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军旅作家肖思科做客三峡大学纵论“党的军史研究与非虚构写作”
肖思科,著名军旅作家、军史研究专家,笔名赤男、特父,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从军40年,曾任总部院校机关部门主任和系政委,后勤保障部《后勤》杂志社社长、,是军队专业技术四级,享受正军级待遇。此外,他兼任国防大学后勤学科研究生导师,军事科学院某研究院院长助理,先后担任中央文献研究会朱德研究会副会长、彭真传记组成员,中国写作学会军事写作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军后勤学术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共青团中央《中华儿女》杂志社副总编辑,“文化中国”基金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等,出版各类专著36部。其主要作品有《最后的圣地》《山坳圣地》《圣地沧桑》《延安红色大本营纪实》《朱德元帅》《首任总司令朱德元帅》《超级审判》《震撼世界的77天》《特别审判》等。
他军旅生涯40载,曾任后勤保障部《后勤》杂志社社长,享受正军级待遇;他潜心研究党史军史,独立完成或合著36部专著,可谓著作等身;他先后参与了20余位党和国家领导及军队传记的写作撰稿,是名副其实的“红色作家”;他就是从宜昌这块土地走出去的著名军旅作家、军史研究专家肖思科。今年是中国党成立一百周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在此背景下,3月22日下午,肖思科应邀来到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围绕“党的军史研究与非虚构写作”这一主题进行专题讲座,并与在座的近两百名师生互动交流。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吴卫华主持了当天的讲座。
在简略介绍中国史学研究、我党军史研究和当前党史军史写作的要义之后,肖思科重点就“党史军史研究的非虚构写作及界限”展开阐述。他认为,非虚构问题其实是一个“舶来品”,是上世纪60年代,来自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个记者的提法,最早叫“新新闻主义”,简单的描述是“细致入微的采访观察,对文化现象的到位把握,娴熟高超的写作技巧,独特的个人风格和自创词汇,再加上拖延症带来的神奇后果和杂志编辑大胆尝试,共同造就的经典。”中国作协创联部的李炳银、评论家雷达等认为非虚构写作就是一种文体,甚至讲就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调查报告、传记和口述历史等。但军事评论家周政保、评论家李朝全等认为,它还是一种写作态度,非虚构的态度。“我倾向非虚构写作,非虚构文体都可以。这样讲,是因为非虚构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文体,你不承认它,但他已经成真;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它的发展,要有一点包容心。就像有一部分人爱看《三国演义》,另一部分人爱看《三国志》,可以各取所需”。
肖思科对学子们表示,在中国,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掌握了文史哲可以从文、从政和从商,也可以从事管理。“最重要的是你身上多了两件武器,一个是深刻的思想,一个是谋生的技法。认知历史,把你变得聪明和强大;掌握非虚构的手法,让你把握敲开这个世界的方法,去选择一种追求真理的自由。在这个时代,能够穿透历史的是思想的利剑。”
“40多年前,我被一辆闷罐火车从宜昌拉到大西北风吹石头跑的深山沟里,那里满山不见树也不见草,只有两条铁路消失在山洞的黑暗里,我就是在那种黑暗中,开始记录生活中不起眼的琐碎,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人生是由记忆构成的,只是想用写作来化解孤独,来冲淡无聊和无知无畏,但没想到这一束光芒照耀到我今天,更意想不到的是,因为写作不仅照亮了我自己,也照亮了历史,特别是想起我写的第一篇报道,登上了《解放军报》头条,后来七次到延安,写的《圣地沧桑》,被《人民文学》头篇加《编者按》发表,至今想来,心中欣慰不已。”肖思科深情地说,我觉得热爱写作的人,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生命里美的见证人、善的发现者、真的记录者,因为他挑选了一些值得保存的东西,使它不被时光所毁灭。当然,写作者,他必定是一个热爱读书和思考的人,“我经常讲你五年前做的事情,就是你五年后的样子。三十岁之前靠青春的魅力,四十岁之前靠体力,五十岁之后靠智力,也许一只秃笔能帮助你得到人生的助力”!
肖思科:我的写作方向,一直以来就是恩师王愿坚先生指明的方向,那就是研究和传播红色文化,具体的内容是黄钢先生指点的“续写红色家谱”。目前,已完成的选题有“红色的起点”、“战争的铁流”和“建设的审视”视角下的系列作品等,最终形成“红色家谱”长卷。
三峡晚报:有人说您是“第五代红色作家”,个人认可不?能否简介一下中国各代军旅作家的代表人物和特点?
肖思科:国内外评论界,特别是新华社的陈焱先生,把我们这一批学习党史、研究党史和传播党史的非虚构写作作家,称为“第五代红色作家”,主要是根据底色,年龄和风格的划分。从本质上讲,在写作对象、写作态度和写作目标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谓分代只是风格的不同。第一代应当是我党早期,以及从国统区到延安的一批作家,我只读过他们的一些作品;我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时的老主任王愿坚,他写过《党费》《七根火柴》和《闪闪的红星》,同时代的刘白羽、魏传统、柳青、魏巍和黄钢等,可能是他说的第二代。这一代人数量不小,我大多拜访过,聆听过他们的教诲,受他们的思想影响比较大;第三代和,主要是指新中国之初培养的,或者在改革开放之初活跃的一批作家,这是一个庞大的作家群,他们是时代的领跑者和反思者,在创作思路和写作手法上,也开了一代先河。我们如果是能成为“第五代作家”的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出生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主要以撰写中史和我党的军史为对象,而在手法上是采用史学和文学的结合,以非虚构形式来反映。而这一批人,按照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创作委员会主任董保存,也是这一代领衔者的说法,是在有关历史决议出台之后,集中进行“红墙文学”的写作的作家,他曾经考证从“大墙文学”到“红墙文学”,最早发轫者是从维熙,后来就出现了包括万伯翱、陶斯亮、权延赤等作家。我算是比较专注的一个,到《中华儿女》之后,把“红墙文学”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同时也拓展了这个作家群。我离开之后,这一批作者目前仍然在《党史博览》的旗下。
肖思科:莫言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第一届,我是第三届。我入学的时候,莫言、李存葆和钱刚等学长已经功成名就,在国内已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莫言毕业之后就在北京部队机关工作,经常回到母校,我们的交往比较多。他话语比较少,但对同学们很真诚,专门请他来讲课,他讲《矛盾论》,介绍了在文学中处理矛盾的体会,对我的影响比较大。后来,因为我一个同学和他几乎同时在一个单位,见面基本上能了解他的创作进展,他是一个勤奋和爱读书的人,读古典和外国作品非常用心。
莫言对军艺以及对军旅作家的影响,是树立了一种学习求知氛围,还有一种一鸣惊人的军团作风。另外,在军艺时,我与写《燃烧的岁月》的石钟山,写《南渡北归》的岳南,以及写小说的麦加和阎连科等是同班同学,大家在生活上,技法上交流多,一块看足球,但创作领域都很独立,第三届写“红墙文学”就我一个。再就是我们“作家班”,我与诗人高今,小说作家戴宏被称为“三剑客”。
肖思科:我一直认为,宜昌是历史富矿,更是党史金矿。因为有西塞偏关历代仁人志士的厚积,到了初期和战争年代便迸发出来。现在我们基本已经清楚,宜昌党的与建设,既有我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亲自派遣开创,又有在北京等地党的先驱亲自培养的学生,还有宜昌本土的先进分子主动参与,宜昌还是的红色根据地,是抗日战争的坚强堡垒,更是解放战争的区域性枢纽通道,这里的红色元素非常夺目。我最近按照刘克毅、李泉、符号和胡兆满等老同志的嘱咐,正着手写一部宜昌题材的长篇专著,可以称为一部“宜昌传”,希望今年能奉献给家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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