模式是盈利模式的需要，但是对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能不能有效的提供长期增长的资本支持是背道而驰的。

　　在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之前，资金空转则会加速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的膨胀，形成金融业产业繁荣的虚假现象，金融机构丧失了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对经济长期增长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即使最后资金流到实体端，但是由于过多的链条，导致了资金运行的阻滞和成本的提高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资金空转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风险。

　　必须看到当前所谓一些“地方金融”仍然游走与监管边缘。比如各类地方交易场所中经营中涉及到的类期货问题及违规发放不受监管的金融产品。所以严监管不仅是专业监管部门的事情，也是地方政府比较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对待非法集资、金融欺诈以及变相高利贷等违规违法案件，更需要地方政府以积极严肃的态度来妥善处理。

　　这些过程可以看到中央政府、中央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博弈关系。从评论的角度来讲，金融监管的力和度如何掌握，资金空转、资金脱实向虚将会对中国金融稳定产生重要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