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何建明报告文学的文体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

论何建明报告文学的文体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本站　　这是一篇发在《当代文坛》的学术论文

　　这是一篇发在《当代文坛》的学术论文。二位高校学者从文体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上，高度肯定了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认为何建明创造了一种“宏大叙事”式的报告文学文体和报告文学的史诗风格，使得报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文体日益稳固并发扬光大，而对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亦进行了深刻剖析，具有较充分的学术价值。今刊登如下，以资共勉。

　　很长时间以来，报告文学都是作为散文的一个门类而被称为散文特写，这与其篇幅较短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迅捷及时有关。1980年代初的报告文学热正是在这点上显示其强劲的生命力，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时的报告文学仍然没有具备文体学上的特殊意义。随着报告文学的越写越长及其叙事性的凸显，报告文学渐趋显示其独立地位，在这当中，何建明的贡献有目共睹。他创造了一种“宏大叙事”式的报告文学文体和报告文学的史诗风格；他以数十年的持续努力，加速了报告文学脱离特写等时效文体的过程，使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日益稳固并发扬光大。与此同时，随着故事的讲述在何建明报告文学写作中的地位的凸显，报告文学何以成为报告文学作为一个叙事学命题也被提出。

　　虽然大多数文学史著述对报告文学的文学史价值重视不够，但报告文学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却不容忽视，这与其独特而重要的社会功能有关。有研究者曾把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几种主要形态分为“20世纪30年代的救亡型报告文学“50年代的建设型报告文学和“新时期以来广义的反思性报告文学”，这样一种区分显然是以其功能的转变为根据的；事实上，这样一种形态的演变，也是社会现实要求于报告文学的功能上的变化的表现。从这个角度看，报告文学形态的演变，某种程度上是内在于社会发展之中的。

　　就其1949年以后的形态而言，报告文学虽然得到足够的重视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文体形式及其意识等方面却始终是模糊不清的。“报告文学中文学与新闻孰轻孰重，建国后仍有不同看法。报告文学也以双重身份出现在文学领域和新闻领域。可以说，正是报告文学的“双重身份导致了其在1949年后的文体不分和界限模糊的现象。在20世纪50—60年代，关于“特写”的写作十分流行，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很少有作家没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包括巴金、徐迟、、闻捷、海默、王汶石、柳溪、谷峪、萧乾、阳朔、方纪、贺敬之、碧野、峻青等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在当时，“特写”是一个边界较宽的范畴，包括在特写这一范畴内的，除了报告（文学）外，还有通讯、速写、游记、真人真事、人物特写等等。有时候，它甚至同散文（主要是叙事散文）混同而被称为“散文特写”。之所以出现这种“家族”相似性的混同现象，除了与“特写”在前苏联被推崇（被称为“侦察兵”）有关，很大原因还在于这些文类同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它们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的，它们都是迅速地反映当代的和当前的现实生活的”，而“沸腾的生活本身”，也“迫切地要求被大家所知道”，“迫切地要求被反映”。这样一种“要求”，使得前面那些轻便的文学体裁成为那时作家们的首选，同时也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有意倡导。其结果，涌现出不少集中精力从事“特写”写作的作家。

　　不难看出，是现实生活同文学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各种叙事类文体间彼此靠近，界限难分。这里的关系比较明显，各种叙述类文体间界限的大小与现实生活同文学之间距离的远近构成某种对应关系：距离越近，各叙事类文体间的界限就越小；距离越远，各叙事类文体的区别也就日趋明显。从这个角度看，各叙述类文体彼此界限分明，这除了表明文体意识的强化外，还意味着现实生活同文学间的距离的拉大。两者之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这样来看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就会发现，他的报告文学不仅不能称之为散文、特写之类（这当然意味着他的报告文学写作同现实生活的距离日益拉大），而且其篇幅早已非1980年代初的报告文学所能比拟。对于1980年代初的报告文学热，除了前面所说的现实生活的反映要求外，还在于社会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内在需要，因此可以说，是当时的社会问题（诸如知识分子问题产生了徐迟的《哥德猜想》）賦予了报告文学的崇高地位和价值取向。彼时，报告文学热同刘心武式的问题小说写作之间彼此呼应，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与之明显不同，显示其价值的显然已不再是（或不仅仅是）什么社会热点问题，而是其他。

　　这里需要看到，随着报告文学的越写越长（已成为一种趋势) ,报告文学也就逐渐失去或减弱其迅速反映时代、干预生活的功能而越来越成为事后甚至滞后的记述，从原来意义上的“轻骑兵”逐渐变成“重坦克”：报告文学从通过反映现实以介入现实逐渐变成为反映现实而反映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显示报告文学文体价值的，已然不再是它同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并非所揭示的社会问题的峻急，而毋宁说是其反映的题材或事件的重要性。“题材决定创作成败论”是当时有代表性的观点，出现了诸如三农题材、生态诉求、教育关怀和反腐意志等有代表性的题材类型。正是这点，决定了何建明（也包括其他报告文学作家）的报告文学往往取材于重大题材、重大事件或重要人物。这种题材或事件的重要性，用李朝全的话是“意义重大的题材”，用丁晓原的话就是“国家叙事”，即“站在时代全局的高度，从现实社会和过往历史的存在中，选取有关国是大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价值的题材进行叙事。国家叙事是对大题材所作的具有大气象、大主题的一种宏大叙事。”

　　以他的中篇报告文学为例：1995年的《共和国告急》还可以看到反映事件的峻急程度；2003年的《北京保卫战》仍能看出反映现实生活的迅捷，而像《重犯押向西部》《中国第一农民市场》《永远的红树林》《苏州博士商》《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等等多数中篇，其反映的事件既不具有峻急性，反映的迅捷与否也并不重要；对于这些作品，一旦褪去了事件的峻急性和反映的迅捷之后，事件或人物本身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从而构成报告文学的价值所在。从社会问题到“国家叙事”，一方面显示出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文类特征的逐渐成熟，另一方面也是报告文学因应时代要求而做出调整的表征。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何建明的报告文学的成熟阶段，恰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前惨淡经营的年代，宏大叙事的解体与社会凝聚力的衰减，彰显了正面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也使得社会问题式的报告文学写作显得不合时宜。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写作适应了这一历史的需要。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造了两个纪录。一个是创作的数量之众，一个是反映的生活面之广。目前为止，他创作有长篇报告文学30余部，另有20余部中短篇，可谓高产作家。就反映生活面的广度而言，当代中国很少有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能超得过何建明，大凡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方方面面，诸如石油、教育、水利、外交、农业、航天、外贸等行业，以及涉及民生幸福和道德的重要（新闻）事件或人物等，大多都被纳入他的创作视野。不仅如此，他还把笔触伸向历史的纵深处，、红岩悲歌以及三峡治水百年历程等等都以长篇史诗式的篇幅呈现出来。他的作品整体上看简直可以称之为中国当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也正因此，有研究者把他的报告文学归纳为社会问题、时代主题、国家工程与重大事件叙写、城市写作、历史纪实等5大类。这是一种从反映题材或表现主题的角度展开的分类，虽比较全面，但也造成不同类别间互有重叠、难以厘清。本着这种理解，我们更愿意把他的报告文学分为三类，一类是以人物为中心，但又不是传记，如《根本利益》《为了弱者的尊严》《奠基者》（《部长与国家》）《拉贝先生》《一个中国男人的财富诗章》等；一类是以事件为中心，如《全纪实》《国家行动》《破天荒》《中国高考报告》《落泪是金》《中国第一农民市场》《台州农民风暴》《三牛风波》《生命第一》《你也能过好日子》等；一类是以问题为核心，如《中国反恐大揭秘》《共和国告急》《忠诚与背叛》等。这样分类的好处是，能比较清楚地辨识何建明报告文学写作的脉络、走向及其不同类别的复杂关联。

　　对于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写作而言，随着其篇幅和字数的越来越长，及其反映事件的峻急性和反映迅捷程度的减弱，一系列新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问题也随之而生。这些问题因其与报告文学这一文类密不可分，因而某种程度上也是关乎报告文学文类特征的重要命题。

　　这些命题，就其理论的层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报告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及其功能的转换。虽然说报告文学不可避免地属于现实主义范畴，但随着其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深度和力度的增强，它同现实生活的关系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报告文学，常常与通讯、报告、速写和人物特写等等相混同。报告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虽具有反映与被反映和干预与被干预的关系，但这里的现实生活往往只是片段的、横截面式的，并不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就此而论，这时的报告文学所反映的现实生活既浅层又多变，一旦事易时移，而其所反映的问题又不具备共时性时，报告文学便也如通讯一般，常常只能作为历史现场的记录者出现，既不具备文学的价值，也难持久显示其活力。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与此不同。首先，就其反映的生活的广度来看，它是一种全景式的多方面的呈现（如《全纪实》《落泪是金》）；其次，就其反映的生活的深度而言，它是一种沿着现实问题向着历史回溯的纵深的开掘（如《国家行动》《中国高考报告》《破天荒》）；此外，就其反映生活的力度而言，它往往围绕一个问题多层面、多侧面地展开（如《落泪是金》）。凡此种种，都使得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具有了传统的报告文学所不具备的长处，这既改写了报告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也使得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具有某种潜在的史诗品格。

　　随着这一空间关系的改变的，是报告文学中时间关系的变化。虽然说真实性仍旧是报告文学的追求目标，但这时的真实性具有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含义。换言之，这时的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是一种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真实性，而不仅仅是某种时效性。可以说，正是报告文学中时空关系的深刻变化，最终导致报告文学功能的转变，由原来的实践功能（干预生活和介入生活）逐渐让位于认识功能。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也是现实主义诸文类间格局变迁的结果。此前，这样一种认识功能主要由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比如《红日》《红岩》《创业史》等）承担，所谓对本质真实的追求即是其重要表征。但由于现实主义的逐渐式微，这一功能也逐渐由小说转移为报告文学所有。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题材和主题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形式上的各种试验和历史（或现实）重写改写的热潮，只有（也仅有）报告文学，现实主义和真实性才始终是其不可挣脱的宿命，如此一来，文类间功能的转换就不可避免。

　　其次，是报告文学的叙事性的变迁。虽然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作品视野宏阔且发掘较深，但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 “宏大叙事”（或完整故事）呈现。他的报告文学虽也常常不免借助故事的讲述以推动叙述进程，但他并不注重故事的首尾衔接和前后完整。这里的矛盾似乎很明显：既显示出偏重叙事的倾向，又表现出“去叙事性的特点。在这里，重叙事而不重叙事性，涉及到的是报告文学的叙事性及其功能问题。就报告文学而论，文学性的彰显虽常常需要依靠故事上的讲述，但其却与小说等叙事文体不同。对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而言，其艺术上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故事的结构与讲述。同一故事内，既要做到前后连贯，也要因果相连；不同故事间，既要彼此分立，又要连为一体。但对报告文学来说，故事却往往是零散的、不完整的，彼此间没有太大关联。这是因为在报告文学中，故事并不具有独立性。这一特点是与其问题意识和主题宗旨联系在一起的，故事的讲述始终都必须围绕问题和主题而展开。这样也就决定了故事在报告文学中往往只是手段和工具，故事是为了某一明确目的服务的。目的达到了，故事也就可以终止了。这样也就能理解，何以何建明（不仅仅限于何建明）的大多数报告文学作品中故事数量众多却少有连贯始终的核心故事这一现象了。

　　而若借用本雅明的观点来看，报告文学的篇幅和字数虽然大大加长，但它并不是在“讲故事，何建明终究不是 “讲故事的人。报告文学中“信息的时效超不过它之所以为‘新’的那一刻。它只存活于那一刻；它必须完全地依附于那一刻，并且争分夺秒地向那一刻表白自己。故事则不同。它不消耗自己。它存储、集中自己的能量，即使在漫长的时间以后，还可以释放出来。”这也意味着，在这样一个宏大叙事解体的后现代时代，企图利用报告文学文体重建宏大叙事的真正难度。这里以《三牛风波》（2012）最为典型。“三牛风波”是一个网络时代的新闻事件，其之所以成为“事件”，根本的原因在于焦三牛“连升”事件本身和其背后合法性之间链条的断裂及其连接（官方解释也是种连接的尝试）的难度。因此，反讽的是，当何建明试图重建“连升”的合法性时，却只能以一系列的报刊报道为底本，这就更加印证了本雅明所说的报刊经验的碎片化特征：“文学混乱的事故现场乃是报纸：它的内容，也即‘题材’，排除了任何其他的组织形式，而完全由读者的不耐烦所左右……他们被排除在外，却认为自己有权看到自己的利益被表达”。

　　最后，是叙述者的位置问题。对于报告文学而言，虽然说真实性是其至关重要的追求，但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叙述者在其中的位置，这样的报告文学仍不能算得上一流。叙述者的位置处理得好不好，不仅关系到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强弱，还关系到报告文学的真实可信度，这两个方面是彼此关联的。很多人以为，叙述者的介入并随意发表自己的看法或感想，是报告文学文学性（情感充沛）的表现，殊不知，这恰恰有损于报告文学的客观性。对于报告文学而言，客观性和文学性的兼具，正在于叙述者的位置的把握。

　　诚如丁晓原所说，“题材题旨的‘双非性’（非虚构、非个人性）是报告文学文体最为独特的规定性”，要想做到这“双非性”，关键就在于如何处理叙述者同叙述对象（或采访对象）的关系。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固然要求叙述者在情感上接近甚至认同叙述对象，但就其理想状态而言，最好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太近会因为情感的认同而失去叙述者独立的判断，太远则又会显得“隔。对于报告文学作家而言，所谓的“非虚构相对容易做到，难就难在“非个人性上。很多作家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其情感上的倾向，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个人性”往往会造成叙述对象的“单向度”的呈现，这是其一。就何建明的报告文学而言，这样一种丰富性与单向度的区别，往往因其叙述对象的不同而有区别。那些以事件为主的报告文学，因其对事件的不同侧面和层面的挖掘，其“个人性”会得到很好的抑制。但对于以人物为中心的报告文学写作，因为其所涉及到的主人公都是作者所崇敬或公认的正面典型，其呈现出来的也往往只是“高大上”的一面，人物的丰富性被极大缩减。其二，这样一种“个人性”，还体现在作者/叙述者的随意介入及其评判和议论上。如果说“非个人性”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冷静旁观的话，那么叙述者的随意介入就是一种显然的“个人性”的表现。在这方面，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不论是从题名如《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共和国告急》等，还是从反映的事件或人物本身，都可以随处感受到作者情感的直接表达。在某种程度上，这仍旧是传统报告文学的“残余”表现。作为事后的记述，报告文学应该是冷静客观和不动声色的。在这方面，《全纪实》堪称典范。这一长篇报告文学并不是靠情感的宣泄来完成，而是凭借大量详实的数字和丰富的历史细节的互相阐发。这样一种写作模式，是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中特别有文体学价值的地方。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写作，一方面推动了涉及报告文学文类特征的诸多理论命题的拓展和深化，另一方面也带来或存在不少实践上的问题。这是事物的两面，文体上的试验和创新往往会造成实践上的困境。以问题为核心的报告文学写作，是何建明同1980年代以来报告文学具有内在联系的部分（徐迟的《哥德猜想》虽然以陈景润为核心，但其意图却在于社会问题的反映），而一旦转入人物和事件，也就意味着何建明报告文学写作的成熟和风格的逐渐形成。这时他的报告文学也越写越长。而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也开始出现分化。他的以事件为中心的报告文学，因为容量的加大，表现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随之得到拓展，这类报告文学最能代表何建明报告文学的成就。但对以人物为中心的报告文学，则有成功也有缺憾。以《部长与国家》（2008）和它的增订本《奠基者》（2010）为例。后者42万字，前者28.5万字。前者集中在大庆油田的开发这一核心事件以表现余秋里的气概、气节和气魄，以人物为中心又兼顾了事件，相比后者（《奠基者》）记叙余秋里的大半生的经历更紧凑有力，也深刻得多。在《奠基者》中，作者的矛盾和犹豫表现无遗。他既想以几个重大事件来表现主人公的伟大，但又往往陷人编年史的表现手法，以至于文本时间前后错杂、事件间逻辑混乱。编年史的表现手法必须依照时间的顺序，而以事件为核心势必要从多个视角多个层面展开，两种方法的糅合就造成同一事件表现上的时间错杂和逻辑混乱。

　　报告文学的篇幅的加长，对以事件为中心的写作是有益的，但对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作就另当别论。如果能把“传主”当做一个有丰富性格特征而又具有多重内涵的人物来表现，自然会深刻而有分量。但问题是，何建明以人物为中心的报告文学的“传主”大多是作者所仰慕或公认的道德楷模，这样一来，问题也随之而生。如《根本利益》《为了弱者的尊严》《苏州博士商》，其中所叙（选）事件虽能刻画传主的高尚品格，却并不能加深我们对传主的理解。我们只能看到传主的高尚行为，却不能明白他的这一高尚品格是如何形成的。换言之，他的传主大都是单向度的、平面化的“扁平式人物”，缺少性格的变化。表面看来，这些都是篇幅过长而又缺少必要的剪裁造成的。另一方面，因为作者对传主的崇敬之情，对于很多素材不忍割舍，这也造成了事件堆砌。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人物的崇高性决定了报告文学的写作中表现人物的事件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联，而往往只是一种数量上的堆积。

　　另外，也正因为是事后叙述，叙述对象的重要性决定了报告文学的价值，这在带来“国家叙事”倾向的同时，也使其往往忽视那些社会地位卑微的人。这并不是说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中没有社会底层，而是说他没有把底层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放置于他的报告文学之中。以事件为中心的报告文学，如《中国高考报告》和《落泪是金》中虽涉及到贫困大学生和城市平民，但这些人物只是作为事件表现的符号式存在，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以人物为中心的报告文学，聚焦的是那些大人物——部长、社会名流、政府等等——底层百姓只是作为陪衬而存在（虽然作者对这些社会底层倾注了极大的同情）。这一状况，在以问题为中心的报告文学中也是如此。简言之，他的报告文学中的底层民众是作为建构其意识形态主体或英雄主体的“他者”式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落泪是金》和《为了弱者的尊严》虽充满底层的悲苦，但却不能称为“底层写作”。两部作品虽聚焦底层的悲苦，仍只能视为宏大叙事的一部分，是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来展现社会底层及其生活状况的。这仍是一种俯视的视角，由此表现出的精英主义立场是明显的。

　　长期以来，困扰报告文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反映生活的迅捷中追求理性反思的深度。因为时间上的相对切近，报告文学的写作缺少必要的反省的距离。“干预生活”往往只能表现生活的侧面或剪影。报告文学的规定性决定了其反思的限度。对于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写作来说，这一问题仍然存在。虽然他的报告文学写作很多时候都是一种事后叙述，但这事后的时间距离并不总是很大。何建明的报告文学视野开阔，脉络清晰，这是与他的报告文学的长度相匹配的。他的报告文学越写越长，表现的生活面也越来越广，但并没有随之带来反思的深度的拓展。这样一种状况，应该说也与何建明的“国家叙事”的倾向有关。这使得他往往采取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立场，也使得他的报告文学缺少必要的批判色彩和反思深度。最为典型的是《根本利益》和《为了弱者的尊严》这两部作品。其中揭露的大量社会问题不可谓不触目惊心，但对于问题的解决却仅仅停留在这样的感叹上：“如果我们每一个党人心头能真正想着老百姓的事，并且实实在在地去工作，八千多万人的先锋队伍一定会让我们的人民感到满意，我们的国家也会是另一个样子”（《根本利益》）。这样的反思不能不说始终让人感到缺少点什么。

　　综合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历史地考察。首先是文学史的角度，他创造了一种“宏大叙事”式的报告文学文体，也创造了一种报告文学的史诗风格。如果从宏大叙事自1990年代以来的解体这一背景来看，何建明通过把“国家叙事”寓于个人的略带批判的视角加以表现，他的报告文学某种程度上也就带有重建宏大叙事的意图。这样一种“国家叙事”不能简单理解为“主旋律”。就很多“主旋律”作品而言，它们往往既缺乏必要的批判立场，也没有自己的鲜明态度和明确观点，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却并非如此（虽然说何建明的部分报告文学也有这方面的不足）。他并非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也并非没有批判立场，只不过他常常把这些糅合进宏大叙事的讲述之中，这也使得他的报告文学因为批判立场和自我意识的存在而常常处于一种张力之中，其魅力源自于此，所谓的史诗风格也正是从这里彰显出来。其次，他以数十年来的持续努力，使得报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日益稳固并发扬光大。正如何西来所指出的，“近 20余年，它（指报告文学——引者注）取得了可与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文学样式相比并、相颉颃的地位”，在这方面，何建明功不可没。就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而言，何建明以数十年的创作实绩显示出报告文学的活力，也使得报告文学脱离特写等时效文体而成为叙事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建明以他的报告文学写作见证并实现了报告文学从“干预生活”“介入生活”转向认识生活，认识功能逐渐成为报告文学的主要功能之一。但随着报告文学越写越长，故事的讲述也越来越显得重要和必要。因此，两者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问题凸显出来。《全纪实》《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等等，在这方面堪称典范。在这些以事件或问题为核心的作品中，他采用大事件或大问题的展开糅合小故事的讲述的方式，既避免了仅仅停留在故事的讲述的层面，又能相对集中。在这里，故事的讲述是辅助手段，无数的小故事的讲述旨在事件的多层面、多侧面的探索和发现，故事越多，事件呈现也就越丰富。但对于那些以人物为中心的报告文学，却不尽如此。因为人物的形象早已作为“前理解”存在，故事的讲述如果不能加深对传主的深刻性、立体性的理解，这样的故事只能是堆积的、零散的，而不是有机的、整体的。可见，关键还在于如何认识报告文学叙事与小说叙事的关系。小说的叙事讲究起承转合，讲究首尾贯通，此外还有诸如伏笔、闲笔、节奏等等。对于小说的叙事而言，叙事本身是关键，认识价值则是附焉其上的。但对于报告文学而言，叙事功能则主要是服务于认识功能的，这也决定了报告文学的叙事有其不同于小说叙事的地方。叙事在报告文学的写作中并不具有方的位置。

　　近几年来，随着“非虚构”的出现，有关“报告文学的没落”一说也被提及。当然，如果从非虚构之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密度而言，确实对报告文学造成很大的冲击。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不论“非虚构”还是报告文学，都涉及到叙事这一核心问题。报告文学在这方面留下的问题，被某些 “非虚构”作品有效解决，而这某种程度上也是“非虚构”之所以让人充满期待的重要原因。美国作家卡波特以其《冷血》的写作成功地创造了“非虚构”和小说的完美融合。阿来的《瞻对》看似历史文体，内在品质上毋宁说是小说，“表面上看象一个历史学术文本，但实质上又是以故事为根本追求。它并不追求在历史叙述中发现什么，也不解决历史的学术性问题”，这样一种文体杂糅现象，与其以故事和细节的方式呈现历史事实有关，但它又清楚以故事讲述历史的局限在于“真实的历史永远是遥不可及的，我们只能无限接近”。可以说，正是这双重性给“非虚构”文体预留了极大的空间。

　　“非虚构”并非不可以写成小说形式，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报告文学要想显示其活力及其种种可能的话，朝小说靠拢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这样一来，也就意味着报告文学的叙事的重要和叙事功能的改变。当叙事不仅仅意在认识功能的实现而具有独立的审美功能时，如何在事件或人物的真实客观展现的同时，复归其完整故事的面孔就成为一个课题凸显出来。从这个角度看，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写作并不具有“历史的终结”意义。他使得报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类日益显示其重要性，但也带来了报告文学的叙事性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显然有待于何建明及其同仁的努力。我们理应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