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独家丨智媒时代“新闻信”的复兴：历史溯源与现实省思

青记独家丨智媒时代“新闻信”的复兴：历史溯源与现实省思本站　　无论是追求“规范性”（normative）的、以“客观性”为取向的新闻理论研究，还是以“新闻采编室”为焦点的媒介社会学分析，抑或是批判取向的传播经济学研究，在聚焦于新闻生产活动时，都将采写编评等诸环节以及记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置于特定的时空场域与类型化文本的语境中进行考量

　　无论是追求“规范性”（normative）的、以“客观性”为取向的新闻理论研究，还是以“新闻采编室”为焦点的媒介社会学分析，抑或是批判取向的传播经济学研究，在聚焦于新闻生产活动时，都将采写编评等诸环节以及记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置于特定的时空场域与类型化文本的语境中进行考量。

　　进入智媒传播的时代，数字平台上新闻生产的边界愈发模糊，记者的专业性报道与个性化表达也时常融为一体，事实性报道与观点性评论的区分度日益降低。媒体记者采取“在线写作”的方式来群发邮件，进而创建个人账号或频道发布推文或音视频，通过运营自媒体平台夯实与其“粉丝”之间的强联系。随着平台赢利机制的不断完善，这些推文与音视频得以“货币化”（monetization），拓展了记者职业生涯的空间维度。他们从遵循固定流程的、高度机构化的新闻采编室，得以深入遍布全球的新闻报道“第一现场”，再转到虚拟空间和数字化与流量化的平台之上。

　　缘起于古罗马时期的“新闻信”，被视作一种可领取报酬的“手抄新闻”。“新闻信”抄录了政府公报，这为古罗马的有效运转与特定阶层的利益服务。到了中世纪，“新闻信”广泛应用于商人之间的联络。其涵盖的主题非常广泛，包括货物的供应与定价、时政新闻，以及其他会对贸易造成影响的事件。由此，作为一种“非正式出版物”的“新闻信”，往往被视为近现代报刊的前身。

　　“新闻信”对格式的要求非常简单，但对消息传达的及时性要求较高。其文风明快，为特定受众提供定制化的信息、观点、预测与服务。作为早期“新闻信”的代表，起源于17世纪的“科兰特”（coranto）——意即“时事新闻流”（current of news），起先是在银行从业人员中使用，用于在“小圈子”中传递专业信息，后来逐渐加入了时事报道和哲学讨论等方面的内容。17世纪初，“科兰特”由荷兰人制作、印刷并发行到英国，为海外订户提供经过翻译的欧洲各国的时事新闻报道。

　　从历史上来看，“科兰特”具备了国际传播的雏形。在英国、西班牙等地，一些记者利用短小精悍的“新闻信”，对其他国家的新闻或战事进行“转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伦敦当地的“科兰特”对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的报道。[2]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三十年战争”期间，还是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新闻信”在早期的国际传播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各类“新闻书”和“小册子”，如“科兰特”和在意大利兴起的“阿维斯”（avvisi）都是将原始素材进行翻译。由此，跨国间的信息流通更为频繁和便利。

　　19世纪以来，大众传播与通信媒介日趋丰富，报纸、杂志与书籍等正式出版物占据了主流传媒生态。记者的职业素养快速提升，规范而成熟的大型媒体机构不断涌现。在此背景下，“新闻信”日渐式微，常常是作为非正式出版物的辅助形式而存在。

　　此外，随着公司制的建立，“新闻信”起到了上传下达与组织传播的作用，利于企业的内部交流与管理。[3]在报刊、广播与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兴盛的年代，“新闻信”逐步失去其“手抄”内涵，成为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西方大型通讯社发布即时新闻与突发消息时使用的具有“隐喻性”的专栏标签。

　　互联网的出现再次将“新闻信”的独特形式推向全球传播的前台。在初代互联网的聊天室、论坛和博客等场域，散布着各种各样短小的新闻消息与帖子。《华盛顿邮报》等传统媒体也通过电邮等方式给其订阅者发送“新闻信”，为读者提供新近报道与热点事件评论。[4]随后出现并不断产生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平台，更充斥了“短、平、快”的新闻推送。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信”，就像推特平台的命名那样，如小鸟般“叽叽喳喳”、众声喧哗。在充满流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的“乌卡”（VUCA）时代，“新闻信”的发布主体多元繁杂，误讯、谬讯乃至恶讯泛滥于赛博空间，新闻价值与伦理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5]

　　Substack由美国人贝斯特（Chris Best）和麦肯齐（Hamish McKenzie）于2017年开办，这个单词原意为“堆积存放的书籍资料”，引申为“书库”，在计算机领域则是指“堆栈”的技术手段。它是一个鼓励自媒体和职业记者进行内容创作、发布与传播的订阅平台。用户通过付费的方式订阅这些自媒体生产的内容。平台会对作者的收入抽取10%的佣金。对于中国用户而言，此类订阅平台经常被比附为“美版微信公众号”。贝斯特则用“互联网的另一个宇宙”之类的华丽说辞来推广这款产品[6]，从而将其与门户网站、传统媒体的数字资源库、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流媒体平台等其他互联网产品区分开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记者选择在订阅平台上开通账号，创办个人频道来生产新闻与创作内容。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在平台化时代，记者的“网红化”趋势愈发明显。随着大量用户更习惯于通过互联网与数字平台接收与传送信息，在推特、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主导信息传播的时代，借用“网红”的叙事方式与呈现逻辑，或是直接把自己打造成“网红”来推送新闻，成为越来越多职业记者的选择。以TikTok为代表的短视频和各大播客等音频平台亦让一批颇具网感的“出镜记者”“声优主播”利用视听语言成功“出圈”。Substack的出现，无疑是文字能力好、善于讲故事、懂得宣发的记者的一大福音。

　　平台化时代“新闻信”的复兴，体现了传媒生态的变化。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自2008年以来，新闻采编室的就业率下降了26%。许多传统媒体的专业记者在面临失业的风险之下纷纷另寻出路。盖洛普的数据表明，近二十年来，美国民众的“新闻信任指数”亦持续走低。[7]在“后”的时代语境之下，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相信传统媒体的报道。在此背景下，一批资深专业记者继承了“手抄报”的传统，与新型的智能传播技术进行融合，在订阅平台上进行新闻报道、发表时评，通过短小却便捷的“新闻信”来发布内容，旨在夺回新闻报道的主导权，重新赢得网民的口碑与信赖。

　　通过打造“自品牌”，利用“微名人”效应，Substack上的新闻记者可以通过撰写文章的方式，获得“打赏”，在短时间内筹得大量资金支持。他们掌控了读者的电子邮件订阅列表，贴合互联网平台化的传播风格，充分调动生产资源，直接向订户分销文章，满足读者的需求，利润转化率得以最大化。对于这种对旧有媒体形式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从职业资源、生产方式与应急渠道等方面来展开分析。[8]

　　首先，记者可以将平台视为“职业资源”，进而提升其传播力和知名度。记者通过这一平台可确立一个“利基”（niche）主题，打造垂直媒体领域内“自品牌”。例如，有些娱乐记者对嘻哈服饰和音乐情有独钟，他们撰写的专栏文章被消费类或文化类杂志所采用。尽管如此，他们仍无法与其读者建立更加直接的联系，只能获得采编室签发的定额支票，这更让他们感觉自己“在为编辑而写作”。由此，“新闻信”的形式与订阅平台的出现，给予了这些“垂类”记者和专栏作家极大的空间和便利。他们可以开发并建设自己的账号与频道，通过电邮等方式，向其目标用户直接推送有关嘻哈音乐的专业内容与社会热点评论。

　　通过“超链接”的方式，Substack上的“新闻信”可以跳转至其他平台或媒体机构，包括优兔、推特、《纽约时报》，等等，其中就包括一些资深记者已开设的专栏。这完全由作者自己支配，便于其建立自己的“跨平台”账号矩阵，链接更多的同道，同时也收获更多粉丝，进而提升其传播力和知名度。

　　Substack内容供应的分类非常多样，包括文化、、技术、商业、体育，等等。其中以文字类分享为主。一些账号也开设了播客节目。创作者可以分门别类地创立自己的个人化品牌。“自品牌”一旦建立，只要保证内容质量上乘，具有高度黏性的忠实用户与“饭圈”社群也会随之培育起来。这有利于记者不断提升自己在新闻界的声望与地位。他们在坚守新闻理想、兼顾自身职业规划、完成数字平台内容供给与维系在线读者社群等过程中，能够继续寻求尽量客观、公正而平衡的新闻报道与叙述方式。这有助于加强新闻记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与职业归属感，也在确保其经济收益和体面生活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其社会影响力。

　　其次，Substack等平台也改变了记者的内容生产方式。在传统媒体机构工作，一些思维活跃、个性较强的记者时常感到效率低下，处处都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他们需要将自己的个性表达“潜藏”在新闻采编室的“小气候”与由行业准则和整体社会价值观等外部因素所构成的“大气候”之下。一般而言，传统主流媒体机构受到广告商和外部的压力，不支持、不鼓励甚至排斥记者在内容和题材方面的“越界”探索。然而，在数字平台上编辑自己的“手抄报”和“新闻信”，主要遵循的是“内容为先”“用户为王”的原则。付费订阅平台创造了新的“资金流”模式，摆脱了广告商和外部的压力，记者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大大增强。

　　对于资深记者而言，他们可以通过自己在传统媒体领域的“原始积累”，完成在订阅平台上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将自己的行业地位、职业经历与个验，转化为新媒体平台内容创作的“可再生资源”。他们在平台进行内容生产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与用户的频繁互动，提升内容生产和资讯服务的针对性和引领性，达到“亲和但不迎合”“寓引导于服务中”的效果。

　　再次，Substack等平台成为记者发布信息和观点的替代性渠道。对这些记者而言，订阅平台在他们发声无门、缺乏资源支撑时，成了如“救生艇”一般的“救急”手段和渠道。尽管多数记者仍旧依赖于传统媒体机构来进行内容发布，但在特定的情况下或确有公共服务的必要时，他们可以通过“新闻信”的形式，及时推送相关的资讯和观点。然而，仍有很多职业记者对Substack的运作模式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平台推送的“新闻信”质量参差不齐，创作者只是在表面上摆脱了组织或机构的约束，但实际上依然受制于以少数“硅谷巨头”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公司。因此，对于具有一些高度独立性的记者而言，Substack这类平台无法成为他们长期依赖的内容发布渠道，只能供“应急”使用。即便有了这样的平台，那些对传统媒体的前景感到悲观，又对新兴的订阅平台持怀疑态度的记者仍最终选择离开了新闻界。

　　从继承和发展的意义上看，Substack致力于打造一个推动内容生产和流通、加强行业交流的“平台”。它不直接生产新闻或其他内容产品，但鼓励记者和其他创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借助于该平台生产和发布原创性内容。这从根本上不同于那些需要广告支持的传统媒体。尽管该平台不直接招募和培养包括记者在内的内容创作者，但对其如何写“新闻信”、向平台投稿、如何向用户推送内容等流程都制定了细致的指南。在人才培养方面，该平台设置了专项（Substack Pro），为符合条件的“新手”预支了稿费，让他们可以安心地在平台上进行创作而减少后顾之忧，帮助他们成长为有影响力的职业“写手”。[9] 强化行业内部的联系也是Substack的一大创新之处：培育创作者之间交流沟通、互学互鉴的平台文化氛围，并且通过相互推荐的机制来体现同行评议的专业性，以此来解决算法推送所造成的低级劣质内容泛滥，以及平台新闻品质和传播伦理断崖式下跌的困局。

　　作为一家依靠用户订阅而盈利的“新闻信”平台，Substack目前已经拥有超过一百万的付费用户和数以百万计随意浏览的访客。然而，在获得一系列成功的同时，它也面临诸多考验。特别是从新闻生产的角度看，Substack等数字订阅平台引入职业记者，在打造新闻“公共品”、追求社会“共同善”以及构建网络空间的公序良俗的同时，也面临着“新闻消费品化”与“内容生产商业化”等新的挑战。

　　英文中的common goods本身有双重含义，兼具“公共品”和“共同善”的双重指向。高品质的新闻报道应当在为广大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凝聚全社会求真向善的共同价值。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这诱发了有关新闻价值“应然”与“实然”的二律背反与价值博弈。在应然层面，无论是传统媒体生产的面向大众的新闻报道，还是在互联网平台上不断演化的数字新闻产品，都应该以提供“公共服务”和夯实“共同善”为己任。这是新闻价值的“终极关怀”所在。然而，在实然层面，其存在的商业化与商品化逻辑亦难以避免。数字平台正在通过培育新的新闻业，在、经济和文化上影响着全球社会与广泛共识的建立。[10]由此，从价值论的角度看，对订阅平台的新闻生产进行进一步剖析尤为必要。

　　在订阅平台上，这一有关“消费品还是公共品”的价值博弈被进一步放大。Substack聚集创作者，向公众传输资讯和观点，塑造社会认知，这对现有的新闻生产伦理规范与标准亦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为此，我们需要以不同于传统媒体机构化的视角对其进行审视。在以Substack为代表的订阅平台上进行的价值博弈，具体可从新闻记者的“劳工化”、流量导向催生极端言论与同类产品加剧市场竞争等方面入手分析：

　　第一，Substack的“新闻消费品化”突出表现为记者的“劳工化”。尽管该平台一直鼓吹记者的“自主创业”，这为记者创造了新的职业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挑战。记者与平台之间是一种弹性的“灵活雇佣”式劳动关系，这意味着他们的文字生产面临着倦怠与不稳定等压力。从批判学派热议的“知识劳工”视角来看，Substack与“互联网大厂”相似，遵循的是后福特主义的运营逻辑。那些在平台上从事内容生产的新闻记者实质上是在赛博空间中四处流浪的“游民无产者”（precariat）[11]。

　　与传统媒体机构相比，Substack并非这些记者的稳固工作场所。记者也很难向平台索取劳动保障的合同。新冠肺炎疫情久拖不散，线上的新闻出版业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况之中，这极大地影响了写手们的生存状况，可谓“旱涝不保收”。对于在Substack上写作的记者而言，其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付费用户。在传统媒体工作，广告商的权力非常大，他们可以影响记者议题的选择与报道的倾向。相比之下，为Substack上的订户服务时，平台只起到“中介”（intermediary）的作用。记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变得更加亲近，然而“揣测”读者的心，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旦用户不买账，创作者就会陷入生存困境。这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倒逼记者追求新闻写作的“卖点”与“爽感”，加强新闻的消费品化逻辑，保障自己内容产品带来更大的流量。在传统媒体时代，沐浴在“无冕之王”光环下的职业记者，沦为数字平台时代的“新闻民工”。在此背景下，“亲和但不迎合”“寓引导于服务中”的新闻理想渐渐被日益增加的生存压力和日渐激烈的同侪竞争所销蚀。

　　第二，平台分账不均，内容审查宽松，极端言论助推新闻商品化与新闻消费。Substack的平台规制仍不成熟，分配与收入不平等问题仍存在，这刺激了记者之间的竞争，加剧新闻商品化。甚至为了“博眼球”，平台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恶性言论，这也加剧了其新闻生产的市场化趋向。一方面，Substack为一些独立记者和专栏作者创造了“避风港”，为其相对自由和独立的创作并获得收益提供了有力帮助。但另一方面，分配不均的问题也在该平台出现。例如，为白人男性作者支付的预付款达到了六位数，这在女性和少数族裔记者看来是望尘莫及的“超级待遇”。

　　随着该平台的不断扩张，早期自带的“流量红利”已被耗尽，一些“新手”即使拿到了订阅平台的入场券，仍旧难以撼动前辈们的地位。虽然他们费尽心机地生产高品质的新闻与评论，也难以获得相应的收益回报。囿于Substack的同侪推荐机制，平台上形成了新的“圈子”和“江湖”，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一些不擅长“混圈子”“拜码头”的新人纵然才华出众，也会被排除在推荐名单之外。为了追求自身声望的提高和新闻信订阅量的增加，部分年轻记者甚至不顾新闻伦理，凭借散布煽情新闻和极端观点挤入平台的“顶流”位置，以求得自身作品更高的关注度和“标价”。此外，Substack对“新手”的收入抽成过高，盈利分配机制不公正不透明，助长了内容产销“明码竞拍”“暗地压价”的不良风气，其过度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趋势较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新闻”时代而言，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有甚者，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订阅特定类型的频道，追求更高程度的新闻商品化，该平台的内容审核机制极为宽松，这也引来了的质疑。作者对自身的内容产销享有极大的权利。例如针对性别平权和疫苗接种等争议性议题，一些“无脑黑”“反科学”的资讯和言论也借助“新闻信”与电子邮件，未经审核便在平台上推送。尽管这获得了少数用户的追捧与消费，却让大多数恪守底线的记者难以接受。这完全不符合新闻作为“公品”的基本要义与责任担当。[12]

　　第三，平台经济环境下，同类产品涌现，加剧新闻商品化与市场竞争。与资本运作一样，平台经济的底层逻辑是“赢者通吃”。谁能在同质化的产品之中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谁就能胜出。诸多同类产品在Substack大获成功之际，潜入订阅平台的市场，企图分一杯羹，甚至尝试超越Substack，开辟新的订阅市场空间。目前与Substack相似的大型订阅平台已经有十多个，其中较有影响的有“Write.as”“Medium”，以及推特旗下的新闻信平台“Revue”等。[13]

　　以Medium为例，它推出了“合作伙伴”计划，作者可以根据精确到分钟的“浏览时长”来获得相应报酬。此外，Medium还优化了内容分发的机制，用户可以根据“最受欢迎创作者”等特定筛选条件，来选择自己心仪的文章。相较于Substack，Medium对于“创作者—用户”之间社群的建设更为积极主动，其社群关系更为紧密。从长远的角度看，一方面，这些改进措施使得Medium可以真正践行“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开发出更为优质而多样的订阅服务与商品；另一方面，更多订阅平台的出现也改变了以往“一家独大”的市场格局。谁能制作更优质的内容产品，吸引更多的用户为此买单，谁就能掌控“流量密码”、筑牢市场根基。

　　因此，如何兼顾平台商业效益、记者劳动权益与新闻作品的价值属性，平衡好数字新闻产品作为“消费品”与“公共品”之间的关系，也是各大订阅平台持续探索和相互竞争的方向。在打造并巩固“创作者经济”的同时，订阅平台应当保证优质内容的供应，增强用户黏度与社群信任度，维护创作者之间以及同用户之间的关系网络。

　　距离2006年《时代》周刊将“互联网用户”（YOU）评为年度人物已经过去了16年。那是一个初代互联网逐步影响全球，数字原住民与从其他大众媒介迁徙而来的“网民”数量开始大量攀升的“黄金时代”。如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彻底改变了社会交往方式与新闻生产方式。在一个“人人皆可做新闻”的自媒体时代，删繁就简、返璞归真的Substack等订阅平台解决信息超载的问题，为“新闻信”的普及化、平民化、便利化与产销一体化筑牢了技术基础。

　　然而，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也随之出现。从新媒体与新自由主义的互构关系来看，互联网平台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创造了便利条件。Substack逐步走向数字新闻业舞台的中心地带，这类订阅性质的新媒体平台，并不像持进步论的“自由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成为促进解放性文化再生产的平台[14]。恰恰相反，这成为文化精英把持并获得巨大利润的无形空间，同时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反而以更加隐秘的形式变本加厉地进行。[15]

　　[5]史安斌,俞雅芸.全球谬讯治理：多学科研究与多元主体共治的经验与反思[J].青年记者,2022(21):89-93.

　　[17]姬德强,朱泓宇.“网红外宣”：中国国际传播的创新悖论[J].对外传播，2022(02):54-58.

　　（史安斌：清华大学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刊学术顾问；朱泓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史安斌,朱泓宇.智媒时代“新闻信”的复兴 ：历史溯源与现实省思[J].青年记者,2022(23):9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