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时间线与必背清单

新闻史时间线与必背清单本站　　按照往常逻辑，首先要来一份可以直接设做壁纸或打印张贴的新闻史常考知识点总结

　　按照往常逻辑，首先要来一份可以直接设做壁纸或打印张贴的新闻史常考知识点总结。以下所有内容以近年来新传考研试题中的要点为主，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逐一理清相应的考点知识内容。就此，接下来四十来天的复习可以拿着小册子或者自己的新闻史参考书，把这些重要的知识内容逐一过关，尤其是对于那些虽然考察史论却非常吝啬于分数的学校，这些常考、必考就是出题重心——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大的回报一定是最后考研冲刺期的关键。

　　与后代的史官记事多修前代之史不同，先秦时期的记史更强调即时性和广泛的传播效果；先秦时期的史官记事既可以将重要的事情记录、存档，也可以将刚刚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广而告之，且鼓励史官们秉笔直书；战国时期，史官会随行出席一些重大的外交活动，并进行实时的记录，其内容还会广泛传播。

　　一个政权要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让民众了解各种政令。这就要求统治者要将重要通知广而告之的方法和制度；中国古代最初始的官方通讯文书可以追溯到商代的甲骨文；商周时期的铸鼎铭文、秦国的竹木刻书、郑国的铸刑书、晋国的铸刑鼎等；战国时期的“檄”：公开发表的文书，主要用于军事活动中对地方的声讨、震慑；先秦时期的邮驿有“置”、“邮”、“传”、“驲”；主要从事政令和军事信息的传达。

　　“采风”就是“采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遒人”：夏朝设置的一种官吏职务，除了宣传政令以外，专门负责搜集拼命对于政事的看法和意见，以及各种民间情况（官员及百工众人可以歌谣方式向遒人进言）。统治者通过采风一可“观俗”，二可“观政”，从而实现对统治策略和方式的调整和完善。

　　邸报的产生和发展，是和唐代藩镇制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各藩镇节度使在首都长安设立办事机构（称“邸”或“进奏院”），既负责为所代表的地方藩镇呈递章奏，代转朝廷下达的文书，也及时向地方官员汇报朝廷的信息•宋朝建立后将唐代的进奏院状改称为“邸报”，后中央设立了都进奏院，取代了原先各洲在首都设立的进奏院，开始对进奏院的业务活动实行统一管理。

　　宋朝之后的元代没有建立全国性的官报发行体制，地方官员主要通过下行的官文书来获取朝廷信息；明代又重新建立了官报的发行体制——不设进奏院，提塘的性质类似于唐宋的进奏院，提塘官由各省选派常驻京师，其工作性质则近似于进奏官；清代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发行“邸报”，其发行环节也与明朝大致相同。清代官报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各级政府官员，普通百姓一般与官报无缘。社会上开始出现以私人名义抄传报纸、旨在盈利的民间报房。

　　宋代：办事机构：都进奏院；特点：中央发布，统一发行中央直接管辖的官报。宋朝邸报的内容、时效、文风都在统一管理下有了很大的改进，读者对象也从地方藩镇长官扩大到各级行政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封建官报色彩日益增强；“定本”制度，既由中央政府统一审定，审定后的邸报版本再发行，加强中央对传发内容的控制。

　　在北宋时，小报在官员们想了解的信息得不到充分供应的情况下诞生，主要出自进奏官、中下级官员之手；小报内容与官报相近，但在时效性上强于官报。各级官员不仅能在小报上看到及时的朝政信息，还能看到官报还未公开发布的朝廷机事。以官员、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及社会上关心朝廷政事的人为读者对象小报的出现打破了官方对于朝政信息的垄断，成为士大夫知识分子了解这方面信息的重要补充。但是由于小报的内容方面缺乏对于消息准确性的考证，同时还触犯了封建统治者的议论朝政和新闻泄露之禁，因此遭到了封建统治者的查禁。

　　定本制度是指在宋代实行的新闻预检制度，也是中国最早的新闻检查制度。“定本”是指进奏院将编制好的官报样本送到枢密院中进行审查，这部分通过审查的样本就被成为“定本”，负责刊发的进奏院必须以“定本”为基础发报，不得擅自更改内容。“定本制度”的实施是为了加强对“邸报”传报活动的管理，最终使报刊内容为统治阶级服务。

　　英国人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1815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建立了一所印刷所，并与米怜一同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该刊的文章内容主要是直接宣传教义，但在宣传策略上却非常注重迎合华人的阅读习惯，处处将教义比附孔孟之道。《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每月出版一期，1821年终刊时共出版70多期。

　　由英国商人安纳斯·美查1872年4月30日创办于上海；《申报》是一份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保值。初为两日刊，出至第5期起改为日刊，星期天休刊；《申报》是上海历史上第二个创刊的中文商业报纸，至1949年上海解放时停刊，前后历时77年，记录了从清末到近八十年间、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被称为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

　　《申报》将新闻报道放在首位，陆续在多个城市派驻特约记者，大量报道社会新闻以拓展报道面；《申报》发表副刊性文字，满足旧式文人的需求，开始使用新闻图片，言论上并不完全站在外商的角度，而是营造立论“公道”的报刊形象；《申报》非常重视发行和广告，不仅雇用报童沿街叫卖，还在各地设立分销处来加强外埠的发行工作，并向读者招刊广告；申报馆整合资源经营其他出版事业，如出版我国最早的文艺期刊《琐记》，出版以图画为主的刊物《画报）和点石画报》。

　　《万国公报》前身为以宣传宗教为主的《中国教会新报》，刊发至301期更名为《万国公报》，读者对象从扩大到政界和士农工商各式人；《万国公报》的内容开始以时事为主，不仅报道而且评论中国社会的变革出路，使报刊成为西方国家的工具，不断鼓吹变法，希望中国走上西方列强所希望的发展道路；《万国公报》介绍的西学，内容既有当时先进的科学观念，也有具体详尽的科学文化知识。

　　传教士来华传教办报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入侵不断加剧，传教不再是单纯的个人意愿，而是与金钱利益、国家意志的复杂行为；传教士在战争期间帮助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犯——例如郭士立，不仅到中国沿海港口考察民俗风情和经济情况，还搜集港口航道、海域图甚至军事布防等机密情报，并将这些信息卖给东印度公司和鸦片商人。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充当英国侵略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参与起草不平等的《南京条约》。

　　《循环日报》首创了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内容上至国家的内政外交，下至众生世相，其言论情感丰沛、立意鲜明，文章体式短小却能做到微言大义，从香港起步，影响逐渐扩散至内地，形成一种新的报章文体。王韬的办报思想中，最重要的便是“立言”，即主张报纸应该议论时政，使“民隐得以上达”，这是王韬，包括那一代旧知识分子对于报刊“通上下”的认识，还未围绕报纸构建起一个讨论或学术的公共空间。

　　1895年——1898年，全国出版的报刊有120种，80%以上是国人自办，报纸种数增加3倍以上，“报馆之盛为四千年来未有之事”。国人报刊遍及全国主要城市，冲破清政府的政策，打破外报在华的垄断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

　　国人办报始于19世纪70年代，到维新变法运动前后形成第一次。这次始终与维新运动相伴始终，维新派的家大多都参与了办报活动。从地域上看，国人第一次办报突破了早期国人办报集中在沿海城市的局限，由沿海发展到了内地；从种类看，国人第一次办报涌现了一批专业性报刊（例如《农学报》、《女学报》等）。

　　《时务报》（1896）自上海出版，梁启超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宣扬报刊的“耳目喉舌”之用；《时务报》紧密联系读者群体，创造一种引起思想激昂的气氛，在报刊的公共领域营建公共话题和平等的对话场所，以增加报刊的思想辐射力度和扩张能量；知识分子们围绕当时的热门问题，通过《时务报》这一平台各抒己见，构建起来晚清知识分子群体的公共空间。

　　梁启超先生对于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他的一生创办了大量报刊，且大多影响巨大，而且其延续发展王韬的政论文体成为了后来最重要的一种文体——时务文体。谈到梁启超，同学们需要要写到的内容是《时务报》的创办（洋务派的喉舌）、《清议报》以及《新民丛报》的创办；其新闻思想（报刊“天职说”、办报的四条原则等）等内容。

　　这场论战最终以1907年《新民丛报》的停刊为结束，结果是保皇派溃败，派大胜。经过论战，资产阶级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三义深入人心，为辛亥作了思想上和上的准备。但论战中也存在这较多的问题，这都是中国资产阶级派的局限性以及妥协性的集中反映。同时，在论战过程中，政论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从辛亥及其前10年，中国的民族报刊蓬勃发展，国人办报进入第二次。11年间全国新办报纸数量共达1091种，特别是1906年预备立宪开始，1906-1911年6年间新办报刊800多家。

　　《大公报》创刊与1902年，在1926年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组成的新记公司接办后，于1926年9月1日复刊。1929年张季鸾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社训，实质上是对“忘己为之大，无私为之公”的报格的拳拳服膺。在独立的基础上讨共事务，产生公共意见，并对公共权力进行批判，是《大公报》立志追求的价值。对于《大公报》是否具备批判性，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对“小骂大帮忙”是长久扣在《大公报》头上的帽子。

　　《苏报》案是清政府对资产阶级派办报活动的一次。《苏报》创刊于1896年6月26日，创办人为胡璋；1903年，爱国学生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苏报》增设“学界风潮”和“商榷”两个专栏，用来报道和大造，并大力宣传邹容的《军》。章太炎发表在《苏报》上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直呼光绪皇帝其名，成为清政府的口实。判处章太炎监禁3年，邹容2年，《苏报》永远停刊。

　　《民报》前身是华兴会的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是由同盟会在1905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大型政论时事机关刊物，设有《时评》、《译丛》等多个栏目，至1910年2月停刊，共发行26期。也是在《民报》的发刊词上，孙中山先生首次提出了涵盖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义”。在二十世纪初期，《民报》作为重要的公共传播和文人论政平台，宣传派的与经济发展思想，与梁启超等人代表的维新派报纸《新民丛报》等展开论战，认为要救国，必须要，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驳斥了君主立宪观点。同时，《民报》也是首次译载《党宣言》的中文报纸，使不断在进步人士中蔓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运动的发展。

　　改良派一直把办报作为斗争的主要方式，在办报主张上比派进行了更多理论探讨和思辨，发表论述较多，影响较大。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受到国内外同盟会和同情的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一时成为斗争的号角。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惊惧于思想界权威地位的动摇和丧失，企图驳倒同盟会提出的纲领，阻遏思想的传播。派认识到，对于改良派的进攻必须予以有力回击，才能进一步推动的发展。于是，双方在思想领域内展开了对垒 10 余年之久的大论战，均以报刊作为阵地和打击对方的有力武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是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最终派夺取了当时思想战线上的领导权，为辛亥作了重要的思想和准备。

　　此时，大量政论报纸的涌现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惧。从 1901 年起报纸新闻活动越来越频繁，报业与政府、社会、个人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明显，而报业与清政府的矛盾尤为突出。《苏报》案的发生让清政府颇费周折且颜面扫地，因而政府深知对报纸加以限制的必要，于是加大了控制与打击的力度。许多民办报纸，一面宣传清朝与帝国主义勾结共同宰治中国的劣迹，一面又声讨清朝推行的野蛮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对清政府造成了监督的压力和颠覆的威胁。“清亡于”的说法，尽管很片面，但却足以说明报纸的巨大作用。

　　为了提高民众的觉悟，唤起民众注意国事，报纸也运用了不同的方式。例如提供“读者信箱”重要平台，通过信箱复信中对问题从全局的角度考虑，扮演了引导民众参与的全新角色。开展测验或社会调查较大规模的活动，鼓励民众参与讨论。通过报纸的引导，民众的自我意识不断被唤醒，由漠视国事到积极参与讨论，民众注重利用报纸来关注动态、发表意见、通报消息，接受思想。在报纸宣传的启发和向导中，社会民众的文化观念与思想觉悟日益得到提高，参与变革的言论和行动不断涌现。

　　初年报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武昌起义后的半年内，全国的报纸由100多种，猛增到500种，总销售量达4200万份，北京、上海等地遍布20多家通讯社，被称为“报界黄金时代”。（短暂繁荣）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端，这是一场影响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初衷就是要通过思想启蒙来改变中国的命运。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思想启蒙运动的开展需要言说的公共空间，报刊便是对他们言论空间的开创。“五四”时期的一系列报刊，由于其出发点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很多都充当了自由、开放、多元的言论空间，成为知识分子们畅所欲言、进行讨论的舞台。

　　《新青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表示•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创办人陈独秀。《新青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陈独秀主撰（1915.09-1917.02）、编辑部同人轮流主编阶段（1918.01-1920.05）和中国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阶段（1920.09-1922.07）。

　　《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是小型时事评论保值，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4开4版小型报，栏目新颖多样。前25期由陈独秀负责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鲜明反地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并倾向社会主义。从26期开始由胡适接手主持，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成为宣传实用主义的刊物。

　　1919年2月改版后的《晨报副刊》、1918年3月创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19年6月创办的《日报》副刊《觉悟》和1924年12月创办的《京报副刊》——宣扬与科学思想，传播社会主义新。副刊一般不负责报道新闻，而是多以文学为主，因此更是成为新知识分子宣扬新文化的阵地。副刊及各类消闲杂志的休闲性和通俗性决定了它们能接触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阶层。

　　这个浪潮就是指“救国图存”的维新运动。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于日本，丢了地，赔了款，这奇耻大辱震动了中国社会；随之而来的瓜分狂潮，又大大刺激了人们去思考、探索。中国人觉醒了，要变法，要自强，要振兴中华，成了时代的最强音。一个以“公车上书”为开端的救国运动兴起了。而反映这个浪潮的文化事业也随之兴起，其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部分的报刊业，由于它的特殊作用而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正因为这样，新兴报刊业的迅速兴起就势在必然了。

　　十九世纪后半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初步的资本输出，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国内工商经济的发展。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诞生，到中日战争前后，已有了初步的发展。这种经济力量的增长，为近代报刊业的兴起提供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工商经济的发展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其发展不能不外受帝国主义和经济的压力，内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故此，反对这种内外压力，发展自己的工商经济，就成了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兴报刊业迅速兴起。

　　以《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为代表的启蒙报刊，一方面以文学文化冲破封建思想禁锢和文化，倡导自由讨论，百家争鸣。另一方面，采用政论和新闻报道相结合的述评形式及时评论国内外大事，同时评论体裁多样化。原有的社论、时评、短论、驳论、编者按语等继续使用，同时一些新的评论体裁得到了发展。例如《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大批报刊都以“述评”为主要新闻体裁，而《新青年》的《随感录》专栏发表短小锋利的时评，又称杂文。

　　《新青年》大力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同时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引起我国报刊文体的空前变革。以往的新闻报刊都是采用文言文，若没有进入学堂学习文言文，不会断句，理解新闻报刊困难重重。因此，当《新青年》大力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同时使用新式标点符号时，打破了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的垄断，文化不再是知识分子这个精英阶层的人的独占品。报纸不再仅仅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工具，报刊开始走下神坛，走入百姓生活中，自此我国报刊文风焕然一新。

　　“五四”时期报纸在版面编排以及新闻采写方面发生了变化。在版面排版上，注重头版头条的安排，将国内外重大的新闻置于头版头条，不仅如此版面在形式上呈现多样化，专栏数量上有所增多，同时在拟定新闻标题时也更有考究力争做到醒目。这一时期的报纸还对副刊进行了改革。“五四”之前，报纸并不注重副刊，内容低级乏味，可读性不强。“五四”时期，报纸开始注重副刊，使副刊摆脱低级趣味的性质，转变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影响较大的四大著名副刊：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日报》的《觉悟》副刊、《京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这些高质量副刊的出现，给“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所谓新新闻力量，是相对于北洋军阀时期的政党报刊而言的。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宣布“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提出“从事国动，勿囿于政党运动”的口号，注意力不在官吏、贵族、士大夫、职业家、个别组织，而在一般平民、追求上进的青年学生，立足于思想、文化的启蒙，以求提高国民觉悟。尽管它初创时，“不但支持者少，就连反对的声音也很少听到”，但到1918年末至1919年初，《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创刊后，思想文化战线的形势就大大改变了，封建主义的牢笼已被冲破，百家争鸣的局面开始形成，新的文化已经有了沛然莫能御之势，这个发展又推动了新闻界更大的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要求社会改造的呼声十分高涨，对社会改造的探索成为时代潮流，不仅大学生普遍办报纸、刊物，甚至连一些天真烂漫的中学生也在自己的刊物上热情洋溢地发言，不仅在新文化运动影响较快的大城市是这样，甚至连内陆的小县城也有人踊跃办刊，一时间，宣传新文化运动，探索变革的刊物骤增至四五百种，空前活跃。

　　所谓大报企业化，是指将报纸当作工商企业来办。报纸的态度、言论方针、新闻业务、经营管理等，都以是否盈利为轴心。大报企业化代表了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一个趋向，那就是，报纸要成为新闻传播的主要工具，新闻在报纸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像《申报》《新闻报》两报，在当时，虽然不能在思想界、界执牛耳，但它们在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新闻业务的改革方面，却走在了新闻界的前头。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合约”上签字，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五四运动是旧思想与新思想的分水岭。五四运动后，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受到十月的影响，把报刊作为思想启蒙与传播新思想的利，通过报刊传播自己的理念。1915年，陈独秀在北京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许多原来被禁的报刊重新恢复出版发行。

　　报刊业的繁荣，给五四时期的人们提供了充分表达思想的自由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思想与旧思想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以《新青年》为首的先进知识分子创办的报刊与封建顽固派的对抗。《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旧思想文化的文章，把思想文化斗争与现实斗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代表着中国先进思想的前进方向。五四时期报刊之间的论战是不同的理念的抗衡。因此，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新思想与旧思想的论战是知识分子推动中国进步的一个历史必然，报刊事业在论战中呈现出思想活跃的局面，逐步走向繁荣。

　　五四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锋相对，无产阶级需要强有力的武器来捍卫和传播自己的理念，报刊充当了他们坚实的武器。五四运动中，新文化派转向现实的标志是《每周评论》的诞生。它的出版周期更短，对现实状况的反应也更直接和迅速。新文化派的年长一辈并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学生的运动，他们抱有启蒙之念，更倾向于坚守思想、以批评的方式影响社会，推动社会变革。

　　1920年11月7日由上海发起组创办，是最早的党内机关刊物。该刊是中国党的第一个党刊，秘密发行全国，最高发行量5000份，是各地主义小组的必读材料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介绍国际主义运动的经验、宣传党的基本知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中国问题等。《党》月刊的创办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建立中国党等工作做好了准备。

　　《向导》周报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刊，是中国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份机关报，主编蔡和森。该报主要发表时事评论文章，以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群众斗争为主要任务。该报宣传帝国主义和军阀，与进行斗争，极大提高了中国民众的觉悟，有力推动了运动的发展，深受广大群众欢迎，被称赞为“黑暗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诚言事件”是指1925年6月，上海工部局成立了出版处开始出版《诚言》，这是一份帝国主义宣传品，它仿造中国式样、采用廉价粗糙的铅字和劣质纸张进行造谣欺骗、挑拨离间，在公共场所到处张贴。但中国民众很快就识破了帝国主义的阴谋，把宣传品上的“诚言”改为“谣言”、“谎言”。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刊登了《诚言》，这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怒，在爱国的推动下，两报向全国人民刊登道歉启事。“诚言事件”的破产标志着帝国主义报刊欺骗宣传的彻底失败。

　　1956年月1目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为开端，开始了这场新闻改革。社论集中从三个方面论述新闻工作改进的方向，一是扩大报道范围，二是开展自由讨论，三是改进文风。在《人民日报》改版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报纸到通讯社、电台，都纷纷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包括使断报道做到“多”“快”“短”好”，开展自由讨论，办好文体节目满足听众需要在新闻业务改革进行的同时，新闻理论研究也在进一步深入。

　　无论是马列主义理论还是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都离不开红色报刊。马列主义理论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进步报刊以及中国党早期创办报刊传播的重点内容，如：《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向国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党》创刊号刊登了《俄罗斯的新问题》以及专门介绍列宁的文章等。

　　红色报刊尤其是其中D、政、军、团的机关刊物，是年代中国D宣传自己D派主张的重要阵地，是D及其代表的工农群众的“喉舌”。红色报刊既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功能，也有对敌开展思想斗争的特殊使命。例如《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后，《抗敌报》立即公布《双十纲领》，反复宣传。而《红旗日报》发刊词就申明：“本报是D的机关报，同时在目前阶段中必然要成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D的喉舌。”

　　年代，D主张的实现，既需要D内上下有统一认识，也需要赢得工农群众、党派以及各种爱国团体、进步人士的支持，要尽可能地争取上的同盟者，而完成上述任务的一种重要工作方式就是办报，通过红色报刊吹响的号角，以组织和动员各种进步的力量，与派、侵略者进行斗争。正是由于报刊有教育、组织、动员和指导的作用，红色报刊也自觉承担起了号角的使命，如：《新华日报》发刊词“本报愿在争取民族生存独立的伟大的斗争中作一个鼓励前进的号角”。

　　从土地开始，D就在思想文化、军事两条战线上开展对敌斗争，斗争的武器包括军队代表的“枪杆子”和报刊代表的“笔杆子”，其中“笔杆子”不仅是思想文化战线斗争的武器，而且是军事战线不可或缺的重要斗争武器。报纸既是对敌斗争的武器，又是对内宣传教育的武器，在对敌斗争方面，报纸的文章可以像榴弹一样打击敌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党为了瓦解敌人，削弱日军的战斗意识和战斗能力，创办了日文刊物《觉醒》、《反战》、《日军之友》等，专门开展对敌宣传，激发了日军士兵思乡、厌战、悲观和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