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经济新潜能 打造中国数字经济新优势

激活经济新潜能 打造中国数字经济新优势逆天噬魂 大数据、5G和人工智能等开启数字经济新时代，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经济巨轮劈波斩浪前行注入新动力。数字经济既包含传统经济依托信息技术进行数字化的存量转移，也涵盖技术升级

大数据、5G和人工智能等开启数字经济新时代，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经济巨轮劈波斩浪前行注入新动力。数字经济既包含传统经济依托信息技术进行数字化的存量转移，也涵盖技术升级--如5G支撑下的互联网技术升级（人工智能等）衍生新经济模式。更重要的是，数字经济新时代也是一场深刻的新技术革命，催生新的生产力并创造新的经济成果。当前，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着哪些攻坚任务？如何通过补短强基，增强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动力？

嘉宾

欧阳日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李艺铭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高太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研究员

主持人 赵姗

从大到强 聚焦数字经济攻坚任务

中国经济时报：数字经济竞争相当激烈，各经济体依然奔跑在紧张且看不到终点的赛道上。虽然中国与美国等国在数字经济竞争力上的差距在逐年缩小，但中国数字经济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着哪些攻坚任务？

欧阳日辉：美国和中国在数字经济规模上领先，数字经济占中美两国GDP的比重上升趋势明显，经济领域的竞争势必聚焦到数字经济领域。美国凭借技术、人才和金融优势，推动数据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由众多平台构成的生态系统不断演变，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数字贸易和数字金融，通过“三板斧”抢占全球竞争制高点。

放眼未来，中美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如下。

第一，美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但在数字经济竞争力方面的差距呈缩小态势。

第二，中美发展数字经济的模式不同，各有所长。美国的数字经济是建立在互联网霸权上的技术创新和资本友好型的数字经济，中国数字经济是基于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劳动友好型数字经济，所以基于满足劳动力就业的快递、外卖、直播电商、共享出行、零工经济等新业态发展迅速并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第三，中美发展数字经济都需要时间。短期内数字经济仍处于国别范畴内快速发展阶段，中国人口规模大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优势，数字经济的国际性渗透或平台国际化取决于数字基础设施、跨境支付的记账时间、商品跨境通关、数据跨境流动、语言交流技术改进等因素。所以，处于同一时区、语言文化习俗相近的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容易形成规模。

第四，未来有可能在全球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板块和以中国为首的东方大板块的数字经济大格局， 欧美国家受制于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慢、工业经济的体制惯性、对个人隐私高度重视等因素，西方板块的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要慢于东方板块。

为了抢占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我国数字经济的攻坚任务主要表现在：一是数字技术的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二是数据融合共享和合法使用问题；三是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健康发展问题；四是产业互联网发展滞后问题；五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均等化问题；六是参与和制定我国互联网平台“走出去”的标准规范和国际规则问题。

李艺铭：中国数字经济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应用潜力。过去二十年来在数字技术上的成功追赶，为我国经济社会广阔空间的数字化转型和应用提供了技术基础和条件。

一方面，需将数字经济发展上升到长期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的高度来认识和部署。应关注到数字经济已经上升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最关键的战略，新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指标体现了未来五年内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关于这一指标的内涵和边界也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达成统一认识。

另一方面，在全面开启的同时要尤其关注差异化发展路径，考虑到各区域、各产业、各企业的数字化基础差异，不可盲目照搬所谓的成功经验，或者直接复制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要注重鼓励和引导差异化的数字化工具运用和数字化转型路径探索。

从企业角度而言，数字化是工具，不能对此有过高期待，不经历数字化可能会很快落伍，但数字化不一定能帮助解决现有问题，甚至要经历很长的投资和摸索阶段。

高太山：一是数字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我国已经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性能优越的固定宽带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但与发达国家比，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还不高，网络资费仍有降低空间，5G网络、云计算、卫星互联网等领域面临激烈竞争。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70.4%，与发达国家相差近20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仅为55.9%，差距更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突出。

二是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升。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大、增速快，但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比较突出，核心芯片、基础软件、关键零部件等产业基础对外依赖度较高。回看过去20年互联网的发展，发现在PC互联网时代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是很薄弱的；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多数企业还是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少数领先企业开始重视研发投入，但技术创新存在“钝而未尖”的短板，高价值专利不多，高端技术严重不足。这里面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缺乏高端数字化人才、复合型人才，这也是制约核心技术创新的重要原因。

三是工业互联网能级有待提升。过去是一个消费互联网为主的时代，以个人用户为核心，满足的是个人用户的消费体验，我们看到网络购物、出行、娱乐等各个领域都有暴发式的增长，但未来是一个以工业互联网为主的时代。调研发现，我国工业互联网还处于起步阶段，多数企业数字化转型动力是不足的，对数字化的投入也不够，在工业软件、大数据分析方面的短板更加明显，现阶段工业互联网的发展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还不够。

四是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尚不健全。换句话说即数字营商环境亟待优化，我们看到不少数字经济领域市场准入便利化有待提升，“准入不准营”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领域还存在大型平台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尚未建立起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以来，我们也面临如何平衡好数据开发利用与数据安全保护两者关系的难题。此外，数字知识产权、数字治理规则等方面的法律规范也亟待完善。

建立中国数字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新优势

中国经济时报：在通过补短强基、增强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动力方面，您有哪些政策建议？

欧阳日辉：建议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策略如下。

第一，加强对美国数字经济政策和发展态势的研究。中美双方就数字经济的战略经济都缺乏经验，错误的战略将失去战略机遇。及时调整战略和纠正错误，必须建立在深入研究美国政策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建议国家有关部门组建电子商务、数字贸易、数字金融和数字商务的专家团队，跟踪研究美国的政策调整，为个人数据保护、跨境数据流、数字贸易壁垒等国际谈判提供合适的议题。建议推动两国高校、科研机构、民间智库、产业界、商会协会等加强交流合作，分享发展数字经济的经验，增强双方对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的理解。

第二，推动更大程度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务实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国内互联网平台国际化程度还不够高，既要扩大数字经济对外开放，更要推动平台企业充分发挥业态和模式创新的优势，依托“一带一路”国家落地生根。东盟与我国处于同一时区、文化风俗相近、具有良好的经贸基础，建议策略性地把东南亚作为核心区重点打造，抓住中国企业带动东盟各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契机，开展中国—东盟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推动“合作建园”“飞地园区”“两国双园”等模式，建设东盟诸国的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加快海外拓展。在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之中，掌握数字经济新标准制定主导权，致力于网络安全、跨境数据流动、数字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数字主权、数字经济测度等领域达成全球共识。

第三，尽快建立保证国家安全前提下数据跨境流动管理体系。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我国政府和大型平台积极探索合作模式，把沉睡在政府、企业、个人手中数据流动起来。建议政府制定数字隐私与安全政策，完善数据的采集、加工、流通和应用的标准和规范，建立数据流动的分类、分层和分级的科学管理体系。总结数据流动的经验，为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谈判准备政策工具。

第四，实现我国数字经济由应用型创新向技术和模式创新并重转变。基于我国人口数量大、就业压力大的国情，数字经济发展模式继续偏向劳动，让劳动力在网络效应带来的规模经济中分享数字红利。建议逐步改变我国互联网企业依靠国外和国外资本市场的现状，更多地依靠基础研究支撑和科技创新，走国内技术和模式创新—国内资本市场支持—国内市场发展—海外市场拓展的新路子，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数字经济新发展格局。

第五，大力发展数字金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实践证明，仅靠贸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阻力较大、空间有限。当前，我国金融的短板是国家金融能力太弱，其紧迫性不亚于科技创新。中国在金融领域突围的策略是，大力发展数字金融，提高向全球提供安全资产的国家能力。国际支付清算高度依赖SWIFT和CHIPS系统存在风险高、收费高、效率低等缺陷，谨防美国打金融牌切断SWIFT服务。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和布局，推动央行数字货币与数字贸易协同发展。

第六，注重基础科学的长期投入和科技人才的培养。数据正在成为资源，运用数据的技术成为财富的来源。中美数字经济竞争的终局是科技竞争，是长期的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国家必须坚持长期投入基础理论研究，探索数字技术无人区。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永远是追随者。提高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数字素养既有利于数字消费，也有利于数字生产，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和重要基础之一。加大劳动者和消费者数字素养教育，培养具有数字技能和专业技能的“双重”技能劳动者。

李艺铭：数字技术的短板将延伸至数字经济应用领域，同理，传统行业的短板也将在数字经济时代成为阻碍发展的桎梏。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我国数字技术发展的压力陡增，如何在既有框架下寻求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技术合作和创新能力提升，如何在5G、工业互联网、量子计算、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等前沿领域跻身领先水平，都是需要政策设计的方向。

传统行业已经明确了拥抱数字经济的必要性，下一步，在培养专业人才与数字素养高的复合型人才、建立行业领域和数字经济的跨界知识库、分门别类地确立可行的数字化技术路线等方面仍需要主管部门统筹指导和推进。比如，近年来在高校、职业院校广泛开展的数字经济相关学科设置、产教融合试点，就为产业界提供了大量数字经济发展后备人才梯队。

高太山：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在市场规模、应用场景、增长潜力、制度等多个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如何建立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新优势，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里都给出了很明确的答案。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

一是要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尤其是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关键算法、传感器等关键领域，要通过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实现研发突破与迭代应用。

二是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在电商、社交媒体、共享经济等领域，要巩固壮大优势，进一步挖掘创新模式和消费潜力；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要着力提升通信设备、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软件等产业水平；在智慧医疗、智能交通、智慧能源等融合型领域，要进一步开展试点示范，鼓励创新、扩大应用，培育新增长点。

三是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区域率先建成一批高水平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快研发、设计、制造、采购、物流、市场营销等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培育智能制造新模式，提高工业增加值率。

四是持续优化数字营商环境。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构建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健全平台治理规则，提升政府监管与服务能力。

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保障

中国经济时报：打造中国的数字经济优势，也要时刻关注数据安全，构筑安全防护网。对此，您有哪些建议？

欧阳日辉：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过程中，网络化带来网络安全问题，数字化带来数据安全问题。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是不同的概念，网络安全是指网络系统的硬件、软件及其系统中的数据受到保护，不因偶然的或者恶意的原因而遭受到破坏、更改、泄露，系统连续可靠正常地运行，网络服务不中断；数据安全是在网络安全提供的有效边界防御基础上，以数据安全使用为目标，有效地实现对核心数据的安全管控。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需要以数据作为核心保护目标，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共筑数字经济发展的“护城河”和“城墙”。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问题不仅关系到普通公民切身利益，更重要的是涉及保护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已成为支撑各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和重要战略资源，是创造价值的核心资产，数据安全问题成了经济社会的关键问题。

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保障，在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正确处理安全保护与业态创新关系。安全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奠基石，新业态新模式是安全发展的助推器。过分强调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有可能误伤或阻碍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不到位，会葬送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

第二，加快数据确权、信息保护和数据市场建设的步伐。加速数据确权及其机制研究，明确政府公共数据的开放范围，探索企业间数据共享，加快构建数据标准体系与交易体系。

第三，进一步加大网络安全基础理论、前沿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支持力度， 建立我国自主可控的网络安全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软硬件生态体系，比如自主创新的主动免疫的可信计算体系，支撑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加强数据保护。 健全数据治理相关规则，健全新基建催生的典型应用场景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与标准规范，建立典型场景数据安全风险动态评估评测机制。明确新基建环境下数据安全基线要求，数据有序流通和安全保障并重，加大对数据跨境的监管力度。

第五，大力发展信息和网络安全产业，打造网络安全产业生态。推动网络安全企业在信息技术安全监测能力、网络攻击追溯能力等方面加强研发，引导企业协同创新，建立我国信息技术产品自主可控生态，鼓励网络安全企业由提供安全产品向提供安全服务和解决方案转变。

高太山：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数据的开发利用不等于数据滥用，所以数据安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我个人觉得，数据安全是一个体系化建设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化概念，其外延也会随着数据的开发利用而不断延伸。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开始转向数据资源的争夺，数据不仅仅是新型生产要素，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战略资源。

未来数据的使用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需要健全数据权属、标准、存储、交易、共享、跨境流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政府部门监管职责，明确数据资源生产方、使用方、监管方等主体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对滥用、误用、窃取数据的行为应加大惩罚力度，这就需要政府、平台企业、用户、行业协会等多方主体协同治理，着力构建以数据为中心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这个过程也是提升竞争力的过程，对国家、企业、个人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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