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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前奏|36年前中国短道速滑运动训练体系是这样创立的

  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中国短道速滑一路走来的背后,离不开许多人的智慧和付出,包括那些帮助中国接轨国际领先技术与训练理念的外国教练员和努力实践、大胆探索的中国教练员和运动员。中国短道速滑取得北京冬奥会满额参赛席位、力争在家门口创造佳绩之际,这些身影再度浮现,仍是那么清晰,更是那般可敬。

  在1985年2月意大利贝卢诺举行的世界冬季大会上,短道速滑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比赛设立四个项目的金牌,分别是男女个人全能、女子3000米接力和男子5000米接力。中国短道速滑队由杨万泉和于欣义担任教练员,运动员展焕丽先后在女子1500米和3000米比赛中获得第四名和第一名,以积6分的成绩取得女子个人全能第三名,而后她与队友赵静南、那小梅和刘慧霞合作获得接力决赛第三名,为中国短道队又拿下一枚铜牌。此外,中国运动员张述滨获得花样滑冰的金牌。中国大学生代表团以1金2铜取得中国在国际冬季项目综合运动会上的历史最好成绩。

  刚刚开展不久的短道速滑因此引起有关部门领导和群众的关注,恰逢此时,亚奥理事会决定,第一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将于1986年3月在日本札幌举行,短道速滑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初露头角的中国短道速滑项目,开始了备战的旅程。

  当时大家想到的提高水平取得成绩的第一条举措是聘请外教,全面学习先进国家的训练理念、方法和手段。可是短道是新开展的项目,经费很少,没法聘请外教。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向上级打了报告,提出申请增加外事计划外项目的需求。恰巧当年中国和加拿大两国文化交流协议有一项教练员交流计划,中、加互派教练员到对方国家执教,为期三个月,教练员的工资等费用由委派者负担。中国派体操教练去加拿大,加拿大派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教练来中国。这样就解决了经费问题。

  格瑞格·普兰纳特是速滑运动员,出身速滑世家,他父亲制作的普兰纳特牌冰刀(鞋)是美国的大众品牌。格瑞格出生在美国,为了参加1976年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举行的冬奥会,格瑞格在加拿大备战,但在冬奥会选拔赛上,他突然感冒无法比赛,就此结束了运动生涯。随着短道速滑的发展,他转型为教练,1985年他的学生苏珊在加拿大国家队选拔赛获得第五名,入选加拿大队参加当年短道速滑世锦赛(苏珊后来专项从事速滑,在1998年长野、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连续两届获得速度滑冰女子500米银牌),但格瑞格本人申请执教国家队却未被录用。这时突然来了这样一个两国文化交流活动,中国邀请加拿大短道速滑教练来华讲学,他成为合适人选。最终,格瑞格于1985年9月至12月来中国授课。国家体委组成16名运动员、4名教练员的国家集训队,其中教练员分别为辛庆山、孙大鸣、王秀华和杨万泉,由格瑞格执教,开启全面学习、理解、实践国际短道运动训练模式的崭新历程。

  1986年3月,第一届亚冬会在日本札幌举行,中国代表团获得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冰上舞蹈、女子冬季两项和男子冰球共4枚金牌,而中国短道速滑仅有那小梅获得女子1000米第五名,是中国代表团中成绩最差的队伍。赛后总结中,如何看待外教传授的全套训练理念、训练方法和技术的改进成了讨论的焦点。可以说,中国的短道速滑训练道路走到了十字路口。

  国家体委决定,坚持改革创新,通过申请设立的体育基金,再次邀请格瑞格来华,帮助短道项目总结第一届亚冬会的经验教训。从1985年12月格瑞格离开到次年3月比赛这段时间里,队里在训练上坚持执行他留下的计划,但要搞清楚在训练的具体掌握上,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为此,国家短道速滑青年集训队成立了。集训队分为三个训练组,由辛庆山、金汉洙和丁自来分别训练,并与外教一起分析训练计划,提供技术指导。

  右起:辛庆山、郑在源(韩国主教练)、格瑞格(美国队主教练)、兰立,1991年世界锦标赛期间摄于悉尼

  格瑞格先后两次来华讲学,是中国短道速滑训练水平走向世界中的关键一步。中国短道速滑究竟学习到了哪些东西,改变了训练面貌?曾任短道速滑国家集训队领队、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副主任的兰立体会,重要的是三个方面:

  一是更新了训练理念。竞技体育在上世纪60年代兴起大运动量的训练模式,以单一的动作多次重复、不断增加次数为主要方法来提高水平,当时中国的速度滑冰就是以这样训练方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在上世纪60年代初打破世界纪录夺得世界冠军。到了上世纪70年代,竞技体育又开始追求高训练效率和效果,将各个相关学科的成果运用到竞技训练中去。大运动量训练模式,由多学科介入转入到综合性科学训练的时代。

  由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运动员一直在大运动量训练的理念指导下进行运动训练,所以大部分体育项目在上世纪70年代恢复参加国际比赛时,发现差距很大,与国外的运动技术水平不在一条水平线上。

  格瑞格讲授的训练理念,首先使用运动训练的数量和质量的概念。从整个训练安排上,由中国运动员长期运用的以在训练课中完成各项训练方法手段的次数做为依据、罗列叠加不断增加完成动作的次数,转变为针对实战能力,不苛求完成训练内容的次数,而是要求用高质量的技术动作来完成,让训练效果发生质的变化。格瑞格传授了短道速滑1000米、1500米和3000米的专门性训练方法,这在当时对中国运动员来说是全新的。以3000米为例,要求全部高速滑行。例如,11秒5一圈,3000米27圈,成绩应该是5分10秒5(当时的世界纪录是5分31秒),中国运动员在当时是不可能滑出这个成绩的,但是可以作为训练目标,分成若干段落来完成,如一次课五圈4个一组,滑两个,要求单圈11秒5,大组之间间歇3到5分钟,小组每个五圈之间间歇45秒,根据运动员能力的提高,视情况减少小组组数,缩短间歇时间。

  根据这个模式,辛庆山教练带领的训练组大胆尝试,在格瑞格回国后,继续坚持外教的整个训练模式,运动员的能力增强后,去掉了小组之间的间歇,一气呵成。他麾下的运动员李金艳在训练课上3000米达到了5分27秒左右的水平,而后在1987年3月的全国第六届冬季运动会上,以5分32秒的成绩超过世界纪录,轰动一时。李金艳被誉为“报春的燕子”,预示着长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奋斗的中国冰雪项目,即将迎来春天。

  1987年5月,国家体委在第六届冬运会取得女子3000米超世界纪录成绩的基础上,组建国家短道速滑女子集训队,运动员是李金艳、李琰、张艳梅、乔晶和张晶,并由两名男运动员朱雪松和蒋志斌作为陪练。集训队由辛庆山执教,继续实践格瑞格传授的训练理念和方法手段,争取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力争闯出符合中国运动员特点的训练路子,又经过学习当时世界两强之一日本的训练经验,终于在1988年第十五届冬季奥运会短道速滑表演赛上,取得突破,攀上短道速滑运动技术水平的世界高峰。

  第二是改进技术动作。当时中国速滑运动员的动作有一些偏差,表面上看是蹬冰动作距离短,没有发挥出较好的效果。格瑞格找到主要结症,即滑冰动作的基本姿势重心偏前,特别是出弯道时,身体向侧前倾倒使冰刀的前半部分切冰较深,导致滑行时还要克服冰刀切入冰面形成的阻力,速度大受影响。这种情况是身体过于侧前倾倒造成的,问题首先出在冰刀的弧度上,冰刀弧度的最高点就是身体重心的支撑点,中国运动员冰刀的弧度最高点偏前,可以使上体压得很低,但重心并不低,所以在弯道滑行时出现上述问题。在格瑞格执教的最初几天里,运动员们天天磨冰刀,调整弧度。有教练调侃:“技术动作的改进从磨冰刀开始。”

  而这只是帮助中国短道技术改进的一个实例。在此期间,格瑞格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有关短道速滑的技术、战术、陆地和冰上训练方法以及全年训练计划的安排等问题,中国短道速滑的训练模式从此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

  第三则是接力的启蒙。作为短道速滑的一个重要项目接力,直到现在仍然被认为是整场比赛中最精彩的部分。但在中国短道刚刚起步时,对这个项目的基本比赛方法一无所知。最初的几年中,接力比赛4个队,16名运动员上场,全场都是人,几乎不知道谁在比赛,谁准备接棒。

  格瑞格详细讲解了接力比赛的规则和潜规则:接力比赛四个人在场上滑行竞争时,自然出现一、二、三、四的顺序,而准备接棒的队员,必须按比赛跑道上的队员们的同样顺序,在内依次排列,比赛的运动员按着领先、尾随的顺序在跑道上滑行,接棒的运动员依次有序地在内场滑行,准备交接。规则规定最后两圈由一个人完成,这样每个队都有机会争胜负。

  格瑞格的讲授,使中国国内的接力比赛一下变得井然有序,接轨国际赛场的秩序。从此,中国女队自短道速滑首次列入比赛项目的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开始,艰难地拼搏了五届冬奥会未果,至第六次拼搏,终于在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拿下冠军。

  加拿大教练员格瑞格的来华讲学,使中国短道速滑项目在训练领域有了新的面貌。以辛庆山为代表的一代教练员们,认真学习、研究,大胆实践,在消化理解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训练路子。中国代表团在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取得突破后,接着在1989年世锦赛上,由郭洪茹夺得女子3000米世界冠军。

  如今的竞技体育,早已进入高科技时代,日新月异。回顾训练体系的发展变革的时候,不能忘记曾经帮助中国运动员在训练领域开拓的老师们,不能忘记当年艰苦探索、不畏艰险、勇闯新路的那些教练员们。大胆实践,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是中国短道速滑的精神所在,传承发扬光大这种精神,一定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新民晚报记者金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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