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一堂好课》创作心声：电影应该有志向、有情感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让文艺之花为时代和人民绽放，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责任。这个课题看似高深，但它就生动地体现在一部部作品、一幕幕影像、一个个人物之中。

　　今年国庆期间，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用七个故事串联了共和国70年历程中七个“全民记忆，迎头相撞”的历史瞬间。它的巨大成功让我们看到，电影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表达，更能为时代画像和铸魂。

　　12月1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艺频道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一堂好课》第三期，走进彰显中国时代风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好课班主任”康辉、“课代表”陈晓陪伴同学们一起聆听了由著名导演陈凯歌带来的“时代影像课”。

　　课堂上，陈凯歌导演以《黄土地》《大阅兵》《梅兰芳》三部代表作为例，剖白融于作品的源于中国人民的土地情愫、集体精神和文化追求，“电影中应当有志向，有情感。真正好的作品，都是在反映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可以骄傲地说，中国电影反映着中国的变化。”

　　变成电影导演后，才明白当工农兵的十年给了自己多少东西

　　作为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中国第一位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的导演，陈凯歌从业近四十年来执导了十七部电影。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扎实的艺术功力，创造了独特的带有陈氏烙印的电影风格。

　　“任何一种影像方式，它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折射着这个时代的”，课堂上，陈凯歌从亲身经历出发，讲述自己的成长，和电影的缘起，以及他和作品有着怎样的精神联系。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的战士们一样，陈凯歌在青少年时代也曾当过军人，“我做战士做了五年。在那之前，我在西南边疆一个农场里头做农工，其实就是一个农民。退伍之后回到北京，我又做了三年的工人，所以工、农、兵我都做过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很多的磨难，很多的奋斗，很多的梦想，也有很多的痛苦。只有当我变成电影导演之后，我才明白这十年给了我多少东西，它给了我对人民的情感。”

　　1978年，陈凯歌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之后不久，他拍摄了处女作《黄土地》。当和合作者第一次踏上陕北高原雄浑的土地，眼望黄河浩荡，山丘纵横，陈凯歌落泪了，“在我拍摄这部影片的八十年代，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世代为农的人们开始离开土地，渴望开创新的生活。《黄土地》就写出了代表了求变的渴望，但变不等于我们丧失了对土地的感情。”

　　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我国隆重举行了改革开放之后的首次阅兵活动。出于对部队的情感，陈凯歌产生了创作的冲动。题材确定后，他和主创团队专门去阅兵村实地观察、参阅官兵的生活训练情况，被震撼到“目瞪口呆”——352人的方队整齐划一地正步行进在机场的跑道上，方队上空有一朵云，“这就是空气中的微尘聚合起来在战士的头顶形成了云朵。他们的双脚要以什么样的力量去撞击地面，才会看到这样的云朵？中华儿女的脚步震天动地，表达了坚强的意志和决心。”最炎热的季节，陈凯歌和战士们在空降兵基地拍摄了两个多月，和他们汗洒在一块儿，泪流在一块儿，最终完成了《大阅兵》。

　　情感的积淀，生活的阅历，让陈凯歌总是感觉想要表达。如果说《黄土地》讲的是人和土地的关系，《大阅兵》讲的是人和集体的关系，2008年上映的电影《梅兰芳》讲的则是人和文化的关系。

　　在《梅兰芳》这部作品中，陈凯歌将笔墨着眼于梅兰芳如何克服求新求变的恐惧、如何挑战走向世界的未知，如何在面对日本人时蓄胡明志，英勇不屈。陈凯歌提到：“影片中说‘输不丢人 怕才丢人’，我想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间都会遇到‘怕’的情况。在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受人欺侮的历史永远过去了，但是我们中国的文化一直激励着我们向前走，不退缩，不落后，这就是克服我们内心恐惧的意义。”

　　中国的电影反映着中国的变化，它不断通过影像告诉人们，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时代可以变，但是中国人民继续书写历史的愿望一直都在。

　　将来有机会再拍《大阅兵》，因为我们有天底下最了不起的战士

　　《一堂好课》本次的课堂，设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好课班主任”康辉说，因为在这里可以最为直观地感受本次课堂的关键词“时代”：“仪仗大队的战士们，你们有没有认真地看过自己的面孔呢？我认真地看过你们，很多中国人都认真地看过你们。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大阅兵的时候，当你们正步铿锵地走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你们的面孔，就是这个时代的中国。”

　　今年在献礼剧中出演过新时代坦克兵的陈晓，担纲本次时代影像课的“课代表”。今年国庆大阅兵的场景让他热血沸腾：“屏幕里边传达给我的就是两个字：力量。这种力量感让我觉得很有底气，让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骄傲，能够感受到我们现在国家的强大。”在课间讨论环节，陈晓特别以分享会的方式，通过一部电子相册，带领大家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背后的故事。

　　一位叫宫光的战士，介绍了今年9月29日执行授勋任务时拍摄的一张照片。作为台阶礼兵，他展示的是举枪礼，因为参与授勋的老将军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任务时间无法估计，他们在练习的时候最长举到七十分钟，下来之后吃饭胳膊都抬不起来，正式执行任务的时候实际仅用了十分钟，“作为我们仪仗兵，只要任务能够圆满地完成，背后付出再多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一位叫王歆晗的女兵，现身了今年国庆大阅兵的方阵。有一次训练，她因为穿着新鞋上场，脚上磨出血泡，有的血泡直接烂在了鞋里，但是能够走向阅兵场成为仪仗兵，是她认为“在最美的青春里做出的最光荣的事”。

　　一位叫房鹏帅的士兵，曾于2017年3月赴韩参加烈士遗骸交接仪式。当时受领任务后他们从严、从难训练，实际的棺椁重量约为三十斤左右，训练重量达到五十斤，他们咬牙坚持没，有一个人说放弃。他说，远赴他国既是为了展示大国仪仗，更是为了接回在他乡沉睡多年的烈士，所有战友充满干劲。

　　还有一位叫郭晗的女兵，2015年参加过俄罗斯军乐节，这也是我国女兵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走出国门展示中国形象，“当你在异国他乡，听到有中国观众大声地喊‘中国最棒’的时候，使命感和荣誉感油然而生。而且现在每当听到国歌的时候，每听一次，就更加坚定一次我内心的信仰！”

　　无论是35年前的电影《大阅兵》，还是《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归航》，那些电影作品中的战士形象，都对现实生活进行着生动的映照和强烈的关联。陈凯歌在课堂上动情道：“我对在座的军人朋友们充满了钦佩之心。我自己感觉到，将来我们有机会再继续拍《大阅兵》，我们有更好的武器装备，更先进的军事设施，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天底下最了不起的战士。”

　　陈凯歌是一直相信前面有光的人。《一堂好课》从始至终，他眼神清澈，饱含热忱，如康辉所说，那是时代影像的记录者和描摹者的眼睛，“而透过这样的一双眼睛，我们看到的那些时代影像当中的人，都不是被时代被动地裹挟着，而是一直努力地在向前走，甚至在某些时刻去执拗地抗争，要在时代当中留下人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