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话语图示”——论对外新闻传播中的跨语言书写

新闻的“话语图示”——论对外新闻传播中的跨语言书写本站　　本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国际传播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5AXW008）、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世界主义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CUC2019A007）、 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 “中、美英语报刊之中国‘话语图示’对比研究”（课题批号：2018CUCTJ04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国际传播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5AXW008）、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世界主义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CUC2019A007）、 中国传媒大学科研培育项目 “中、美英语报刊之中国‘话语图示’对比研究”（课题批号：2018CUCTJ04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对同一语种内的新闻传播活动，人们主要关注新闻话语的宏观历时书写维度，因为在同一语言共同体中，语言文字符号已是信息传播给定的前提要素，是所有话语参与者都默认的一种共识性知识。故而，给定语言共同体内的新闻话语研究往往会略过语言符号的文本呈现，直接聚焦意义内容的历时发展样态与书写走向，由此此类研究也通常被称作“内容分析”。

　　可是，对多语种间的、跨国跨文化的新闻传播而言，人们往往会去关注话语的微观共时书写即形式维度——语言文字符号，因为对外传播所跨越的不仅是“话语内容”的共同体，更是对它的前提载体——“语言文字符号”体系的跨越。特别是当今，全球的话语体系主要以英语为承载，它是迥异于汉语的另一套文字符号，有着经久的、自洽的、独立的语言形式-结构规则。因此，如何在此盎格鲁-萨克逊的“语言话语”体系中表达中国、塑造中国，不仅要求我们谙熟意义书写的宏观历时过程，更需要谙熟目标语书写意义的微观共时运作，以便了解英语“语言”的微观形式-结构特点。

　　针对新闻话语的宏观历时和微观共时的双重书写维度，我们可以回到梵·迪克若干年前既已提出、却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新闻图示”（News Schemata）概念（Dijk，1988：2）。在经典之作《作为话语的新闻》中，梵·迪克已经认识到了话语负载于语言的共时属性，并提出对新闻话语的内容分析需要解构其语言形式表征。应结合语言学的视域，剖析新闻话语最重要的观测点——“主题”与“信源”——如何通过如语篇结构、命题句法贯彻落实在微观语篇文本的书写中。但梵·迪克也同时承认话语书写超越于文字符号的历时属性，故而著作的后半部分跳脱了单篇新闻的文本微观，转而探讨“新闻图示”塑造社会认知的历时过程，兼顾了意义的双重维度。

　　本文在梵·迪克“新闻图示”的基础上，综合近年来语言学与新闻传播学的成果（Halliday，1990；Kress，1996；Leeuwen，2008；Machin，2003），提出新闻 “话语图示”（discourse schemata）的概念，把它界定为新闻信息在公共传播时须遵从的表达规则。作为“话语的语法”，新闻“话语图示”包括宏、微观两个维度：宏观维度关注新闻话语的历时书写——研究跨时长、超语篇、内容性的话语特征；微观维度关注新闻话语的共时书写——研究新闻语篇内部的形式-结构规律。

　　话语既表形于语言、内嵌于语言，又同时承载于媒体、再赋意于传播。因此，对于新闻“话语图示”的研究，英语语言学与新闻传播学均有尝试。新闻话语图示包含宏观历时（内容）和微观共时（形式）双重书写维度。

　　在历时的书写观下，新闻“话语图示”主要被界定为内容性的特征。新闻传播学亦称此类研究为“内容分析”。研究将单篇报道视为宏观社会意义的原子，通过整体赋值、概括单篇的意义属性。然后通过统计方法超越所有单篇，概括历时过程中话语内容的总体样态与走向。此类研究兴起于欧美，90年代后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成果（Rojecki，2008；Rusciano，1997）。近年来，相关研究范式亦被引介到国内，我国学者也开始使用类似的视角研究汉语新闻（彭增军，2012；闫岩，2016；周翔，2014），相关成果增速明显。

　　报道“主题”观测点可继续下位解构为报道“议题”或“对报道人物的呈现”。以此为指标，可赋值概括每个报道单篇的内容特征：“军事”主题的报道可赋值为“1”，“经济”为“2”，“社会”为“3”以此类推；或者，报道特定人物“消极形象”的语篇赋为“1”，“中性形象”为“2”，“积极形象”为“3”等。当研究者用同一尺度编码过所有样本语篇后，即可使用统计方法，提炼宏观维度的话语历时特征。“报道主题”亦可被解构为“高频词汇”，通过统计语篇中历时出现的高频词萃取媒体对某个报道主题的标志性解读；或者解构为“体裁”“题材”“报道倾向性”等其他下位指标。此类研究近年来相当常见。如曾有人以美国出兵伊拉克前《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上刊载的133篇相关社论/评论为语料，研究宏观历时维度的新闻书写。通过对报道语篇跨时长的梳理发现，这一时期新闻话语传达给公众的信息主题为：1.美国对“”国家的道德审判；2.断言美国的世界优先地位，否认与联合国合作的前景。换言之，这一时期的新闻报道实乃为美国单兵出征伊拉克制造（Rojecki，2008）。

　　“信源”观测点对宏观维度研究至关重要，它是主题内容的支撑、是意义真实性的保障、是意义剥离的前提条件。“信源”亦可被下位解构，分解为观察人/报道者的“在场度”“独立性”等指标。通过与上述类似的赋值操作与统计分析，可计算历时过程中话语信息来源的可靠度。仍以上述研究为例，研究者以“意见来源”为指标对信源进行了分类：133篇报道中有29%来自“不具名评论员”、常规专栏作家”44%、“学者”9%、“智库专家”8%、“官员”2%、“记者”3%、“国外信源”4%。通过对报道“主题”与“信源”的量化观测，研究者可剥离新闻话语图示历时的、宏观的、内容性的特征。两个观测点从语言学微观视域难以企及的角度，揽括了意义书写的历时走向，并确保了意义的真实性、有效性。除上述二者外，新闻话语图示在宏观维度还包括一些具有形式特征的观测点，如“报道占用版面”“使用版式”“报道的位置显著性”“篇幅显著性”“标题字号”等。它们涉及的是负载于媒体的视觉形式，而并非是负载于语言的符号形式。

　　除了宏观历时的内容维度，新闻话语图示还有微观共时的一面，它表现为形式-结构。一般来说，新闻文本的语篇的内容虽千变万化，但是信息排列的结构特点、以及体现相应内容的语言形式表征基本固定不变。遵循着若干可以穷尽的元类型，对之加以概括，即可获得新闻话语图示的微观“观测点”。有哪些话语语言观测点值得深究呢？首先，是权力关系的话语语言表达。英语语言学历来关注权力关系的呈现，对权力“主体-客体”“上位-下位”的共时书写是句法学研究的重要议题。其次，是不同语种对思维逻辑的共时书写方式。语言学家发现，某些源文化的话语文本并不能在目标文化中被有效地理解，原因除却文本外的因素，还可归因于文本书写的形式结构——不同文化的话语思维逻辑体现为不同的文本形式-结构。结构书写失误、或转换失败将深刻影响文本的跨文化传播效果。

　　在分析大量的媒体语料后语言学家发现，引领社会意见的关键在于权力关系的共时书写。为彰显不同的立场，塑造目的各异的权力关系，即使对同一新闻事件，不同媒体亦会有方式迥异的报道。通过选择性的语言书写，新闻隐蔽地突出了某些“前景主体”，塑造了公众的认知。盎格鲁-撒克逊语言文化倾向于崇拜具有行动活力、主导事件进程的主体。在新闻报道中被如许建构的对象，很可能得到公众青睐。在语篇书写中，被赋予“主体”角色的对象通常被建构为控制行动与时间的权威。故而，书写“行动”及“时间”的语言形式特征即成为语言学的关切（Leeuwen，2008）。它们深刻地塑造了受众对权威的认知。

　　媒体报道确在塑造权力关系——事件发生时的主体，未见得就是报道中书写的主体；实践中的施动者，未见得即为报道中的施动者。通过在报道中排除、含混行动主体，不同的媒体书写着不同的权力关系。行动主要通过“主/被动”的句构呈现。换言之，句构选择是微观话语图示的观测点。研究发现，为了转移焦点、规避敏感议题，被动句会在新闻报道的关键处被策略性地运用，以屏蔽某些主体。例如：

　　很显然，例句中被动句式的使用既摆明了日本的关切，又同时规避了它的提出人，进而避免了受众质疑提出人的身份、提问合理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体现在报道语篇微观层面的形式特征绝非偶然，与报刊/出版社的立场紧密相关。研究表明，针对英国中产阶级及以上家庭的儿童读物中，“校长”“教师”在语篇中更多地作为主体出现；而针对蓝领阶层的儿童读物中，“校长”作为主语的句子明显减少，“教师”、及身份更低微的“校工”出场频率变高（Leeuwen，2008：29）。

　　塑造权力关系的另一种手段是对“时间”的书写。所谓“时间”，本质上乃为“以一个行动或事件的序列为基准，来衡量另一个序列的行动或事件”。被书写为“基准”的行动/事件序列（进而行动者、事件主体）通常会被认知为处于权力关系的上位。本文仅以“时间召唤”为例，介绍时间权力的一种典型书写方式（Leeuwen，2008：75-76）。时间召唤（Time summons）指在写作中，把时间建构为由外部权威发起的、强加于个人的召唤。在书写中，某些个人常被赋予了权威的角色，有权决定他人行动的时机。这类召唤主要通过标示权威话语者的直接引语小句、状语小句（见例句A2，B2），或时间状语词实现（见C2）。

　　总之，“句构”是话语文本中一个重要的微观形式表征，同时也是语言学用以观察“权力关系”的重要指标。

　　在权力关系之外，语言学也同样关注不同文化对思维逻辑的书写。思维逻辑主要负载于语篇的形式结构。它实指篇章内信息模块间的连系方式。作为高度形式化的语言——英语——虽语篇内容千差万别，但实则仅有两种高度类别化的篇章逻辑。即以时间带动的叙事逻辑；以观点推展带动的层级逻辑（Carter，2006；Martin，2004；黄国文，1987）。前者以时间贯穿，可以是正叙、倒叙或插叙；后者以论点的发展贯穿，重点在于展现论据与论点之间、概括性论点与支撑性论点之间的支持关系。两种文体的篇章结构可见图1与图2。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议论/说明类语篇的形式结构上。首先，中式思维通常重点下沉，总括性观点放在支撑观点之后，最重要的观点通常统领全局、最后出现；同理，在呈现论据与论点的支撑关系时，也通常先写论据、后写论点。而以英语为代表的泛盎格鲁-萨克逊话语思维方式，则把总括性论点放在篇章开篇、最先陈述，后阐明支持性的下位论点、继而支撑论据。

　　其次，汉语语言的基础意群模块不似英语般高度结构化。文言汉语并无篇章结构之考究，亦所谓无段落结构，古汉语的语篇甚至不分段，行文的主题意义通过句段及句段的大量排比体现（刘璐，2012；王文斌，何清强，2016）。“篇章、段落结构”皆随西学东渐舶来。而英语则截然不同，篇章的主题通常会在行文中被切分为若干清晰的意群块，每个意群块的基本单位即为段落，段落本身也高度结构化，体现为几种固定的句群结构。英语语言学家通过对各种语料内容的语料库分析，提炼出了段落句群关系的三种元模型（Carter，2006）：问题-解决型（problem-solution）、假设-真实型（hypothetical-real）、一般-个别型（generalparticular）。篇章内容虽千差万别，但基本所有英语语篇的段落结构均以上述三种关系为基础撰写。

　　总之，“语篇文体”是话语文本中又一基本的微观形式表征，同时也是语言学用以观察“思维逻辑”的重要指标。语言学对话语的微观观测应算作“超微距”——从语篇内的形式-结构特征解析话语，它进一步地廓清了“话语的图示”（Bennet，2013；MacDonald，2013）的版图。

　　基于对新闻话语图示的不同理解，面对新闻报道语篇，新闻传播学具有明显的量化取向（Krippendorff， 2004；彭增军，2012；周翔，2014），进行所谓的内容分析；而在语言学界，则主要进行质性的文本分析（Lanham，2004；MacDonald，2013；Martin，2004）。

　　从历史上看，自梵·迪克提出“新闻图示”概念以来，新闻传播学界有选择性地对这一概念作出片面的理解，把注意力集中于其宏观历时的维度，主要从“主题”“信源”等诸多观测点观测新闻话语的宏观样态。总的说来，由于报道单篇被视为最小的、不可分解的话语意义单位，文本内部的语言形式特征往往被排除在分析视域之外。

　　新闻传播学对新闻文本的话语分析，无论内容观测抑或媒体形式观测，多着眼于话语图示的宏观维度。此种内容取向的分析有其优点——以历时书写、宏观范畴为观察落点，屏蔽了话语的语言载体差异，使得跨国的媒体话语对比变得易于操作。但是此类宏观历时的话语分析亦有明显的局限——正因为屏蔽了话语的语言符号载体，它未能充分考虑语言切换所导致的话语语法切换，忽视了语言话语逻辑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无法具体指导对外传播语篇的写作。如何以英语读者的语言思维逻辑呈现报道信息以尽量避免跨文化误读？在目标语的语用习惯中如何呈现正面的事件或人物，是作为“主体”抑或是“受体”？在、社会、教育文化等不同的议题领域，新闻呈现手法是否有所差异？不同报道目的的新闻语篇中，信息的意群模块如何排布、是否具有规律性特征？对于这些问题，恐非宏观历时维度的量化的内容分析所能回答，应该需要甄选话语进程中节点处的典型语篇、进行质性的文本分析解惑。由此可见，对新闻话语图示微观共时维度的形式分析尤为重要。

　　从新闻话语图示的分析实践看，对新闻话语文本的微观共时维度的形式分析正逐渐兴起。譬如，人们运用语言学的视角，对境外报道进行一定规模的微观句构分析，从而剥离出国外媒体报道本国议题时的书写规则：哪些对象被建构为了“行动”的主体？被书写的又是什么行动？报道不同的话题领域时，主体的建构是否出现了规律性差异？有哪些主体受到了系统性的规避？主体具有怎样的形象，在不同的话题领域有何差异？

　　此外，对思维差异及其形式结构表征的深刻理解，是高效的跨文化传播的基础。语篇结构之于信息的精准传播，或可从其失读造成的传播失效中反向体现。在二语习得过程中，中级水平的英语学习者常会遇到如此困扰——能识读语篇的所有单词与句子，但无法对通篇的意义产生有效的整体性理解，只能识读局部，却看不到全局。此问题的实质即为缺乏目标语的语篇文体素养，其解决也只有通过语言学课程的专门训练（任玥，2015）。

　　综合起来看，新闻传播学倾向于分析意义的历时、超语篇、内容书写；英语语言学则倾向于分析共时、微观、形式结构书写。两者各有侧重，亦各有局限。此外，从分析策略上看，两个维度的分析也各有利弊。正因此，针对新闻话语文本，有必要打破宏观-微观、历时-共时、内容-形式及定量、定性的二分割裂，来分析话语图示的双重维度。于是，以融通、融合为目的的混合研究方法受到青睐，相关应用在近年来方兴未艾（Creswell，2014：14）。

　　“混合研究方法”是指将量化与质性方法综合运用的一类研究。其初衷在于突破单一研究方法的局限，最大限度地确保理论建构的有效性。最早的混合研究出现于1959年美国的心理学。当时的学者提出，即使研究同一议题，也应采用多种方法，数据来源多元化、处理方式多样化。虽然那还不是现今意义上的混合方法，但尝试的方向已深得混合研究的精髓（Creswell，2014；Sieber，1973）。如今的混合研究则旨在结合宏观与微观、历时与共时、量化与质性、内容与形式，确保研究既有统计意义上有效的全局关照又有文本意义上可信的质性细节。

　　当今混合研究的量化模块与质性模块已有了成熟的混搭模式（Creswell，2014：219-233）。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第一种，量、质研究平行交叉式混合，即研究者针对同一问题，独立收集量化的与质性的两类数据，并在研究中比对，在结果中综合呈现；第二种，序列解释式混合，即研究者先进入量化的阶段得出初步结论，在此基础上进入质性的细节分析；第三种，序列探索式混合，与第二种相反，研究者首先进入质性阶段归纳对象潜在的特性，然后进入大规模的量化研究；第四种，演进式混合，它与其说是一种独立的模式，不如说是以上述三种中的某一种为主，再叠加其他模式。其中每一模式阶段都为下一阶段提供数据基础，整个研究要求至少3-4个阶段。

　　在上述量化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者可继续甄选一批关于重要主题的典型报道语篇，后进入质性的文本形式-结构解析，回答“中国内容如何书写”之问：典型报道书写的主体是谁？主体由何许“行动者”担当？“主体”呈现方法是怎样的？什么行动？书写使用了哪种信息排列结构？呈现给读者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如何归因？不同主题的书写方式有何差异？由此建构的中国“前景群象”是什么？昭示的“背景印象”又是什么？同一媒体的微观书写方式经年来是否有所嬗变？外在同一时间截面的形式结构书写又有何差异？差异是由于中西不同的语用习惯，还是其他因素？英语母语媒体的哪些形式结构书写可以为我国借鉴？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新闻话语图示研究既是对梵·迪克的“新闻图示”概念的阐发，同时也是对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一种发展。自梵·迪克提出“新闻图示”的话语观以来，“话语图示”研究基本上是以学科为边界割据式地发展——新闻传播学与英语语言学，各执一隅，虽在各自的维度上有所进展，但基本上鲜有交集。因此，在学科交叉和互鉴的大背景下，以融通、融合为目的的混合研究将是其未来发展方向。在未来，还有更多、更细致的话语图示理论问题有待两个学科的研究者勠力探索，除主题、信源外，宏观维度还有哪些重要的话语观测点？除句构、文体外，微观维度还有哪些观测点？两个维度上的观测点之间存在显著的对应关系？具体体现是什么？是否存在或可创制出普适于多语种的通用“话语图示”？等等。

　　“新闻话语图示”如果被置于跨国界、跨文化的语境之下加以研究，则呈现一种极其重要的对外新闻传播的范导意义和规约作用。基于新闻话语图示的双重含义及其所蕴含的双重书写维度——宏观、历时的内容维度与微观、共时的形式维度，可以对新闻话语文本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双重分析。这种宏观、历时和微观、共时的话语图示的综合分析可以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不同语种间新闻报道的“主体”选择和呈现方式。具体到对英语世界传播，通过对比分析国际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话语图示”与我国英语媒体新闻报道的“自话语图示”，可以透彻地揭示中、外英语媒体用于报道中国的新闻“话语图示”的异同。

　　更具实践意义的是，宏观-微观双重维度的新闻话语图示分析可以启发和指引我国英语媒体的新闻文本生产与制作，从而提升对外传播话语的生产能力和国际话语权。涉外媒体人应保有“国际-本土”“中心-边缘”的二元话语场域意识，加强新闻选题的长期规划，同时又应避免“兀自独白”“自说自话”，更准确地在“本地话语-世界话语”“中国概念-国际概念”“中国思维逻辑-他国思维逻辑”间找到转换、对接的突破口。

　　从具体操作层面说，新闻“话语图示”所包含的宏观-微观的双重维度既能指导对外传播文本历时的内容书写，又能指导其共时的形式书写，从而生产出既能容纳中国“主体”“主题”内容又可被对象国受众理解、接受的新闻文本——以对象国民众母语惯用的话语方式和语用习惯表述中国，让世界充分“读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