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面着力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
国家统计局1月18日公布的2020年主要经济数据显示，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达到54.3%，高于资本形成总额11.2个百分点，为近年来的最高水平。由此看出，内需对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7.4%。
进入新发展阶段，扩大内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把扩大内需战略提到了新高度。
嘉宾
王 青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刘向东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刘 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主持人 周子勋
扩大内需是着眼经济发展全局的长久之策
中国经济时报：中央为何提出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
王青：从扩大内需的目的来看，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们习惯用“三驾马车”来进行分析，这是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分析框架。而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驾马车”则成为构成经济增长相对独立的三个组成部分。一方面，投资和消费并没有作为一个整体，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和相互影响并未被充分重视；另一方面，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的增量拉动作用较为突出，消费更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这就导致了经济形势较好时，主要靠投资和净出口带动，而经济形势不好时，消费更多发挥“补位”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特别是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调整，中央明确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决策。2020年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正是由于我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依托强大国内市场，不断激发内需潜力，持续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但要积极扩大内需，除了要构建提高投资效率和持续扩大消费各自的制度体系外，也要强化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有机协调和互动促进，这都要建立在构建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和机制的基础之上。
从扩大内需的手段来看，我国在促进投资和出口方面，有着相对完备的政策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供给日益丰富和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增长，居民消费从食品纺织到家电，再到住房、汽车、服务的排浪式消费，已经成为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自发现象，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较少发生。因此从政策上来看，系统性、机制性的消费促进政策体系相对薄弱。只是在经济回落时期，才推出诸如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短期刺激政策，这些政策大多不是建立在改善供给、提升供给质量的基础上，而是刺激鼓励现有商品的消费增加，具有透支后期消费等负面效应。而当下的扩大内需，强调完整的内需体系，强调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明确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扩大内需不是解决短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短期政策和权宜之计，而是着眼中长期和经济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和长久之策。只有让消费需求具有持续扩张和创新的能力，让投资不断适应强大国内市场的发展需要，才能进一步体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从扩大内需面临的堵点和障碍来看，一方面，随着我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居民逐步进入新一轮消费变革周期，个性化差异化多元化消费日益增长，服务消费需求快速扩张。但同时，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凸显。另一方面，目前在服务业改革开放、现代市场体系完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投资和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堵点和体制机制障碍。因此，中央提出要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才能不断消除制度瓶颈，持续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刘向东：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更加强调扩大内需，而要释放扩大内需的中长期潜力，需要建立相应的有效制度。一方面，外需不稳定不确定性风险增加，经济增长发展需要转到依靠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上来，使其发挥对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更加重要的支撑作用。自2014年以后，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明显超过了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另一方面，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我国要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必须在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通过投资和消费把高质量供给与高品质消费有效连接起来，以此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中央明确和强调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将其上升为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战略基点，释放出扩大需求不是简单的短期刺激总需求问题，而是要通过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释放更强大的内需市场潜力。因此，提高最终消费率显得尤为重要。在政策表述中，中央着重强调将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下，注重需求侧管理，意味着打通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实现供需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必须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扩大内需上来，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宏观政策上引导畅通国内大循环，就要建立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扩大内需有效制度，不仅要实施短期的逆周期调节，引导总需求回补，而且还要深化制约内需扩大的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广大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潜力，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为实现内涵型为主的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
衡量扩大内需制度有效性的基本判断
中国经济时报：什么样的扩大内需制度才是有效制度？
王青：是否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发挥支撑和促进作用，是衡量扩大内需制度有效性的基本判断。具体来看，应在以下方面有所体现。
一是改善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有效促进民生福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必须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是否有效改善供给适应需求，是否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有效改善政府支出效率，都将成为衡量扩大内需制度有效性的重要标尺。
二是体现系统性和协调性，有效促进供求适配。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必然要求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短期和长期、国内和国外的关系。有效的扩大内需制度，必须使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形成协调互促的有机联系，特别是要增强投资与消费的有效互动和良性循环。
三是促进国内市场持续稳步扩张，有效建立扩内需长效机制。持续保持和增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不断扩大内需的前提；不断促进消费创新、激发新消费，持续扩大既有消费市场规模，形成多元化、多样性的消费格局，则是形成创新驱动、扩大有效投资的基础。有效的扩大内需制度，必须要形成促进内需持续扩大的长效机制，使内需具有持久和强劲的增长动力。
四是有利于通堵点、补短板，有效畅通国内大循环。当前，在收入分配、居民消费、市场体系、投资融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存在的短板和堵点，成为影响扩大居民消费、提高供给质量、提升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而体制机制存在诸多障碍是根本原因。有效的扩大内需制度，正是要消除这些体制机制瓶颈，消除痛点堵点，使国内大循环更加通畅高效。
刘向东：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所谓“有效”意味着既要注重效率，也要注重效果。
从效率上讲，就是要体现“适配性”，实现供需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从需求侧看，居民消费升级已成为国内大循环发展的趋势。要高效满足这一升级需要，既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供给体系，提升供给适应需求升级的能力，也需要加快深化需求侧的体制机制改革，打通从生产、流通到消费的堵点、断点和难点，切实提高供需适配性和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供需的动态平衡还在于强调“高水平”，即推动供需系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帕累托改进。这意味着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将是一个可持续的动态过程。
从效果上讲，体现在内需体系构建的“目的性”上，即旨在进一步释放我国大规模内需市场的中长期潜力，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一方面，建立扩大内需有效制度的目的在于持续不断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彻底解决我国居民消费发育不足问题，既要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又要提升居民的消费倾向，切实发挥需求牵引供给的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今后仍需要深化需求侧层面的体制机制改革，尤其是要通过改革的办法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使其愿消费、敢消费、能消费。另一方面，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意味着强调内需体系的“完整性”，即形成强大的内需市场，要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既要强调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的供需链条的完整性，尤其是不被外部因素牵着鼻子走，因此更加强调如何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还意味着要完善扩大内需的政策支撑体系，引导传统、网络、服务等各类消费均衡发展，倡导理性消费，抑制畸形消费，促使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均衡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互协调融合发展，尤其是更多引导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从五个方面着力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着力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
王青：一是深入领会和自觉运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大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在扩大内需各项工作中，必须领会、明确和贯彻这一新时代的大逻辑。
二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长期坚持和全面贯彻的基本方略。在积极扩大内需时，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确保各项工作始终在正确的指引下进行，保证不偏航、不走调、不本末倒置。
三是自觉将扩大内需工作从经济导向转向民生导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表明，在新发展阶段，扩大内需已经实现从经济导向转向民生导向的重大转变。民生工作的重点要实现向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保、文化、健康、养老、环境保护、社会治理、乡村振兴、应急体系等各个民生领域全面深度拓展，进一步体现扩大内需工作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目的。
四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紧密有机结合。当前，一方面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改善供给质量和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另一方面要更加注重需求侧管理，针对制约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结构性问题，以体制机制建设和相关政策调节为主要途径，促进、协调和规范并重，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国民经济大循环，形成需求和供给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和有机结合，特别是强调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五是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快形成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需要继续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和扩大开放，着力破除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在建立和维护市场规则、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要素市场改革、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以及以政府投资撬动社会投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刘向东：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需要统筹总量与结构、短期与长期、消费与储蓄、生产与流通等各方面，把短期刺激回升政策和长期释放潜力制度建设结合起来，真正地推动形成强大内需市场和完整的内需体系，激发内循环增长活力，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是持续促进居民增收。收入是扩大消费和增加储蓄的基础，要建立居民持续增收的经济循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尤其是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切实贯彻落实按劳分配制度，持续优化再分配制度，通过改革创新转移支付制度，重点把公共财政资金向低收入者和生活困难者倾斜，确保全体人民公平地享有经济发展成果。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公共消费品对居民消费支出的挤占，逐步建立健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公共品或准公共品供给保障制度，解决中低消费群体的后顾之忧。值得一提的是大城市住房问题，今后要进一步完善住房调控的长效机制，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深化户籍和土地改革，促进城乡住房消费健康发展。
三是营造公平良好的消费环境。要加快整饬消费市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化反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依法依规维护好消费者权益，营造公平有效的良好消费环境；要升级优化消费基础设施，建立健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实现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
四是破解抑制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要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清理整理一批抑制消费潜力释放的政策措施，进一步营造有利于消费潜力释放的高品质消费环境；要加快完善全面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细化实化市场化长效机制，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让供给不足领域充分发展；进一步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快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互衔接，推进建设全国统一的高标准市场体系。
五是持续拓展有效投资空间。配合消费升级和供给优化的需要，加大补短板和锻长板的投资力度，持续推动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增强供给能力；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提升供给水平；完善新型城镇化建设运营的投入机制，投资实施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效率；激活民间投资活力，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多元化投资，保障重点项目和优势产业投资需求。
刘诚：需求侧管理要紧抓“超大市场”等重点领域加快布局。
一是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要增强国内外产品和服务的供需匹配，释放内需潜力。未来应进一步降低国内生产经营成本、流通成本和制度性成本，让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在市场机制引导下去主动满足国内需求，这样既促进了生产投资，又提高了消费。
二是立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倒逼居民优化支出结构。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将释放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并带动相关投资。同时，要注重引导居民优化支出结构。以健全的社会保障和增加获得优质公共服务的机会为基础，促使居民消费更加积极主动、结构更加合理。
三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让更多低收入者跨过中等收入门槛，尤其距离中等收入“一步之遥”的那些人，打通制度上、创业上、社保服务上等困扰他们的“最后一公里”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是拓展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促使消费下沉。近年来，数字技术成为打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途径，电商、网约车、直播等数字化新业态加快了各行业的消费渠道变革，促使消费下沉，三四线城市和乡村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来源。开拓城乡消费市场、促进城乡平衡发展，是需求侧管理的取向。借助互联网发展为下沉市场的消费增长提供了技术支持，深度挖掘消费需求、健全供应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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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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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王美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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