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体育与科学》 卢元镇：“体育运动文化断想”之后的浮想联翩

我和《体育与科学》 卢元镇：“体育运动文化断想”之后的浮想联翩本站　　年被评为全国体育科技先进工作者，同年被国家科委、中宣部等单位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

　　年被评为全国体育科技先进工作者，同年被国家科委、中宣部等单位评为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任中国社会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体育行业职业鉴定专家组聘任专家，

　　多年来在体育社会学、群众体育学、体育文化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新闻学、体育法学、奥林匹克运动等学科均有涉猎，编着有《体育的社会文化审视》《体育社会学教程》《中国体育社会学》《体育的社会文化审视》《生命与运动》《体育社会学》《全民健身与生活方式》《中国体育社会学评说》《体育人文社会学概论高级教程》《中国体育文化纵横谈》等书，参与了《群众体育学》《中国体育概论》《体育运动心理学》《体育管理学》《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教材》《社会体育学》《体育基本理论教程》等教材的编写，其中一些教材还担任了主编。曾任《新时期新名词词典》《中华文明史》《应用写作大百科》撰稿人，《华夏简明百科全书》学术委员会委员、体育卷主编，《体育科学词典》执行副主编，《职工体育全书》主编。

　　每当中国社会进入关键时期，总要借助“文化”之力来寻找出路。戊戌变法、辛亥失败后，便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因长期的战乱中断了；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主义运动出现的迷茫和国内经济出现的低迷，便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但最终以的收场而告终；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经济体制和体制的重大抉择，又一次激发了一场“文化热”。笔者在《体育与科学》1986年第5期发表的《体育运动的文化学断想》就是这场文化热中的一种发自体育的声音。

　　笔者是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为何关注起了文化问题呢？这是因为，社会与文化虽然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但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文化，是社会学最为关注和使用的概念之一，是构成社会的一个重要参数。民族文化精神从根本上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而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进步等，又不断构筑着新的民族文化精神，创造着新的文化。社会学必须关注文化，体育社会学必然要研究和阐明体育文化的特点、产生与发展的规律，以及社会价值。

　　体育文化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人和社会需要的发展，人们不断地在改变着对它的价值与功能的认识，并不断创造出新的手段与方法。体育文化和人类的文化一样是逐渐积淀而成的。在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长河中，它在不断地嬗变、充实、附丽、更新。

　　在《体育运动的文化学断想》一文的开篇，笔者指出“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体育界对此次讨论（指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讨论）至今保持沉默。既不能从体育这个角度为这场讨论提供事实和论据，也不能从这场讨论中吸取对发展体育有益的观点和方法，这可能再次造成体育理论与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不平衡”。体育运动方面必须在这场讨论中做出回答，因为“体育运动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它与文化的组成部分相比，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具有更大的比较性。表面的比较是运动竞赛成绩的比较，中层的则是体育运动事业管理水平的比较，而较深层的是思想观念的比较。运动竞赛成绩的比较是直观的、迅捷的，但常常不够深刻。因为决定成绩的内在因素在于一个国家的体育运动管理体制，以及隐藏在后面的经济文化实力。而体育运动管理体制是否先进合理最终取决于人们文化观念的高低，以及决定这些观念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层的比较常常为人们忽视，因为它不可能满足人们急功追利的各种愿望。然而它却是起着长远的战略作用的”。

　　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上被多次重复提出，缘起于近要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中国的现代化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包括日本）的这一过程不同，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有一个不可选择和逃避的前提——长达两千年的传统文化是它的出发点。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忽然意识到在四个现代化的前面必须解决人的现代化的问题，那么体育运动能为人的现代化做些什么呢？笔者在《中国体育运动的文化特征与人的现代化》（《体育科学》，1987年第1期）一文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对人的思想和感情生产的影响相比，体育运动的作用是微小的，然而却是不可忽略的。体育运动为哲学观念的改变提供了生动的素材，而哲学观念的改变对现代化思维方式的形成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体育运动以固有的方式，鼓励个性的正当发展，并加强群体的力量。这是因为它既培养志趣、爱好、学识等方面具有鲜明个性的人，又培养具有高度的民族历史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体育运动对形成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对各种意见和态度都有理解、思想开放富于弹性的现代思维方式，所起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认识。“以个人的全面发展为前提的一切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党宣言》）是我们对未来社会的理解，也是现代化运动赋予体育运动的任务。

　　“体育运动还可以满足人们对生存、享受和发展多种生活层次的需要。它可以调节个人的情感，和谐社会的气氛，提高人的尊严，加强个人对社会以至对整个世界的依赖感，使人们的情感更加丰富而高尚，平衡而多层次，从而改变着人的情感方式。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体育运动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哲学涵义:一是对不同时代的人的身体、心理、智力的最大可能性的追求；一是对人为满足当代或未来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需求进行的探索。今天，历史将中国人民推到了现代化运动潮流之中，我们对体育运动的价值不断做出新的估计，以捕捉新的社会、新的人散发出来的光环”。

　　笔者继而在《体育现象的文化描述》（《中国体育文化纵横谈》，2005）一文中陈述了中国体育运动的文化特征，这是有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身心统一哲学观、以及特定的生命观、运动观影响下形成的一种健身、养生活动；而中国古代竞技运动是多以个体的、娱乐性的、技艺性的、表演性的项目为主，而对抗性的、竞争性强的、集体性的身体接触较多的运动项目相对较弱。“古代竞技运动影响最深的思想观念，是等级森严的礼乐观和谨慎克制的嬉戏观。前者将竞技运动纳入道德培养和教化民心的轨道，只能在‘礼’的节制下，小心翼翼地发展；后者将竞技运动归为宴饷之余、余暇之时的自娱活动压抑了竞技运动的竞赛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体操”“身体教育”传入中国，现代竞技运动也在中国得到发展。中国竞技运动与世界体育运动的沟通，只有百余年的历史。但是由于现代国际化、高水平化的竞技运动具有的巨大撞击性，中国体育不再是封闭环境里自生自灭的自足体。必须记住的是，中国体育运动是在一种充满屈辱和痛苦的情势下与世界体育汇流的。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时必须发展属于文化现象的体育运动，这就要求我们仔细地分析和鉴别文化传统中的这两个组成部分。我们用体育运动这条纽带，将传统和现实，以至未来连接起来，从一个侧面探讨人和社会前进的方式。

　　笔者在《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2012）一书中，试图从体育自身的文化逻辑来对人类的体育实践做一描摹。“体育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实践活动，它不直接产生劳动价值，也不直接创造物质财富。虽然有一部分体育技术从生产劳动技术和军事技术移植而来，体育也可以作为传授劳动技能和军事技能的辅助手段，但是体育的本质是属于生活的。甚至可以说，体育是劳动之余、劳动之外的产物。在生产力并不很高的时代，体育一直游移于劳作与休闲、生产与生活，工作与游戏、军事与娱乐之间，并有明显倒向后者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明显地表明了体育强制性的减弱，自主性的加强，社会性的减弱，人性的加强。”

　　“18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依次经历了四个阶段：军国民体育阶段、体育教育阶段、竞技运动阶段和休闲体育阶段。这四个阶段不是截然替代的，而是相互包含的，但在不同阶段，体育的主要组织方式和内容手段各不相同。在军国民体育阶段，主要有以军事斗争为目的的体操、军事训练、国防体育；体育教育阶段则以学校班级教育的体育教学为主；竞技运动阶段催生了近现代奥运会；而到了休闲体育阶段，体育运动不拘一格，健身体育、健美体育、时尚体育、休闲娱乐、观赏体育蓬勃发展，社会体育的地位明显提升。”

　　我国的近现代体育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原因，发展较为曲折复杂，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段。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体育进入我国之初，体育先是作为军国民教育的工具，引进西方和日本的兵式体操，后来曾引发了一段“兵操存废之争”的中西文化冲突。20世纪初体育进入学堂，欧美体育教育思想与方法大行其道，推行课程标准，变体操为体育。随着西方竞技运动逐步成为体育的主流，我国也在经历了同样的变化，这时又引发了一场“土洋体育之争”，可见中国体育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问题。这一阶段只演奏了三部曲就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戛然而止。

　　“1949年后，第二阶段开始，又重新回到了军国民体育的怀抱中，‘劳卫制’、国防体育、广播体操、生产操等强制性体育方式广泛推行。在学校体育中，苏联体育教育思想占统治地位，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则具有鲜明的计划经济色彩。经过30年的努力，中国终于在国际竞技运动大家庭中恢复了合法地位，中国以特有的体制手段、惊人的发展速度跟上了世界竞技运动的前进步伐。当竞技运动这个‘魔怪’从魔瓶中释放出来之后，其发展壮大之势一发不可收拾。……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竞技运动的‘霸气’崭露头角的时候，曾展开了一场‘大体育观与真义体育之争’，中期则展开了‘竞技体育超前发展与各类体育协调发展之争’‘体育强国梦与非梦之争’，申奥成功之后，则展开了一场2008年后‘举国体制存废之争’。当这些争执尚未定论的时候，进入休闲时代的呼声渐起，休闲的旗帜高扬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聚集旗下，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中国体育终于在这个回合赶上了世界的潮流。”

　　比较体育是体育文化研究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只有进行文化的比较才能深入地理解自身的文化特征，因为文化的积淀往往形成一种潜意识，使自己难以对本民族的文化产生感觉。对体育文化的比较主要是中国与欧美体育文化的比较，特别要揭示古代希腊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体育文化产生的文化背景，以及近现代欧美体育文化重新勃发的理由与背景。

　　文化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适应环境的产物。由于每一个民族所处的环境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基本生产方式不同，各种文化特质也就千差万别。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是典型的民族文化，它的发展具有的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化个性。这就形成了中国民族自然质朴、绵延世泽、眷恋乡土、理解感情、尚人伦、尊祖先、重道德、崇礼教的民族品格和精神。这种文化特质渗透到中国体育运动发展的历史中，就形成中国体育运动特殊的品格和气质。笔者曾在《寄希望于黄河流域体育文化的复兴》（《中国体育报》，1989年3月17日）一文中，对中原体育文化的迟滞表达了惋惜，又对它的复兴寄予的厚望。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体操、学校体育先后传入中国，现代竞技运动在中国得到辉煌发展，近代欧洲体育向中国传播的事实，再次生动地说明一条真理：体育运动是世界各国人民共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体育运动作为一种文化媒介，具有极大的兼容性，近代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的沟通，百余年的历史而已，但是，由于现代国际化了的竞技运动所具有的巨大撞击性，使中国的体育运动不再是封闭环境中自生自灭的自足体。必须记住的是，中国的体育运动是在一种充满了屈辱和痛苦的情势下，与世界体育汇流的。这就给中国体育运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新中国竞技运动得到了优先的发展，这是在强烈民族色彩的文化背景前演出的一台动人肺腑的“正气歌”。中国当代的体育运动始终与民族的命运、民族解放和振兴事业保持着天然的、血肉般的联系。可以说，当代竞技运动的发展动力来自民族的忧患意识，而又反作用于民族的自强意识。

　　而古代希腊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地理、气候、、经济、宗教、文化、教育背景下孕育出来的体育运动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让我们以稍为从容的态度，对当代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体育现象略加回顾的话，我们便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但又十分令人深思的状况。那就是，真正构成世界性文化的体育，几乎全部都是西方体育内容。也许是西方体育正好能够迎合全世界文明的发展需求而不断壮大，也许是西方文明也只有西方文明才能孕育出这种世界性文化的现代体育，无论如何，西方体育以其奇异的魅力正在席卷全球，到处都在散发着它的气质和力度。”（《体育现象的文化描述》，《中国体育文化纵横谈》，2005）

　　对日本体育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中日两国的体育文化渊源相近，流脉相似，但无论形态还是特质，都差异甚大。汉唐以来，两个民族如隔海对视的兄弟，互为镜鉴，频繁交流，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而到了近代，双方都转过身来，面对西方体育，终因文化“基因”不同，走上了两条不尽相同的体育道路。今天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出发，环顾一下中日两国体育文化的不同历史背景、发育条件，以及亲缘的异同，阐释一下中日两国体育文化交流中的选择、变异与冲突，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以一个中国人的目光审视对岸兄弟的举措，难免失于偏颇，甚至有说长道短之嫌，然而繁荣东方体育文化的共同愿望，会使我们有更多的相互理解。”（《中日体育文化比较交流散论》，《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对比了中日礼文化与耻文化、儒家文化与武士文化、文化与海岛文化对体育文化产生的不同的影响，以至因原点不同，这两个近邻国家竟走上了全然不同的体育道路。

　　与日本体育文化比较研究还见诸《中日大众体育的“时间差”》（发表于1994年亚洲比较体育国际研讨会，刊载于《体育文史》1995年第3、4期）一文，文章探讨了中日在大众体育方面存在的差距，以及在推进主体、推进方式、组织形态和思想观念上的差别。

　　对单一运动项目的文化研究也应是体育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一个运动项目的文化内涵挖掘得越深刻越透彻，这个运动项目的根就会扎得越深，枝叶就会长得越繁茂，中国篮球与足球走过的不同道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足球始终未把它当作文化来看待，一味迷恋功利，道路越走越窄，而篮球很看重文化建设，同样是进入职业化却保留了篮球文化的吸引力。笔者在2007年和2011年两届篮球文化论坛上都做了专题发言，第一次的题目是《中国文化对的选择与认同篮球文化》，第二次的题目是《篮球文化：命门与精髓》，第一次着重阐发了中国文化与篮球运动的关系，并从人类体质学和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文化认同篮球的可行性和必然性，以及篮球文化会发生什么变异。第二次讲话恰逢中国再度提出文化建设的历史时机，因此在发言中谈了四个问题：市场、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三足鼎立，大众与精英之间的相互依存，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张力，以及传统与创新的联手等。

　　对于休闲文化，笔者曾在第九届世界休闲大会上做过“当代中国休闲的特点及其休闲理论的本土化”的主题报告，在中国休闲产业峰会上做过“休闲的失落：中国传统文化的遗憾”的专题报告。此外，笔者还对高尔夫球文化、麻将文化和汽车运动文化做过探讨。

　　20世纪80年始中国与奥林匹克的重新结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的过程中，奥林匹克的介入，具有非凡的文化意义。这不仅是中西文化高度融合的一个光辉范例，也意味这中国对一种强者文化的认可。奥林匹克不仅是一种强者的文化，还是一种强者向往的文化，更是一种向往成为强者所追求的文化。与奥林匹克的拥抱完全符合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和社会心理特征。

　　作为强者文化的奥林匹克文化，其强者性质表现在这种文化的主体身上。当它与体育文化比较时，它处在高势位的统治地位。“100多年以来，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能从一群欧洲绅士的午餐会演变成庞大的国际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从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藩篱的区域性体育比赛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奥林匹克主义之所以能为世界多数民族接受，成为一个足以震撼全球的奥林匹克运动，就在于它具有巨大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不仅表现为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与、经济、国际关系、科技、文化、教育等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同时，融通性还体现在它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充分兼收并蓄上。奥林匹克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将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世界化的提升和推广。”

　　“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的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奥林匹克又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在努力汇入这一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

　　“奥林匹克以它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与号召成为强势文化。它承袭了古代奥运会‘神圣休战’的传统，加入世界和平潮流，又以它‘无私竞争’的精神软化了敌对的情绪。应该说奥林匹克所提倡的竞争是一种最可爱的竞争，因为它是一种源于游戏的竞争，是一种源于人类童心的天真无邪的竞争，一种发自人类和平理想的文化领域的竞争。它深刻地作用于人类，强烈地干预社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和平、进步和温馨，它将人类的注意力集中在和平、、进步、团结、友谊等共同理想之中。”

　　“奥林匹克文化还是一种文化。公平规范的竞争是要靠伦理和规则来维护的。奥林匹克倡导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就是一种人道礼让的精神。fair的含义就是、公平和依法办事。公平竞赛与阴谋竞争是格格不入的。”（“中国体育文化忧思录”，《中国体育文化忧思录》，2006）。

　　“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奥林匹克运动的竞争精神有助于社会价值观念的调整。奥林匹克精神是一种理想，一种永远不会实现然而却不断寻求或重新发现的理想。它总是表现着人战胜自我的海格里斯精神，这一胜利不会完全取得，因而总需要不断努力。于是奥林匹克精神为人类之间的相互竞争提供了道德基础和伦理准则。”

　　“奥林匹克的这一精神远远超出了体育场的范畴，在科学、艺术、军事，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有着重要的推演价值。这对我们中国这样一个缺乏竞争传统的民族尤为重要。奥林匹克在中国的大踏步前进，使一代自立、自强、自信的新型人格成长起来，取代了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新一代人不尚空谈，讲究实效；不追求虚名，而注重务实。”

　　“奥林匹克运动还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所需的平等的观念。平等观念，与《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努力使运动中普遍贯彻公平竞赛的精神，消除暴力行为’，以及一切竞技体育比赛中所施行的规则、裁判、仲裁、竞赛、选拔和奖励等，与市场经济的行事方式是如出一辙的。奥林匹克的宣扬与普及对于整个社会接受市场经济的各种基本原则，无疑是有益的。”

　　“奥林匹克运动有益于市场道德观念的建设。奥林匹克关于‘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精神的提倡，奥林匹克强调对青少年所起的教育作用，以及奥林匹克对尔虞我诈欺骗行为的坚决，都可以为社会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总而言之，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奥林匹克的渗透变得更有生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有奥林匹克的介入将充满活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接中的奥林匹克介入》，《中国体育社会学评说》，2003）

　　当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样一个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颠峰性节事活动摆在我们面前时，曾出现了对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笔者曾做了这样的认识：“今天的世界是文化大碰撞、大交流，走向大融合的舞台，而世界的今天又是各民族文化较、大冲突，差异大展示的时代。衡量一个民族文化高下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对异质文化的选择、认同、接纳、消化，以及变异的能力，凡是对外来文化采取恐惧、怀疑、排斥、，乃至闭关自守态度的民族，必将被世界文化边缘化，更不能实现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凡是怀有欢迎、从容、大度、积极开放心态的民族，则会走在世界先进文化的行列中。另一个则是向世界推介、传播、扩散本民族文化的能力，凡是对传播本土文化缺乏信心、策略和技巧的民族，往往只能孤芳自赏，甚至任他人曲解自己；凡是对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充满信心，并讲究战略、战术的民族，一定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推崇和热爱，其文化也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财富。”《体育文化导刊》2008第3期的《采撷东方文明智慧 应答奥林匹克发问》一文，笔者就北京奥运会的申奥标志、吉祥物、会徽、火炬、运动项目符号、奖牌等六大视觉符号中的中国文化元素做了详尽的解析，还以“中国‘人’文化、‘福’文化与‘和’文化在北京奥运会的形象表达”为题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几个重要的文化精神符号做了解释和推广，这些演讲与报告曾引起了许多外国朋友的兴趣。

　　在笔者以“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为题的演讲中，提出了“任何异质文化发生碰撞，都要产生火花，这两种文化在碰撞后，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而后一种倾向随着各种联系的加强必然会趋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对愚昧的否定过程’。任何一个勇于克服愚昧、发展自身的民族，终将会学习和接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

　　“近现代奥林匹克对中国的传入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体育文化曾对它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恢复在奥委会的合法地位，才真正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相结合这一新阶段的开始。而80年代末，中国决心承办奥运会则标志着这一结合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的阶段。”

　　“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思索，终于悟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任何坚持封闭型模式的民族文化都将无法克服愚昧，摆脱导致自身的灭亡的厄运。因此13亿现代化建设者大军接受了奥林匹克的挑战，这是历史积郁下来的勇气，也是时代感召出来的精神。”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开始承认、接受、消化、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技术方法，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里，我们基本完成了西方体育的体系化建设，在更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我们完全按照奥林匹克的面貌改造了中国的体育。”

　　“一向以怀疑、排斥、西方文化而著称的近代中国，竟然在一个全盘西化的领域，遵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沿用西方的技术方法，实现了升国旗、奏国歌的愿望，而表达的是一个东方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这在文化交流史也是十分罕见的。”

　　文化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忆历史，审视现实，还在于预示未来。中国体育文化的未来走向一直是体育文化工作者关注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深为由于奥林匹克过于强势造成的世界体育文化的单一化，为它与民族体育文化多元化的冲突感到忧虑。另一方面，我们想努力为实现世界体育文化的多元化求解。

　　在历史上，西方体育文化曾搭乘在殖民化的轧道机上，把东方各国的原体育文化推挤到边缘，几于湮没。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体育文化又如同割草机一样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修剪得整整齐齐。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作为弱势文化，在“弱肉强食”的规律面前，变得如此苍白。各种民族文化与奥林匹克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

　　当今，奥林匹克文化对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作用，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着、渗透着、弥散着，成为世界体育发展的座标系。而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成熟的还是萌芽态的，无论是单一民族的还是跨国的、多民族的，都只能归于“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

　　由于体育文化所特有的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扩散倾向的世俗性，变异改造的保守性，以及流行普及的易接受性，这一主体体育文化一旦占有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具备了主义文化的特征，而这种文化是以欧美价值观念为基调的，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从而使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受到极大的伤害。

　　今天奥林匹克与卫星电视、互联网、微软、好莱坞、百老汇、可口可乐、NBA、世界杯、迪斯尼、摇滚乐等文化产品纠合在一起，在全世界涌动着，呼啸着，成批成批地倾销着，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闯入各国的精神世界，使许多弱小民族忘记了自己民族体育文化的过去，使多数青少年不知民族传统体育为何物。

　　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化的单一化，文化单一化的灾难性后果是扼杀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使文化走向枯萎和绝灭。谁也不愿意看到体育文化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逼近这样一个黯淡的前景。

　　那么，人类的这一文化困境如何解脱？笔者在2003年的题为“希望在于东方体育文化的复兴”的演讲中，提出自己的见解。

　　“纵览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各国体育文化的现实，只有中国体育文化可以站出来为保留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化做出尝试和努力。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几千年没有缺环的悠久历史，造就了源远流长且不断演化的体育文化，在中国体育文化的历史长卷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积淀了体育文化的厚度；第二，中国辽阔的版图和多民族的文化结构，生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世界，中国的体育文化不仅有汉民族的还有少数民族的，不仅有宫廷的还有民间的，不仅有军事的还有娱乐的，不仅有养生健身的还有竞技休闲的，这一体育文化的大千世界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第三，中国众多的人口负载了巨大的体育文化力度，因为体育传统文化积淀的力度是与该文化活的载体的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人口越多，体育文化的创造性和传承性就越好；第四，中国又是一个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自觉性和较少功利性的国家，虽然在近代历史上曾实行过短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从整体上讲，我国从汉唐以来，一直在汲取着外来的体育文化，也将中国的体育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去，中国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经验，也有输出中国文化的勇气，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涵养、改造具有顽强的毅力、海纳百川的宽容和天衣无缝的技巧；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都表现出那种雍容、和平、温良、宽柔的品格，这种亲和力是类型文化所欢迎的。这对中国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体育文化逐步走向繁荣的过程中，文化交流始终是一个活跃的形式，也是重要的动力。季羡林先生关于‘文化交流是人类历史上以及现在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前进的最重要力量’的论断，是独具见地的，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中国正在实现和平崛起，崛起的涵义决不仅仅是自身经济、军事实力的强大，而在于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古代希腊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的文化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全世界，其中包括奥林匹克文化。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加大，中国承担起复兴东方体育文化的责任已经众望所归。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完全应该在维护和建设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性方面做出实质性贡献。”

　　“虽然，中国当代体育运动是民族体育运动，但这种民族体育运动决不应是充满着狭隘民族意识的体育运动。在当今变得越来越小的地球上，体育运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是强烈意识到‘全球村’这个国际主义概念的。体育运动中的无数事实表明，当我们融合进世界体育的潮流时，我们就充满时代感，就繁荣发展；当我们游离于这个世界潮流之外时，我们就有封闭感，就深感落伍的痛苦。我们尊重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也应深刻理解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精华（包括民族体育、传统体育的遗产）的责任。体育运动是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但这个窗口是双向的，要实行文化的对流。在体育运动方面，我们不仅将以灿烂的传统使世界惊异，而且也应该在世界体育运动中显示出我们当代的创造性。”

　　为此，笔者提出了召开东方运动会的设想。东方运动会不是奥运会的对立物，但一定是一种新的体育文化的创造。东方运动会的确立，一定会遇到种种阻力，但是只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摆脱现代世界体育主体文化的阴影，只要在体制上有所创新，一定会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上走出一条新路。东方运动会决不是东方民族体育的简单叠加和集成，而是一种新型体育文化的再创造，这也许是东方运动会得以问世和赓延的文化难点。但我们深信具有东方智慧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会取得成功。我们面向悠久灿烂的历史，对东方体育文化的复兴寄予厚望！（《希望在于东方体育文化的复兴》，《中国体育社会学评说》，2003）

　　一种具有世界胸怀和时代精神的体育文化正在等待我们去构建。我们要将中国体育文化推介到世界上去，让全球了解与认同中国的体育文化。可以断言，无论哪一代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世界体育文化的贡献，必将载入史册。以全球体育文化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不仅是中国未来体育的荣耀，也是它的历史使命所在。（演讲稿“中西体育文化的相互认同与互补性——兼谈中国当代体育文化的转型”）

　　以文化的视野来看待体育运动，以文化的语言体系来解释阐发体育运动，又以体育运动作为素材来充实完善文化学的研究，将是体育人文科学的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门内容丰富的《体育文化学》，也将是应机立断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