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卖婴儿身份“洗白”调查:假称捡拾,报假警真落户
从别处花钱买来孩子,再报假警称捡到弃婴,从而让买来的孩子能够顺利登记户口,让“收养”合法化。
靠着这样的方式,章兴(化名)刘雁(化名)夫妇顺利将买来的女婴“合法”收养。令人错愕的是,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
9月中下旬,根据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提供的线索,澎湃新闻记者前往湖北省建始县和江苏省常熟市,以咨询落户的领养人身份,暗访两户涉嫌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为违法收养的孩子办理落户的家庭——前者已顺利落户,后者已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案,等待出具“捡拾弃婴报案证明”,以完成整个上户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在我国,弃婴的收养及落户,涉及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及儿童福利机构三方,有明确的办理程序规定和收养政策。那么,违法买婴者如何通过合法渠道“洗白”襁褓婴孩身份?铤而走险的背后,又有何隐秘?澎湃新闻调查发现,购买婴儿的家庭往往存在不孕不育或者其他一些原因,遂产生了收养孩童的需求;而贩卖婴儿者,多为原生家庭无力抚养或非婚生育等多种原因。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张善根认为,对无法生育,或失独等原因走上非法领养之路的家庭,国家相关部门需加强政策性保障和福利,但社会不该对这类所谓的 “良性违法”采取包庇或纵容的态度。
“辅警亲戚给我走的正规程序,搞了个领养证”
章兴是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人,现年36岁,个头不高,体型微胖,黝黑的圆脸总是挂着笑容。他曾外出打工,机缘巧合认识了“北漂”十多年的刘雁。刘雁来自湖北恩施州建始县,是家中长女。2017年,两人结婚后,章兴把户口迁到女方家,并跟着刘雁在亲戚的服装厂上班。疫情之后,他又搞起了社区电商。
去年8月初,有个老乡来电话,说“有一个娃娃”。想都没想,他就回复“要”。章兴和妻子算了一笔账,治疗不孕症至少要花费十万至几十万不等,还不一定能治好。现成买个孩子,只需要花不到一半的钱。这两年,夫妻俩还去过武汉和恩施两地的福利院咨询领养事宜,但都失望而归。章兴说,“恩施福利院里一个孩子都没有,登记了,也排不上。”
老乡介绍的女娃,原生家庭有些复杂:父母双方均是离异者,两人同居但还未再婚,各自还育有多名儿女。章兴称,他们不要孩子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养不起”。
从别处花钱买来孩子,再报假警称捡到弃婴,从而让买来的孩子能够顺利登记户口,让“收养”合法化。
靠着这样的方式,章兴(化名)刘雁(化名)夫妇顺利将买来的女婴“合法”收养。令人错愕的是,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
9月中下旬,根据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提供的线索,澎湃新闻记者前往湖北省建始县和江苏省常熟市,以咨询落户的领养人身份,暗访两户涉嫌以“捡拾弃婴”的方式报假警,为违法收养的孩子办理落户的家庭——前者已顺利落户,后者已向所在辖区派出所报案,等待出具“捡拾弃婴报案证明”,以完成整个上户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在我国,弃婴的收养及落户,涉及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及儿童福利机构三方,有明确的办理程序规定和收养政策。那么,违法买婴者如何通过合法渠道“洗白”襁褓婴孩身份?铤而走险的背后,又有何隐秘?澎湃新闻调查发现,购买婴儿的家庭往往存在不孕不育或者其他一些原因,遂产生了收养孩童的需求;而贩卖婴儿者,多为原生家庭无力抚养或非婚生育等多种原因。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张善根认为,对无法生育,或失独等原因走上非法领养之路的家庭,国家相关部门需加强政策性保障和福利,但社会不该对这类所谓的 “良性违法”采取包庇或纵容的态度。
“辅警亲戚给我走的正规程序,搞了个领养证”
章兴是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人,现年36岁,个头不高,体型微胖,黝黑的圆脸总是挂着笑容。他曾外出打工,机缘巧合认识了“北漂”十多年的刘雁。刘雁来自湖北恩施州建始县,是家中长女。2017年,两人结婚后,章兴把户口迁到女方家,并跟着刘雁在亲戚的服装厂上班。疫情之后,他又搞起了社区电商。
去年8月初,有个老乡来电话,说“有一个娃娃”。想都没想,他就回复“要”。章兴和妻子算了一笔账,治疗不孕症至少要花费十万至几十万不等,还不一定能治好。现成买个孩子,只需要花不到一半的钱。这两年,夫妻俩还去过武汉和恩施两地的福利院咨询领养事宜,但都失望而归。章兴说,“恩施福利院里一个孩子都没有,登记了,也排不上。”
老乡介绍的女娃,原生家庭有些复杂:父母双方均是离异者,两人同居但还未再婚,各自还育有多名儿女。章兴称,他们不要孩子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养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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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王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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