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龙：我的理想是以体育来管理学校

张元龙：我的理想是以体育来管理学校添美足 湖畔导读 张伯苓（1876.4.5-1951.2.23）先生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是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张伯苓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

湖畔导读

张伯苓（1876.4.5-1951.2.23）先生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是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张伯苓把教育救国作为毕生信念，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被称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而他的子孙，不但继承了运动家风，更深入地参与到体育教育中，让更多人了解体育对于塑造一个人的身体、人格、素养的重要价值，以及体育强国使命的重要意义。

全国政协常委、张伯苓先生嫡孙、张伯苓研究会顾问张元龙是张伯苓体育教育精神最执着的传承者之一。

湖畔问教，与您分享 张元龙先生对体育在教育中重要作用的解读。

运动家风

我记得我父亲在《先父张伯苓传略》中有这样的记载，他常说：“小孩子们像一头野马，哪能关在笼子养活，叫他们跑去、跳去。”又说： “有了好的身体，才能有坚强的意志，将来才能担当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来。若是身体不好，就是没有做事的本钱，什么也谈不到了。”我的祖父伯苓先生对家里孩子与对学校学生的教育总是一致的。

我自己几乎涉足所有的球类运动，我们家的兄弟姐妹很多都是运动好手，例如，我大伯张希陆的四女张元庆是北京排球队的主力队员，是郎平的启蒙教练。我姐姐张媛贞，她在中学和大学时，排球、垒球、田径不仅是校队的，还是市队的，经常拿第一，有一回80米栏拿了全市女子组第一名。张媛贞的女儿是南师大体育系毕业的，儿子曾经是江苏省篮球队的，孙女也是篮球运动员。

我的理想是以体育来管理学校

我在2016年全国政协会上曾经有过提案：“我国应立法保护和促进体育教育”，就是受到我祖父伯苓先生以及南开体育教育的影响。我祖父伯苓先生曾经说过： “体育之精神，体育之价值，体育的内容很富丽。我的理想是以体育来管理学校。”对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后来人的理解是不够的。如果体育可以管理学校，那么在体育对社会、国家治理上的作用也可能是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

伯苓先生体育思想的体系可以这样梳理：一是从教育到体育；二是从体育到教育；三是从体育事业到体育产业；四是从学校体育教育到社会体育教育；五是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最终实现全民、全社会、国家，以及世界体育教育。

当年，伯苓先生把体育放在教育教学的第一位，今天，由于多种复杂因素，中小学的体育课在衰微，甚至名存实亡。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全的。如果说，教育可以救国，那么，体育是不是可以救教育呢？

竞技离不开德育

体育似乎离不开竞技。适当形式的竞技，可以极大地激励人的精神，挑战人类体能的极限，不断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但是，当竞技过度与人的利益甚至国家利益挂钩，就产生了诸如兴奋剂、黑哨等问题，这也需要我们以文化和法治的方式加以限制。

我祖父伯苓先生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 ： “欲成事者，须带有三分傻气。人惟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在1916年南开学校运动会结束后讲的，事因是，有的班级在跳高时，专门挑弯曲的竹竿以提高成绩，问他为什么，说以前其他班就是这样做的，如果自己不这样做，不是太傻了吗？伯苓先生担心，这样的学生，将来走出校门，如果社会上都用弯竿，他怎么会独用直竿呢？由此可见，体育是特别富有深意的教育。

张伯苓校长曾说“教育里体育最重要”，因为体育有着极强的教化作用。体育最直观的作用就是强身健体、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磨练意志、塑造阳刚之气，激励人奋勇争先、超越自我，使之成为社会推崇的价值导向。

在张伯苓先生创立的南开教育体系中，更注重的是体育的合作精神和集体的荣誉感，以及体育的仁侠精神。 体育还有一层极为重要的作用，就是法治精神。但凡受到亿万人群狂热追捧的体育项目，其规则无不是一部绝美的法律样本，其规则无不体现完美的法制精神。迄今，奥运会28个大项、302个小项，没有一个项目是中国人提供的。探索创新、契约精神、制定规则、争取话语权，依然是我们的短板。

今天的中国己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以强者的心态看待历史和未来，那就是：不再纠缠对曾经施害者的态度，大胆地挖掘出真相；把悲壮历史故事中英雄主义的行为提炼出来，激励国人；用最有效、最现代的手段凝聚国人，实现我们的强国梦。今天，我们深入探讨张伯苓的体育精神，就是要把这些优秀的东西转化为强国路上的民族自信。

本文编选自：第十三届全运会开幕之前，《每日新报》记者吴非对张元龙先生的独家采访，及2019年张元龙先生出席张伯苓体育思想高峰论坛时的发言，有删节。

张元龙

原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侨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现任中华红丝带基金理事长、张伯苓研究会顾问。

来源：动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