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雯 周思宇丨主流媒体新闻传播的情感转向与风险防范

蔡雯 周思宇丨主流媒体新闻传播的情感转向与风险防范本站　　随着后情感社会的来临，加之新媒介生态的加速演进，情感转向客观上已经在我国新闻业实践中兴起

　　随着后情感社会的来临，加之新媒介生态的加速演进，情感转向客观上已经在我国新闻业实践中兴起。在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重大战略部署下，我国主流媒体应当立足全媒体传播格局，合理运用情感表达策略，提高新闻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当前我国主流媒体已经初步探索出情感融入新闻生产的可行实践路径，但在后语境下仍存在一定的风险。本文从主流媒体情感转向的动力机制、情感表达的策略运用，以及后语境下过度情感化的风险等层面展开深入思考，并探讨新闻情感建设性的创新方式。

　　20世纪90年代，梅斯特罗维奇提出“后情感社会”的概念，用以指代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在此情感成为被自我、他者和作为整体的文化工业操控的基础 ［1］ 。迈入数字时代，在新媒介生态与后情感社会语境的影响下，情感转向在新闻实践活动中无处不在。如何合理运用情感表达策略，达成更好的信息传播效果，增强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成为我国主流媒体亟待探索的时代课题。

　　2020年9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尽快建成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在此背景下，探究主流媒体在后情感社会的价值担当与情感表达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本文基于数字时代新闻传播情感转向的实践背景，剖析主流媒体情感转向的动力机制、情感表达的策略运用，批判性思考在后语境下新闻报道过度情感化的风险，并探讨新闻情感的建设性实践路径。

　　传统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强调纯粹的客观性，将新闻记者和媒体机构的情感表达置于对立面。此种“理性—情感”二元对立框架遮蔽了一个事实，对于作为社会产物的新闻报道，绝对的客观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在记者对素材进行选择、拼接和加工的新闻生产流程中，“事实主观化”难以避免，情感性因素也悄然涉入其中。情感是一个介于个体与公共领域之间，在社会互动中不断被建构的因素。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情感转向”的兴起，情感经验为人们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提供了新的理解维度，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情感。有学者认为，呈现与解释相关情感亦是揭示现实的一部分，而情感叙事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受众对新闻的理解 ［2］ 。沃尔-乔根森提出“情感性的策略仪式”，用以描绘新闻记者制度化和系统化的情感实践 ［3］ 。

　　在当代社会，新闻传播出现情感转向有其独特的社会语境。移动媒体与社会化网络平台重塑了媒介生态系统，情感逐渐成为新闻产制和消费过程的重要动力 ［4］ 。情感性因素得以充分释放和发挥其功用，情感表达的主体日渐多元化且呈下沉趋势，进而深刻影响社会互动和集体行为。媒介赋权使得弱势群体和普通人从幕后走到台前，获得了在公共领域自由表达情感的权力，互联网独具的连接性特征让个体情感得以转化为“集体兴奋”。因而，情感成为新媒介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感传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数字媒介和智能算法塑造的情感易激环境中，当代新闻实践更注重受众情感需求的考量，呈现明显的感性偏向。近年来，情感性因素在非虚构写作、新闻直播、新闻游戏等报道实践中的应用更为广泛。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主流媒体也开始重新衡量情感性因素在新闻中的价值，在话语表达风格、报道叙事特征、内容生产模式等层面进行变革和转型。实证研究发现，主流媒体的社交平台账号通过草根化、高度情感化和偏向性的转变来对传统修辞策略进行调适，目的在于激发民众情感，以建立媒体与民众之间的亲密关系 ［5］ 。在数字时代新闻业情感转向的背景下，探讨新时代主流媒体的价值担当与情感表达策略，有助于立足全媒体传播格局建设新型主流媒体，提升新闻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促进正面宣传入脑入心。

　　我国新闻媒体具有记录时代风云、引导公共、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因其独有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传统意义上主流媒体一贯秉持严肃风格，情感性因素的涉入仅存在于通讯和评论等特定体裁中。如今，新媒介生态与后情感社会语境构成了主流媒体情感转向的动力机制，通过将情感性因素合理纳入新闻产制流程，主流媒体不断提升“以情动人”的能力，增强与公众的情感沟通与价值共振。

　　新媒介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受众赋权，对于新闻生产而言，如今的受众具有主动参与新闻实践、影响新闻选择的权力。新媒介赋予普通人以记录权和表达权，曾经被新闻实践忽视的行动者有了自我展演、借力发声的渠道，公众参与式新闻生产建构出更为多元真实的情感面貌。由此，新媒介的受众赋权促进了新闻价值标准的转变，从传者本位、传受平衡到受者本位，受众的情感需求和期待成为重要的考量，情感性因素的运用不可避免。

　　在情感易激的新媒介环境影响下，新闻受众的情感需求日益受到重视，涌现出强调受众参与的新闻实践模式，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情感沟通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仪式。网络传播重构了新闻产制方式与流程，由单向度、传者中心的线性模式转向去中心化的多主体协作模式。由此受众主动性大幅提升，可以通过搜索、分享与评论等形式参与新闻生产协作，与传统把关人模式相比，媒体机构更注重对现有内容的整合、公布、情境化和策展 ［6］ 。

　　当下，我国主流媒体着力于建设自主可控的新媒体平台，也体现其出于深度融合的自身发展需要，为了更好地触达用户，打破分发、反馈、迭代优化等环节受制于商业平台的局面，在自建平台中汇聚散落的节点化用户以及内容、用户数据等各类社会资源，进而形成资源自主支配、内外循环互通的完整链条。笔者对三大央媒平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频）的产品结构与生产型用户的信息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它们的优势在于资源的独特性及其资源整合能力，短板是用户活跃度不足、平台开放性有限 ［7］ 。这一短板恰恰说明我国主流媒体与受众的情感沟通与互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借助媒介，受众可以通过新闻浏览与记者产生情感关联，也可以通过转发和评论等形式表达自身情感态度，对新闻文本进行二次创作，还可以在评论区与其他读者展开讨论，情感的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较为复杂的趋向。但由于“沉默的螺旋”效应，新闻场中总会存在占据优势地位的观点，在对立观点的激荡中，情感能量不断累积、情感共识逐渐形成，主导情感最终成为人们共享的情感状态，达致柯林斯所称的“集体兴奋”。此种互动仪式进一步加强了新闻媒体建构的共同情感和信念，最终可能影响社会集体认知和行为。

　　新闻报道中的情感性因素经历了“记者—读者”“读者—读者”“读者—记者”循环往复的流动过程，也构成了媒体与受众之间的情感沟通机制。一方面，新闻媒体借由情感工具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建构关于特定议题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倾向；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的互动仪式具有多节点、多方向的特征，受众群体内部的情感交流以及受众给媒体的情感反馈更加丰富，使得作为互动仪式的情感流动呈现更加多元的样貌。因而，我国主流媒体要在新时代牢牢占领宣传主阵地，必须深入把握后情感社会语境的特征，并合理运用作为互动仪式的情感性因素，注重与受众的情感互联互通，促成合意的形成。

　　情感具有动员功能和内生动力，“诉诸情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劝服方式。当前我国社交网络平台大多遵循情感动员逻辑，即以情感运作唤起、激发或者改变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和评价 ［8］ 。在社会公共的形成过程中，情感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建构性要素。新闻报道涉及的诸多议题亦常牵涉复杂的情感样态，若媒体引导不力则容易催生网络舆情次生灾害。在社交媒体圈群传播的助推下，公众非理性情绪一旦达致“集体兴奋”状态，则更可能催生抗争行动，进一步激化官方、媒体与公众之间的矛盾。

　　充斥于媒介环境之中的情感表达使新闻媒体无法回避情感，而情感在特定情况下有益于达成报道目的和传播效果，缺乏情感注入的文字往往难以形塑认知与凝聚共识。尤其是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为了应对负面情绪持续发酵、虚假信息甚嚣尘上的网络环境，主流媒体需要以情感表达引领公共。有学者指出，中的情感表达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主流媒体如何与情感化的网络更好地互动是研究的落脚点 ［9］ 。置身于众声喧嚣的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要发挥一锤定音、激浊扬清的功能，必须合理运用情感性因素，以情引情、以情动人。

　　主流媒体对情感表达策略的运用是当前媒介生态变革的客观要求。由于互联网的深化应用，情感易激的传播语境加速形成，主流媒体须基于后情感社会的逻辑对传统内容生产方式进行改造，针对新闻受众的情感需求作出表达策略的调适，以达成主流声音更好的传播效果，实现主流媒体在新形势下的使命担当。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已经初步探索出情感表达融入新闻生产的可行实践路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传统意义上主流媒体的情感呈现模式较为单一，通常以直抒胸臆的铭刻式表达为主，具有现场感的情感观察与叙述较少，情感表达常出现在褒贬色彩浓厚的通讯和评论体裁当中。而在融媒体时代，主流媒体情感话语不局限于文字报道，以更多元的样貌呈现于融媒作品中，尤其是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兴报道形式，其场景化的表达、多元化的视角、对个体的观照能够迅速勾连新闻情境，在潜移默化中唤起和激发新闻受众的情感共鸣。

　　在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公众容易陷入焦虑与悲观情绪之中，此种背景下更加需要主流媒体担当使命，在融媒体新闻产品中融入正面情感，以情感化的故事表达释放民众心理压力、凝聚社会共同体，维系良好的公共生态。而在讲好中国故事、唱响社会主旋律等新闻主题中，主流媒体亦常用情感表达策略，将宏大叙事解构为贴近日常的人物故事，把情感作为与受众沟通的一座桥梁，使受众得到正面情绪感染的同时，形塑其对特定议题的态度与认知。

　　数字时代呈现出新闻报道的新叙事样貌——非线性的叙事互动，突出体现个性化定制、沉浸式体验、多向交互等特点。在交互叙事的新闻产品中，制作者的一部分叙事权力被让渡给了新闻受众，受众可以参与到互动叙事中，在新闻内容中直接融入主观情感，参与新闻报道的意义建构，如直播、数据新闻、新闻游戏等。此类新闻报道以协作式策展为特点，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让受众参与也成为更为细致丰饶的文本叙事与情感表达的路径。

　　尽管交互叙事改变了制作者与受众之间的权力关系，但当前我国主流媒体的交互新闻产品仍以主线索引导模式为主，交互叙事的背后依旧有制作者预设的叙事逻辑和线索，因此可以通过深度参与形塑受众认知。随着虚拟现实等数字媒介技术的落地应用，未来新闻产品能够纳入更多受众协作与互动的考量，赋予受众自主探索的权力，打造更为真实、具身的沉浸式情感体验，进一步激发新闻情感的内生动力。

　　在我国主流媒体的新媒体平台运营中，人格化传播是常用策略之一，即赋予传播主体以拟人化特征，借助人格化的传播符号构建个性鲜明、具象可感的媒体形象，增强主流媒体与新闻受众的贴近性。情感勾连是人格化传播的核心环节，与传统意义上严肃权威的媒体形象相比，拟人化的主流媒体情感更为饱满，有助于提升主流媒体的亲和力，强化受众对主流媒体的价值认同，消弭官方与民间话语体系之间的心理距离。

　　新媒介技术使人的赛博身体得以突破时空限制获得“在场感”，而情感正是在人与人的社会互动中激发和升华，这凸显了人格化传播在数字媒介时代的重要性。让主流媒体的拟人化形象深入人心，有助于塑造互动交流的场景氛围，深化受众对新闻报道的理解程度，增强媒体与受众情感的关联性。长远来看，人格化传播策略对主流媒体的形象转型有所裨益，亲民形象更易于实现充沛的情感表达，提升新闻宣传和引导的效果。

　　在数字媒介时代和后语境下，更需要辩证看待情感性因素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后”一词生动地描绘了当今传播格局——诉诸理性和客观事实对于公众的影响弱于诉诸情感。情感是心理层面的一种感知，其本身是非理性、无意识的，因此过度情感化的新闻报道存在一定的风险。当情感凌驾于事实之上，会造成事实坍塌、情感极化、传媒公共性失序等负面效应。

　　其一，情感性因素的喧宾夺主不利于塑造正确认知，使受众在思维惯性下选择性接触新闻信息，进而以情感建构事实，将网络舆情引向偏离的方向，近年来多起反转新闻事件都呈现出情感驱动的鲜明特征。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情绪化新闻文本会阻碍读者对事实的认知和深入思考 ［10］ 。在自媒体信息泥沙俱下、受众媒介素养参差不齐的背景下，主流媒体应担起责任，坚持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一铁律，让事实先于谣言也先于情感占领阵地，引领公共的良性发展。

　　其二，在智能算法和个性化推荐的机制下，网络空间无形中成为“茧房”和“回声室”，人们高度同质化的信息接触巩固了小圈层的共同信念，容易引发情感极化现象，甚至可能滋生网络暴力等不良倾向。新闻的建构性作用能够放大悲伤、愤怒等情感，而当高浓度的情感涌入社交圈群中，受众在推荐机制下频繁接收特定情感的刺激，容易使合理的情感表达发生极化，群情激愤的新闻环境不利于理性公共对话的达成。因而，主流媒体要审慎地在争议性新闻报道中运用情感表达，并且控制好报道中特定情感的涉入程度。

　　其三，在工具理性的驱动之下，算法技术揭露并服从于人类的原始，使煽情新闻夺走了人们有限的注意力，让人们陷入一种盲目的过度情感化氛围中，导致人文价值底色缺失、公共议题缺席，实质上减损了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作为一种提升传播效果的策略或工具，情感不应影响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主流媒体应当把握好公共议题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平衡，在硬新闻的叙述中以事实判断为主、情感话语为辅，使得公众在相对平衡全面的信息传播环境中获取新知、展开讨论。

　　对待新闻中的情感，不必视之为洪水猛兽，而是应充分发挥情感对公共领域的积极作用，寻求新闻情感的建设性实践路径，改进当前新闻生产模式。有学者指出，应当辩证看待情感的隐蔽面向，将情感视为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一种资源 ［11］ 。在遵循新闻真实和新闻客观的基本原则基础上，合理运用新闻中的情感性因素，防范情感呈现的风险，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实践路径。

　　首先，树立建设性新闻的新理念，提升对公众正向情感的引导力。建设性新闻理念倡导以积极情感为报道基调、以解决问题为报道宗旨，目的在于激发公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发挥新闻媒体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作用。在风险社会加速到来、社会原子化趋势凸显的当今，新闻中的负面情感加剧了公众对现实的无力、冷漠和疏离，而建设性新闻的出现为新闻业提供了新的思路。虽然我国新闻媒体向来秉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报道方针，但对典型人物和事件的正面报道通常出于宣传意义。建设性新闻的不同之处在于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这一变革语境中形塑的正向情感不是空泛的，更能以情动人、情理交融。

　　其次，主流媒体应进一步创新报道形式，鼓励包容多元情感色彩的融媒体实践，在协作式新闻策展中激发受众情感的活力。数字媒介时代的情感互动仪式已经呈现出新面貌，主流媒体应当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提升受众在新闻叙事中的参与度，激活媒体和受众之间的情感沟通机制。实证研究表明，受众在融合新闻的互动叙事体系中提升了主体性，进而获得“沉浸感”、“主人翁感”和“转化”等情感价值 ［12］ 。未来，主流媒体新闻工作者应努力突破融媒体技术门槛，并充分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协作式新闻策展，使受众的评论、分享和参与行为赋予报道本身更多的情感增量和社会价值。

　　最后，以合理并适度的新闻情感加强公共对话，促进各社会群体的沟通与认同。新闻记者在报道中合理地运用情感性因素，发挥主流媒体监督的职能，有利于为政府和公众搭建沟通的平台，为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理性讨论建立理想的情境。在这样的公共对话中，公众更愿意参与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当中，各社会群体的沟通和互动得到加强，社会共同体也进一步凝聚形成。

　　作者：蔡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思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