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文学经典 回望光辉历程 大力培根铸魂——光明日报“新中国文学记忆”座谈会发言

重温文学经典 回望光辉历程 大力培根铸魂——光明日报“新中国文学记忆”座谈会发言本站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习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线周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习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线周年。在此重要时间节点，光明日报在《光明文化周末》推出24期“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每期以两个整版打通的篇幅，梳理新中国文学经典，反映70年伟大成就，取得良好社会反响。在该特刊收官之际，光明日报12月17日举行“新中国文学记忆”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对该系列进行总结，并为光明日报如何进一步办好文艺专刊集思广益。我们现刊发本次座谈会的发言摘登，以飨读者。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总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新中国70年的文学长廊中，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佳作，珍藏在国人记忆中。“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从这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作品的角度，反映了新中国70年取得的辉煌成就。这一特刊，不仅是新中国文学艺术取得的骄人成果的一次展示，也是中华民族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历史记录，是中国人民勤劳智慧的集中体现，更是深入、生动解读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总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成功实践。

　　“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不限于专业领域，面向各行各业读者，以对历史的回望，对作品的重读，对文坛旧事的重拾，和广大读者一起，重温那一份温暖的记忆，产生了深入人心的宣传效果。“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坚持多渠道传播，产生了广泛影响，赢得了良好口碑，形成了品牌效应，在主流新闻媒体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宣传热潮中别具一格。

　　文学一直是光明日报关注的重要领域。70年来，很多文学艺术家都曾在这里发表作品，比如王蒙先生的《〈青春万岁〉后记》就发表在1979年1月21日的光明日报。光明日报也见证并参与了新中国文学发展的辉煌历程。经过70年的深耕厚植，久久为功，光明日报已成为宣介党的文艺思想、团结联系服务广大文学艺术家的重要阵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新的征程上，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的发展天高地阔，光明日报在文艺报道方面也将大有可为。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继续坚持思想文化大报的优势，坚持卡点卡位、同频共振，发挥党联系文艺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为文学艺术的良好生态提供平台，多作贡献。

　　“新中国文学记忆”这一系列文章发表得非常成功，气势大，延续时间长，所占版面突出。其中既有对具体作品的论述、对作者创作过程和当时所处时代的回忆，还介绍了出版、翻译等传播情况，并配发了大量照片。在我的记忆里，没有一张大报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用这么大的篇幅、这么强的力量来介绍我们共同的“文学记忆”，包括外国——《纽约时报》没有，《泰晤士报》没有，《真理报》也没有。这件事极有意义，尤其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

　　这显然也是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当下，文学受到新媒体的挑战，读文学的受众显然比看手机的少多了，而报纸即使谈论文艺也大多在谈论娱乐，很少谈文学。在老百姓心里，似乎形成了某种看法，认为现在没有好的文学作品。光明日报“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刊发的这一系列文章，让我们的文学扬眉吐气了一回——特刊从诗词谈起，一直到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等，展现了新中国文学的伟大成就。

　　除了这24期介绍的作家作品，还有许多作家作品也值得我们记忆：谈到诗歌不能漏了郭小川；小说应提到《李自成》（第一卷）、《红旗谱》《红日》《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孙犁的地位特别重要，不可遗漏；改革开放后的张贤亮、王安忆、贾平凹、迟子建也应有一席之地；还有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当然，想在24期的版面里完整地呈现这些内容是不可能的，将来还可以慢慢弥补。

　　我很欣赏用通版的形式来评论一部作品、一个作家——我想，今后是否可以在“六一”时用这样的形式谈两期儿童文学，或者在年底回顾这一年里的文学大事时做几期特刊。

　　总之，“新中国文学记忆”的策划是件很有意义的事，能够让我们感觉跟光明日报更亲近了，光明日报确实是一份知识分子的报纸，是一份关心文教的报纸，是一份有魄力有影响力的报纸。谢谢光明日报！

　　总结新中国文学70年成就，我们首先要把新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讲清楚，将我们的文化积淀讲清楚。我曾经跟随已故的朱寨先生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他说，新中国的文学史就是一部关于作家、作品，包括评论家的历史。因此，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用24期、48个版面对经典作品、经典作家进行宣传、再现、评价，并且把这些作品创作的时代氛围、历史条件和造成的巨大影响回顾一番，是极具历史感的、极好的纪念方式。

　　“新中国文学记忆”形象地展示了新中国发展历史上文学的推动力量——文学作为一种精神能源，推动着新中国不断前进，这超越了文学自身的意义，是整个新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总结。所以，“新中国文学记忆”值得在光明日报的历史上大书一笔，也应在新中国的新闻史上记上一笔。

　　“新中国文学记忆”也为我们知识分子的报纸提供了一条成功经验，今后每逢重大节庆都可精心谋划推出这样版面，相信也会产生这样的宣传效果。

　　说到新中国文学记忆也不应少了评论家，如何其芳、冯牧、朱寨……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之所以能产生重大的影响，都来自评论家的推介，比如谌容、刘心武、蒋子龙。朱寨先生的一篇评《人到中年》的文章，确定了这部作品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的地位；当年蒋子龙携《乔厂长上任记》来到北京时心情颇为紧张，冯牧先生在北沙滩2号主持召开会议，对《乔厂长上任记》进行讨论。我们应该有一个版面来介绍一些已经为历史和人民检验了的、有定力的文学评论家。

　　总之，看了“新中国文学记忆”的这些文章，我很兴奋，很振奋。确实如王蒙先生所说，这一系列文章增加了光明日报的亲和力——光明日报是为作家和艺术家说话的，是团结我们知识分子的，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光明日报从来都是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工作者的必读报纸。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光明日报推出24期“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在广大读者中特别是文学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这一特刊成系列成规模，内容涵盖了文学创作的各个门类，但版面编辑的体例仍能做到相对一致，构成鲜明的特色，既体现整体性，又有形成系列性。同时，特刊既强调文学性，也注重学术性。每期特刊不光是讲故事，讲“文学记忆”，还有一定的学术含量。文章所选择的角度，既强调作家作品的思想性，也对艺术价值、艺术地位给出了评价。

　　擦亮新中国文学70年文学历史的闪光点是特刊的整体风格和统一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文章兼具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以及专题新闻的特点，是各种文体的糅合，史家视野、理论深度、批评的敏锐、新闻通讯的笔法，形成了一种风格。作者、编辑都很用心。

　　特刊呈现了中国文学70年的发展历史，也反映了7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多个侧面。许多文章突出“文学记忆”的特点，并非学究式、掉书袋的写法，而是以真切的笔法体现作家创作的动人一面，突出表现作家情怀、作家的创作、作品的价值和地位、创作背景、创作过程，以及作品所产生的社会反响。

　　在对中国当代文学70年的梳理过程中，“文学记忆”当然不是按照年表一年选一篇地进行，而是在看似跳跃式的选择中贯穿一条主题线索，即在新中国历史进程中，文学如何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记录了人们的情感变迁，社会生活与作家创作进行过怎样的互动。

　　希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特刊的形式以及风格可以保持下去。这不但对总结梳理文学史有帮助，假以时日，对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文学史写作都会是一种启发。如何做到既有鲜活度，又有历史感、有理论性，这正是很长时间以来批评界和文学理论界所讨论、反思和呼吁的。

　　近年来，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研究不断深入。以唤醒记忆的方式对历史进行回溯，你会发现80年代文化的氛围与精神是多么迷人，多么魅力无穷。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光明日报在半年的时间里推出了一个闪亮的特刊——“新中国文学记忆”，撷取70年来新中国文坛的经典作品，其中就有40年前发表、如今依然常常被人们谈及和称赞的报告文学《哥德猜想》。

　　在新时期，报告文学作为异军突起的文学生力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不由得让人感慨，一篇作品因为遇到一个合宜的时代，迸发出了多么巨大的正能量。这离不开国家的大环境，离不开作家自身的努力。徐迟《哥德猜想》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

　　回想40年前，《哥德猜想》发表后，可谓家喻户晓，洛阳纸贵，它所创造的轰动效应，我至今记忆犹新。随着陈景润的故事的传播，类似“哥德猜想”这样枯燥的课题，成为青年人奋斗的目标，学科学、讲科学、研究科学、用科学，在新时期的青年中蔚然成风。“向科学进军”“做有作为的知识分子”成为最鼓舞人心的口号。更令全社会振奋的是，知识分子开始获得应有的尊重和社会地位。同时，这篇作品对中国当时倡导的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大潮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人民文学》组织这篇报告文学缘于当时中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国家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科学家的智慧力量，投入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哥德猜想》的发表也使报告文学创作蔚为大观，一部作品带出了一批作家。由于徐迟的影响，许多活跃在第一线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新闻记者纷纷投入报告文学的队伍，拿起笔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实力派的作家们在后来的岁月里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报告文学的队伍迅速壮大。这是我们难以忘怀的共同的文学记忆。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这一群拿笔的队伍也不甘人后，热情地以笔为歌，热烈地加入这一个宏大的为祖国庆生的大合唱之中。其中，光明日报隆重推出的24期48版的“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影响之巨、口碑之甚，都堪称翘楚。

　　我有幸撰写了开栏文章《这个诗人的诗魂，正是新中国的诗魂》和第19期关于莫言的《红高粱》一文。以我个人的体会，我首先要称赞光明日报的大手笔——第一，敢于用空前疏朗而不流于空洞，无比豪气而又十分贴切的版面设计，给人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第二，24期选题也是一部浓缩了的70年新中国文学史。

　　编者把诗词选为开篇是很合理的。诗词（此处主要指发表于1957月1月《诗刊》创刊号的18首中15首）虽创作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但是诗词为中国文学奠定了鲜明的主题，这就是“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就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坚定，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就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先声！也正因此，诗词才能从20世纪穿越而来，震响百年，走向未来！

　　最后，还要提及的是对中国文艺作品的希望：中国气派，民族风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作诗词尽量少用典或者多用通典，甚至不惜违国书法通则，但凡书写自己诗词时大都特意加上标点符号，目的就是一个，让老百姓看懂。他这个看似普通的、要求不高的希望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为什么在回顾70年时，我们总是首先想起《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岩》这些老少咸宜、脍炙人口的小说，特别是在西风席卷中反复遇冷而最终赢得读者的《平凡的世界》？个中深昧，不可不察。

　　光明日报“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气势宏大，眼光独到，图文并茂，专业性强，体例也独特，把回忆录、述评、文献、传播影响、图片这五大要素统一在一张报纸的两个版面上，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推出，有力地营造了团结奋进的氛围，同时以生动的图文呈现了新中国70年我们的作家如何团结在党的周围，礼赞自己的人民，如何热爱祖国，如何富于创造地在新中国的每个历史时期贡献自己的思想智慧和艺术才华。这是一种走心的呈现，展现了新中国几代作家的风采，这些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在于它们是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这样的文学生长其实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养成。这个栏目呈现了我们民族的精气神，而这精气神的书写者和创造者们，作为时代进步的敏感者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的精气神也得到了呈现，他们理应受到人民的尊崇。看到这些文章，我们对新中国的热爱就加深了一层，对新中国优秀儿女的热爱也加深了一层。正因为有这么杰出的儿女，所以这个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光明日报作为在知识界深具影响力的报纸，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习总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周年这样一个节点上，把文艺队伍、作家队伍在历史长河当中创造的经典作品用“文学记忆”的方式打捞上来，呈现在更广大的读者面前，使其价值被后人所尊重和认识，这个工作不仅起到了凝心聚力的作用，还对文学进一步经典化和受众普及化作出贡献。虽然这个栏目不可能囊括新中国70年文学的发展并对其作全景式的概观，但是它确实生动地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的作家和作品，并且以鲜活的笔法告知后人，什么是我们应该爱护和秉承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大手笔，它的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阅读和参与写作“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文章，使我更深地体会到由优秀作品来重温文艺经典，回望光辉历史，确实有着特别的效能与多重的意义：

　　第一，以优秀作品联袂而来的方式，梳理了新中国70年的文学成就。“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以文学为主，兼顾戏剧与电影，以小说为主，兼顾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所选介的作品，均为70年以来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都是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丰硕收获，是他们在创作上精益求精、殚思竭虑的重要成果。作品以写作和发表的时间为序，这种编排方式可看出文艺创作由单一到多样的演进历程，文艺发展由拘板到开放的拓展路向，展示了当代文艺创作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第二，以卓具时代风采的作品，显示了文学与时代的同频共振。翻开24期“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一连串耳熟能详的作品名字映入眼帘，一股浓郁的时代气息也随之扑面而来。这些出自不同作家之手的作品，无不是以自己的语言，讲述着时代新变的故事，诉说着火热生活的观感，这使每一部作品都堪为时代的音符、年代的标志。而把它们连缀起来看，社会现实的沧桑巨变、时代生活的星移斗转，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样态呈现于人们眼前。怎样认识文艺与时代的关系，如何领会时代精神的神髓，这些文艺作品都给我们作出了精妙的示范。

　　第三，以气韵生动的作品，诗意地呈现了作家的人民情怀。一切能传之久远的优秀作品，都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心声，彰显了浓厚的人民情怀，与人民群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新中国文学记忆”所选作品，无论是思想内容上的取向，还是艺术表达上的趣味，都葆有“人民性”的明显指向。作品的内容，表现的是人民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想，作品的形式也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以如此大的规模刊发，确实令人感到鼓舞。它引起广泛的反响也是在意料之中的。光明日报见证了70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刊发过很多有分量、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这个特刊发表的文章，显示了光明日报一贯的大格局、大视野和大气象。这里不仅有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如诗词、《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也包括金庸的武侠小说、刘慈欣的科幻文学等。这种巨大的包容性难能可贵，我相信这也是文学界和广大读者期待的。

　　当然，特刊选择文学作品的尺度，与研究者的选择可能有所不同，这是由读者或受众决定的。媒体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选择作品，会使读者从不同方面了解70年更多的作品，显然是有益的。

　　在我看来，这次特刊的组织，也无意中隐含了一种回应——对7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怀有虚无主义看法的一种回应。长期以来，有一种顽固的看法，认为当代文学、特别是当下文学没有价值，国内、国外学者大有人在，“唱衰派”此起彼伏，以至于关于“当代文学价值评估”的讨论持续了近十年，至今仍有余音。我一直认为，评价一个国家、民族一个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应该着眼于高端文学作品，着眼于能够代表一个国家、民族一个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和作品。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什么作品都有，但经过历史化、经典化，文学史家总结出了鲁郭茅巴老曹等大家，就建构起了一部伟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虽然经过了70年的历史，但是，它的经典化、历史化还远远没有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放言当代文学没有价值，不仅缺乏历史感和历史眼光，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从一个方面回应了“唱衰派”，也为我们今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提供一种重要的参照。

　　光明日报推出“新中国文学记忆”，是一次有历史纵深感的文学活动。我感到又回到那个历史坐标，不由得联想起新时期初年刚上大学时的情景。

　　光明日报在新时期历史、新时期文学上，是一家引风气之先的报纸。1979年，我在读大二，光明日报已于前一年发表了王蒙的短篇小说《夜的眼》。1979年、1980年，接连发表了雷抒雁的诗歌《小草在歌唱》、谢冕的诗评《在新的崛起面前》。这三篇文艺作品，对我们这代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就是在三篇作品中找到新的人生起点的。

　　因为刚上大一，起初并不理解《夜的眼》的意识流小说技巧，感觉很晦涩。到了大二，有一天团支部生活会，朗读的是《小草在歌唱》，读着读着，女同学们突然哭了起来，大家热泪盈眶地听完整首诗。这首诗宣布，旧的东西过去了，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但新时代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呢？大家还看不明白。在我看来，这是王蒙先生在小说《夜的眼》里探索的东西。这篇小说的风格之所以有一点晦涩难懂，是因为作者也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也看不清楚未来，因此才会在叙述风格上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但我觉得，这是王蒙新时期初期最好的作品之一。而谢冕先生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则是一篇宣言式的论文，很激越，斩钉截铁，义无反顾，所以大家也喜欢。

　　回顾这些往事，我想表达的是，光明日报是对新时期历史和文学作出过很大贡献的报纸：理论文章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学方面有《夜的眼》《小草在歌唱》《在新的崛起面前》。对我而言，它们重新建立了我人生的坐标，也刷新了我认识世界的方式。

　　由此看来，光明日报推出“新中国文学记忆”这个有雄心有魄力的特刊，是不出人们意料的，这是它的使命，也是它能担当的表现。

　　“新中国文学记忆”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特刊，它找到了一个特定的角度进入历史，这个特定角度就是从文学经典的生产和传播的过程去回忆和总结文学曾经留下的辉煌。抓住经典做文章，但又不是做成一篇篇学术文章，而是把重点放在文学经典形成过程中的闪光点上，这种闪光点能够带来较强的可读性，也与报纸的新闻性非常吻合。

　　这个栏目一共编了24期，篇篇文章都有特点，从中可以看出编辑既对特刊有着准确的定位，又能给予作者充分信任，让每一位作者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如谈《林海雪原》的那篇，侧重于回顾作品形成过程中编辑与作者的合作，让我们看到了大家特别敬佩的老编辑龙世辉的敬业和无私奉献。写《青春之歌》的那篇则强调这部文学经典当年是如何影响和教育了整整一代人的。写《小兵张嘎》的那篇侧重于写作者徐光耀自小当兵的战斗经历与创作的关系，等等。每一篇文章各有不同侧重点，各有不同写法，显得丰富多彩。

　　虽然强调了各具特色，但整个特刊的文章读下来，并不觉得松散，我想这是因为整个特刊有自己的灵魂，这个灵魂将不同的写法整合到一起了。这个灵魂是什么呢？我在阅读写《受戒》的那篇文章时，其中的一句话启示了我，这句话是当年汪曾祺说的：“发表是需要胆量的。”“胆量”这两个字让我眼前一亮。它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新中国文学70年的发展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的文学面对各种考验，很多经典作品的问世都历经波折。创新需要胆量。这个特刊中的许多文章都写到了艺术创新的胆量。

　　胆量，体现出一种思想信仰上的忠诚和艺术追求上的执着。我希望“文学记忆”中的“胆量”能够继续激励今天的作家朋友们为创造新的经典而努力。

　　我大致统计了一下24期“新中国文学记忆”，有7期作品是在《人民文学》杂志首发的。作为《人民文学》的主编，我颇为感慨。我们总是等着光明日报的这些文章见报，然后在微信上重点推荐，里面配上关于我们杂志更丰富的图片。今年是《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光明日报给了我们这样的支持，我们衷心感谢。

　　24期“新中国文学记忆”看下来，我认为一大特点是重返历史现场。这里的现场是鲜活的，和一般的文学史家所写的文学作品的理性分析、文学史的冷静观察不一样。

　　那么，重返历史现场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提供现实参照。70年里的这些重要文学作品给今天的我们一种启示和召唤。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作品？现在我们说要抓现实题材创作，而这些作品都与此相关，和当前的文艺倡导形成呼应。一方面重返历史现场，另外一方面提供现实参照，这体现了光明日报办报的智慧。

　　“新中国文学记忆”又是一次对学术资料的梳理。每一部作品都配有传播与影响的介绍，这部分非常重要。我曾在高校待了20来年，我听闻好多老师都要收藏这些版面。因为现在做研究往往只注重对文本本身的研究，忽视了传播与影响。光明日报把这些作品的出版、改编、搬上银幕和舞台的情况都梳理了出来，功劳很大。别看这部分文字少，劳动量是非常大的，是见功夫的。

　　“新中国文学记忆”是一份鲜活的学术资料，包括其中的图片。比如谈《青春万岁》的那个版面，配发了王蒙先生在团校和同学的合影，同学之间互相拉扯着，肩膀压着肩膀，充满朝气，让人看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青春样貌。这也是一种学术资料。实际上，现在整个学术研究也在慢慢地立体化、灵活化。

　　光明日报“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以重温经典的形式，重回当年文学现场，引人瞩目，独树一帜，极具辨识度。特刊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整体发展的高度，回首了70年中国文学记忆，向读者展示了宏大的人民的史诗，体现了党报人的文化自觉与职业担当。

　　在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中，人民的奋斗姿态、人民的精神风貌、人民的情感历程，在文学里留下了怎样的印记？“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正是以别出心裁的谋划，把人们记忆里的、情感里的，乃至精神图谱上的闪亮的记忆进行了全方位的一次梳理。

　　如何站在时代的高度，走进历史的深处，需要党报人具备宏大的历史眼光来看待作品里的历史和人民，来重新审视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品质，来重温当年那些耐人寻味的丰富的社会历史细节。特刊通过主体文章的评介与讲述，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发掘，历史细节的钩沉与重现，相关影像的回放与展示，多种元素统一整合，立体多元，整体感强，引人入胜。重温经典作品产生的台前幕后，讲述当年的社会影响，在带领读者重返历史现场的同时，也给当下的文学创作以丰富的启示：我们的作品里包蕴着多少历史和人民，我们的作家以怎样的姿态凝望历史和人民，历史和人民就会转过身来给予你多少注目与铭记。

　　在价值多元、信息海量、新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党报副刊人更要做价值观的坚守者、传播者和引领者，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有做出精品的能力，还要具备传播好精品的能力，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影响力。“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运用全媒体、多渠道传播，既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又形成了品牌效应，这对当下如何办好文艺副刊很有借鉴意义。

　　以前我们研究文学，总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研究心得，将经典作品当作一个客观存在进行论述，但是“新中国文学记忆”却将之还原到历史现场，让我们在文学与社会互动的关系中把握经典的生成过程，这样，经典作品及其背后的作家、时代乃至便鲜活起来，以其生动的面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文学记忆”突破了既定的文学史叙述，开创了一种新的形式，其成功之道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大胆的创新，大气的形式。报纸每期用两个整版推出一个经典作家或一部经典作品，一篇较长的文章梳理经典作家或作品的形成过程，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以及各种逸闻趣事等，另一篇较短的文章则从现在的视野对之做出新评价，两者相得益彰，立体呈现出经典作家或作品的影响，而后面的附录则拓展了读者的视野，整体形式大胆大气，先声夺人。

　　第二是精准，充满生动性。每期文章在史实准确的基础上都注重生动性、趣味性，将经典作品的诞生还原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探讨其对当时社会的冲击与影响，栏目定位“文学记忆”，即在文学与社会的互动中探讨经典的生成，这一定位既有历史维度，也有社会维度，开启了新方法与新形式探索的可能性。

　　第三是注重“文”，更注重“人”。每一期文章不仅注重对经典作品的梳理与评价，更将作品背后的人推到前台，将重点放在“人”与“文”的关系上，突显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与生动性，我们在文章中看到的便不只是“文”，而是“文”与“人”及时代、社会的生动而有趣的互动。

　　总之，“新中国文学记忆”开创了文学经典化的一种新形式，也开创了文学研究、文学传播的一种新形式，我们期待光明日报总结经验，大胆创新，为推动文学经典化作出更富创意的探索。

　　新中国文学记忆的书写就是建构当代中国自我认知的实践。新中国文学在继承古今中西文学遗产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样态，并不断因应时势而变，折射出伴随着社会变革而发生的人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精神状态演变的踪迹。这个过程本身充满了内在的多样性。然而，无论如何多样，文学的主潮则始终贯穿着党人的初心，即以人民为本位，深入并贴合时代生活，植根于丰厚的文化土壤之上，以展现中国现实、反映人民心声、振奋民族精神、提升思想活力与创造力。从“十七年”时期反映斗争、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红色经典”，到改革开放年代书写思想解放、奋斗探索、锐意创新、积极进取的各类创造，再到新世纪以后蔚为大观的多元尝试，无论题材还是技巧，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可以看到广度、深度与高度上的扩展与推进。

　　“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开创并确立了一种记录与传播历史的范例。首先，它以扎实详尽的史料叙述了70年来的中国文学风貌与变迁，见证了从中国到改革开放的中国，再到现代化崛起的中国的历史，通过具体的文学形象展示出中国的时代精神。其次，它是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一种方式，通过连缀起不同时期的关键性节点，系统而完整地讲述了一个新中国文学发展的故事，作家作品的拣选体现的是主流价值观的取向。再次，从美学上来说，特刊中的文章体现出雅正又清通，端肃又活泼的风格，是中国气象的生动显现。这种形式是可持续的，并且能够辐射到其他文艺门类之中，比如影视、美术、音乐、曲艺等相关体裁的记忆之中，蕴含中国价值的中国故事也正是在这样的创新中得以讲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