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国际化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广义国际化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本站　　王英杰，男，1945年11月生，山东莱州人，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王英杰，男，1945年11月生，山东莱州人，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师从顾明远教授，1988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1991—1992年获福布来特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讲学；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兼汉语教育学院院长、澳门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北师大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召集人、联合国教科文教育研究所（汉堡）管理理事会候补理事、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比较教育组成员、中华美国学会理事、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全国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

　　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指导思想，但是我国的一流大学尚未为实现这一战略思想做好准备，尚不能培养出具有广阔国际视野，有能力、有胆魄、有担当、有责任的才。本文提出了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广义国际化的新时代，研究了高等教育广义国际化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关系，对照分析了美国和亚洲几所主要院校广义国际化的经验，最后指出我国一流大学国际化的成就与问题。

　　今天的世界正面临诸多问题的挑战，当前人类社会走到了发展的关键节点，环境污染、气候变暖、恐怖主义、地区冲突、霸权主义、民粹主义等问题威胁和影响了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对世界性问题的挑战，习总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他最初于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提及“命运共同体”，此后几乎在一切重要国际交流场合都提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2017年10月18日召开的中国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总更是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其大会报告第12部分的标题，深入解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和内涵，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理解和认同，联合国已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载入了多项决议之中。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已经确立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舟已经起航。但是以研究、保存和传播人类先进思想为己任的我们的一流大学为此做好准备了吗？它们能够胜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和引领者吗？它们能够培养出胜任参与全球治理的人才吗？它们能够研究解决人类社会面对的共同问题吗？虽然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进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义国际化新时代，但是我们的一流大学对国际化的理解似乎还停留在对留学生数量和教师国际经验的孜孜以求的狭义国际化阶段。

　　国际化正在改变高等教育世界，国际化的高等教育正在成为世界全球化的重要引擎。在全球化的世界，对于高等教育，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国际化，现在可能很少有人会去质疑。但是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理解和认识却存在很大差异。对于一流大学教师来说，他们可能主要关注的是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出国开会、学习和合作研究的机会，以及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对于一流大学学生来说，他们可能更多考虑本科毕业后到国外深造的可能；而对于一流大学的行政来说，通过国际化提升大学的声誉才是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他们认为声誉就是大学的“货币”，有了声誉就可以吸引更多的投入，“购买”一流的学者，吸引一流的生源，有了一流的教师和一流的学生，就有了更高的学术声誉和更多的“货币”，从而形成大学的持续发展，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壮志；对于决策者来说，他们急切地希望看到本国一流大学成为世界顶尖大学，因为世界一流大学已经成为强国的重要显性指标；对于公众而言，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进入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从而获得锦绣前程。

　　有关国际组织也对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极为关注。世界贸易组织（WTO）制定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把高等教育视作一种服务、一种商品，不仅在本国内部制造和消费，而且可以在国际上进行贸易。①该协定明确了服务贸易使用与供给的四种模式：（1）跨境交付；（2）境外消费；（3）商业存在；（4）自然人流动。就教育而言，与这4种模式对应的是：（1）计划项目（课程）的跨境流动；（2）学生的跨境流动；（3）机构的跨境流动；（4）学术的跨境流动。简单来讲，就是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看作是具有国际属性、可以跨境流动、必须跨境流动的商品。该协议已经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与签署。如果说世贸组织是从商业全球化的角度定义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话，那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把高等教育国际化视作改进高等教育国际维度的过程，它的定义是：“在大学或类似的教育机构中，以改进高等教育中的国际维度为目标的有计划或无计划的共同努力的综合过程。”[1]

　　以上的认识和定义无所谓正确与否，但基本上是从高等教育的某个维度来认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可以说基本上属于狭义国际化的范畴。笔者所指的狭义国际化就是把国际化局限于人员的国际交流，包括教师出国学习、参会和讲学，以及吸引国际学生等可以量化的国际维度。所谓广义国际化，也许我们可以借用加拿大学者奈特（Jane Knight）关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定义，她将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为：“将国际的、跨文化或全球的维度融入到高等教育的目标、功能（教学、研究、服务）和供给的过程。”[2]之所以说这个定义较以往的定义更广义是因为，首先，它将国际化定义为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国际化是一个进行中的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不能一蹴而就，在一定意义上说有始而无终，对于一所一流大学来说，要始终不懈地追求更全面、更度和更深刻的国际化。其次，它涵盖了国际、跨文化和全球的维度，避免了在这几个范畴间无意义的争论，将这三个词的内涵视为相互补充，相互促进，而非相互冲突与相互矛盾，这三个词反映了国际化的广度与深度。第三，它涉及了高等教育的目标与全部功能：教学、科研和服务。第四，它使用了“融入”一词，就是不把国际化作为大学的功能或职能之一，而是要求大学将国际化渗透到大学方方面面的工作中，这样就避免了将国际化置于大学各项工作的边缘，从而确保国际化与大学的各项工作融为一体，从而具有可持续性。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继续强势进入高等教育，大学的国际化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就像企业界一样，要想具有全球竞争力以及保持和发展全球的相关性，就要使广义国际化进入大学的愿景以及大学发展的战略规划。如果说一般大学的国际化还仍然处于狭义国际化的阶段，也就是说仍然在为实现国际化显性目标（在教师队伍中具有海外学习与工作经验的教师所占比例，招收留学生的人数，举办国际会议的次数等）而努力，那么一流大学则应尽快进入广义国际化的阶段，把重点放在文化、精神和制度层面。我们在这里可以看看国际上两类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经验，一类是先发、历史悠久的世界一流大学，另一类是后发、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世界一流大学。

　　第一类世界一流大学以美国大学为代表。可以说，美国大学的飞跃，从国际高等教育的边缘进入到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进而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与其国际化战略密不可分的。

　　美国独立时仅有7所学院，基本上是其宗主国学院的翻版。建国后，特别是1862年《土地赠与法》颁布后，州立大学有了迅速发展，美国大学的规模有了急剧的膨胀，但是就其学术质量而言远不及欧洲的大学，当时美国有志学术的青年都跑到德国去学习。他们学成归国后对德国的研究型大学赞美有加，掀起了美国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在传统的英国学院模式上叠加了德国的研究型模式，特别是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开始了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进程。如果从国际化的角度审视这次学术，这次的实质就是通过国际化改造美国的大学，提高美国大学的学术质量。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美国不仅学习了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还学习了德国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结合，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等大学办学的制度。可以说，美国大学的这些制度构建是美国这次学术的核心内容，也是国际化的核心构成，为美国大学日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制度基础。

　　美国真正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潮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挟“二战”胜利之威，从欧洲吸引了许多世界级的科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更借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势，于1965年通过了移民和国籍法，打开了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优秀人才进入美国的大门，从而使美国大学汇聚了天下之才，大大提升了美国大学的学术水平，进而吸引了世界优秀学生进入美国大学，美国大学藉此开始了优秀人才的良性循环，拥有一流的国际化教师队伍、一流的国际化学生群体，创建了美国一流大学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以解决世界性的难题为己任，以培养世界级的领袖为教育目标。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这轮国际化使得美国大学升华为世界大学，完成了化茧为蝶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进程。

　　进入21世纪后，美国教育部有史以来首次出台了教育全面国际化的战略，制定这一战略的目的是国家和劳动力人口的竞争力，促进与外交，并加强美国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该战略反映了国际参与作为教育部核心工作的重要性，也反映了对一个世界一流教育系统来说国际交流的重要性。美国教育委员会的调查发现，美国提供海外学习机会的高校数量剧增，从2001年的65%上升到2006年的91%。提供海外实习机会和国外服务机会的高校数量也大大增加，从2001年到2006年，前者从9%增加到31%，后者从7%增加到29%。[3]耶鲁大学前任校长雷文（Richard C. Levin）多次指出，耶鲁大学已经成为一所真正的全球性大学。耶鲁大学向全体学生提供国际经验，保证需要财政支持的本科生有机会并能获得经费支持到国外工作、学习或开展科研。耶鲁大学还支持了数百教师的世界合作项目。新世纪开启了美国世界一流大学全体学生全面参与国际化的新时代。

　　美国顶尖世界一流大学广义国际化的热潮已经传递到次一级的大学。宾州州立大学（2017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名第57名）的校长斯潘尼尔（Graham Spanier）2006年明确提出大学国际化的重要性，“在宾州州立大学，我们认识到，解决世界最紧迫问题的答案来自其知识跨越国际边界的受过教育的公民”[4]。为此，宾州州立大学明确提出，“宾州州立大学要在学术和国际工作方面成为全球领袖，最终的结果是造就全球的宾州州立大学”，其教育目标就是培养“全球公民，全球领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宾州州立大学国际办公室制定了具体战略目标：（1）与教师结成伙伴，以使培养全球公民成为教学的特色；（2）与学院和校区结成伙伴，以促成朝气蓬勃的国际化；（3）与全球的院校结成伙伴，以改进宾州州立大学在全球的存在和全球领导力；（4））创造便捷的中央资源，以支持宾州州立大学的全球关注；（5）与州政府结成伙伴，以促进宾州全球经济竞争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宾州州立大学的国际化愿景是相当广义的。第一是要调动所有教师的积极性，视教师参与为实现广义国际化的关键因素，鼓励教师将国际要素融入日常的课程和教学中去，使学生学会如何将获得的知识运用到国际环境中；第二是为所有学生提供最佳的、文化敏锐的国际学习经验，在日益相互依赖的全球社区加速美国学生向全球公民转化的过程；第三是建设全球化的校园环境，“全球思考，地方行动”是宾州州立大学国际化的指导原则，要想使大学成为学术和国际工作的全球领导中心，首先必须在家里实现变革，大学校园要成为国际化的典范，改进校园整体的“国际感”，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制度，例如将国际课程和国际科研经验纳入终身聘用和晋升的考评因素。聘请全球知名学者和领袖开设论坛、短期课程和讲座等平台，促进国内学生、国际学生、校内教师和校外专家间的相互交流和互动，培植一种国际化的校园环境，熏陶师生的国际素养，让师生拥有审视当代重大国际国内问题的全球视野。[5]

　　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世界一流大学是国际化的先行者，它们在国际化中注重精神、使命、目标、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建设，这样自然在显性指标方面也走在世界的前列。比如，2017年耶鲁大学共有来自118个国家的4410名国际学生和访问学人，占到本科生和研究生总数的1/3强。

　　从美国国际化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一流大学的国际化始于制度的建构，继而把重点放到顶尖人才的引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国际化的校园环境、精神气质，随之大量的一流人才和优秀学生纷至沓来，到国外学习、实习、服务和工作的机会也惠及全体学生。可以说，广义国际化已成为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典型特征和重大发展战略。

　　在过去20年中，亚洲一批大学开始崛起，它们迅速步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在世界四大大学排行榜（QS、泰晤士高等教育、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都有数所亚洲大学进入前100名。这些大学的飞速发展正在改变世界知识创新的版图。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0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2005年美国发明者申报的专利从1996年占世界的55%下降到了53%，报告认为这是由于亚洲发明者数量的增加。报告还注意到，美国在同行评议刊物上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所占比例也减少了，从1992年的63%下降到2003年的58%，这是由于中国、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地区等“高影响力论文”的增加。报告认为，“创新及研究与发展（R&D）正在推动全球经济”，“我们看到更多的国家认识到了这一点，创建了自己版本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和基础结构”[6]。从报告中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巨额的经费投入加上国际化是亚洲这些大学高，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香港科技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是以政府巨额投入加国际化为发展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经典案例。

　　香港科技大学建于1991年，在不到30年间就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2017年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全球年轻大学排行榜中名列第二，在QS亚洲大学排行榜中名列第三，在英国金融时报EMBA课程排行榜中排名第一。香港科技大学之所以取得如此迅速的进步，与其兴办时的定位和所选择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香港以其在国际上的活跃而著称，对外交流频繁，英语使用广泛，教育制度与国际接轨。香港科技大学一经成立就确立以国际化和美国研究型大学为模型的发展战略，在全球搜罗校长人选，要求校长“必须具有策略性愿景及领先思维，以及既能以国际视野推动高等教育、创新及知识转移，亦能了解相关领域于本地及区域性方面的发展。”[7]出任首任校长的是吴佳伟，他是出任美国主要大学校长的第一位华裔，其后第二任校长朱经武、现任校长朱繁昌和候任校长史维都有在美国一流研究型大学长期任教的经历。所聘的教师80%以上在北美获得博士学位。当然必须指出的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国际化聘任政策是以巨大公共经费为依托的，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其国际化的办学理念和核心价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理念是：成为一所具有国际影响力及对本地有承诺的领先学府。其核心价值是：追求卓越、坚守诚信、维护学术自由；放眼全球发展，贡献地方社会；凡事皆可为的精神；和谐共融、汇聚多元、彼此尊重；同一科大。[8]从其核心价值我们可以看到世界一流大学所必须具备的大学精神：追求卓越，凡事皆可为（创新）；大学制度：学术自由；大学责任：贡献地方；学术共同体文化：诚信、和谐和彼此尊重。有了这样的办学理念和核心价值，大学的方向是明确的，赋予了世界一流大学以丰富的内涵。

　　在具有国际视野的校长的领导和教师的参与下，香港科技大学目前在全球拥有250个合作伙伴，致力为学生争取更多的交流机会，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和企业精神，目标是培养他们成为未来的环球领袖。

　　香港科技大学以国际化为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和意大利博科尼大学合办，推出了全球第一个让学生了解三地文化、同获三所大学颁授学位、横跨三大洲的工商管理本科课程，使其EMBA课程迅速成为全球第一。香港科技大学还通过其国际本科生研究计划，令学生有机会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了解世界各地粒子物理研究权威的前沿研究，从而促进物理学科的发展。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香港科技大学国际化中的一个独特因素是从海外回归的学术卓著的中国人，他们出于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归属感，积极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的一流大学建设，他们浸淫过两种文化，对国际化情有独钟，能够深切理解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学理念，从而成为广义国际化的积极促进因素。

　　新加坡国立大学创建于1905年，初创时为一所单科学院——“海峡殖民地与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医学院”，开学时仅招收了23名学生。大学历经了殖民地时期，并入马来西亚联邦时期，以及新加坡独立成国后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于1980年和南洋大学合并，始定现名。如今已然跻身亚洲顶尖大学之列。2017年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排行榜中名列第24位，在QS亚洲大学排行榜中名列第1名。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办学渗透了国际化的因素，当我们打开新加坡国立大学官网（http：//）的时候，国际化之风迎面扑来，使读者深深感到这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它提出的大学愿景是：“一所立足亚洲、影响未来的世界级领先大学”，大学的使命是“通过教育、研究及服务改变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为了实现其愿景，完成其使命，新加坡国立大学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与实践。在教育上以“环球教育亚洲视角”为指导思想，向学生提供展现亚洲独特视角的全球体验，让学生有机会不仅在学术上追求卓越，而且也在社会上茁壮成长，成为能够担当起未来的领导者。新加坡国立大学自2001年起在美国、中国、瑞典、德国、瑞士和以色列等国家建立了九所海外学院，还在美国旧金山、中国苏州和印尼雅加达建立了创业中心，让学生走出国门积极参与各种探讨当今世界重大现实问题的项目，让学生到海外起步公司实习，从创业环境里汲取创业经验，同时在海外著名伙伴大学攻读创业课程，培养毕业生成为有贡献、有担当、具有企业精神的全球公民。

　　新加坡国立大学在积极走出国门的同时也全力推行“在地国际化战略”。首先，新加坡充分利用殖民地的遗产，把英语既作为促进国内各族裔相互理解的共同语言，也将之作为新加坡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纽带。新加坡国立大学也顺理成章地把英语作为授课的语言和校内交流沟通的工具，同时也推进了大学从知识生产的边缘地带走向中心的进程。其次，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了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等世界一流大学丰富的本科教育经验，在大学城建设了住读学院，让不同族裔、不同国籍、不同年龄、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学科倾向的学生共同生活和学习在一起，在学院导师的指导下，经历思想的碰撞，学会理解、宽容和理性的思考，培养学生的探究态度、风险意识和创业精神。第三，与世界一流大学合作，建立特色鲜明和国际前沿的合作项目。例如，在2011年与耶鲁大学合作建立了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Yale-NUS College），在技术至上的时代，探索耶鲁奉为经典的博雅教育，将现有的科学与博雅教育传统优势与亚洲乃至世界博大精深的各种智慧传统和文化相结合，设计出新型的博雅课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优势。在2005年与美国杜克大学合作建立了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以拿来主义的战略，照搬了杜克医学院的课程，从而改造和提升了大学原本的本科医学院，加速了一流学科的建设。第四，在大学科研中，非常注重支持具有国际内涵的项目，大学建立了一系列地区性研究机构，例如亚洲研究所、东亚研究所、南亚研究所、中东研究所、苏州研究所。此外，还有许多与国际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机构，例如全球卫生健康及生物医药科技研究院、国际法研究中心、海事研究中心和亚太物流研究所等。

　　新加坡国立大学把国际化融入教育、科研和服务，使得广义国际化既是大学发展的战略手段，也是大学发展的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大学在国际化中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的一流大学基本建成了研究型大学的样态，教学、科研和服务成为大学的基本功能；建立和不断完善了学位制度，与国际高等教育有效地接了轨；制定了学分制度，给予了学生更多选择；重构了学术基础结构，促进了学科发展；设立了研究基金，大学教师开始有了追求卓越的冲动与精神。

　　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最显性的成就是改革开放40年出国留学人数达到519.49万人，完成学业回国人员达到313.20万人，留学回国人数不断增加，高层次人才回流趋势明显。与此同时，中国已然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2017年共有来自204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人员48.92万人在31个省（区、市）的935所高校就读。[9]我们一流大学的校长以及多数教师大都有在国外大学学习或研修的经历。

　　从以上的成绩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我们的一流大学有了国际化的基本样态，可以说从表面形式看，有点像国际化的大学了。但是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相比，我们多数一流大学在广义国际化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第一，在我们的大学愿景和使命中，鲜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气质、内涵和勇气，尚很少见到培养全球公民的提法，更少见到培养世界领袖的提法。当然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含蓄和内敛，但是作为一流大学，就是要不停顿地追求卓越，如果不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特别是能参与世界新秩序制定的领袖人物，那么我们的一流大学就很难成为世界利益共同体航船的航标灯，从而也就失去了我们投入巨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意义。

　　第二，我们在招收国际学生时，或者过多地从学校的经济利益出发，或者从满足大学排行的某项指标出发，功利的目的超越了学术的目的，于是乎为国际学生特设考试（甚至专门取消国际学生的笔试），降低标准录取，不顾自身学科设置条件竞相录取语言生，忘记了追求学术卓越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精神，是大学各项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这样的学生进入到我们的一流大学，为后来的培养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一是学科专业极不平衡，他们多数是短期的语言学生；二是难以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学生，难以培养出国际汉学界对华友好的领军人物，或者其他专门行业的领袖。即使在我们校内，他们的学业成绩也很难望我们普通国内学生的项背。这从一个方面说明，我们的一流大学还处于世界大学体系的边缘。

　　第三，缺少文化和制度自信。这些国际学生在我们的一流大学中仍然是孤守一隅的特殊群体，并没有和我们的学生融合在一起。我们把他们作为特殊群体管理，可能是出于悠久的好客传统，有朋自远方来就得特殊对待。但是由于我们忘了大学的根本追求是卓越，同时也由于我们的管理人员对国际文化和国际大学办学通用的制度缺少理解，再加上我们个别管理人员的官僚拖沓，导致我们的“好心”并不被国际学生所理解。更主要的是国际学生也是同一所大学的学生，他们也要享有同一大学所有学生的权利，遵守为所有学生制定的制度。像我们这样如此特殊地对待国际学生在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大学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样既隔断了外国留学生与中国文化、历史和当代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又割舍了中国学生理解不同文化、欣赏不同文化、提高自己国际理解力的宝贵机会。从这一点上说，我们的国际化是狭义的，是缺少文化和制度自信心的表现。

　　第四，缺少对大学本质属性与核心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学术共同体的管理，这是大学的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是由大学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大学要在国际化中理解和认识这一大学的真谛。我们要在新的形势下研究这一问题，研究解决如何把大学的这些本质性的制度、价值、精神和文化与中国特色制度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协调起来。解决好这一点，我们才可以对世界大学的治理做出中国的贡献。

　　第五，我们在教师的聘用上缺少国际化制度的构建。我们不少一流大学已斥巨资在全世界聘用教师，但是我们鲜少聘到世界的学者。我们聘来的这些重要学者中许多是已过退休年龄的长者或短期到中国的猎奇者。当然不可讳言的是，这样的招聘政策吸引了一批具有中华情节、学有所成的我国留学人员回归。但是，我们确实有必要检讨为什么高薪聘不来一流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陈祝全一语道破聘用一流学者的秘籍：“打造全球化的师资队伍最关键的是要给优秀人才一个可以充分实现自身价值的平台。”[10]我们现在的招聘只强调了收入和待遇以及对他们的教学量和科研发表的要求，但是鲜有说明大学所能提供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在他们被聘用以后，过了“蜜月期”，就会发现他们很难融入大学的学术共同体，与教师间缺少交流，多数情况下无法参加教师的会议，不能有同样的晋升制度和机会，无法申请课题，接触不到校内各种文件或规章，使其行为无所遵循，更不要说参加工会、教代会和各种教师组织，完全没有参与大学管理的途径，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可能被终身聘用，根本无法规划自己未来的学术生涯。但是，他们却又享受特殊的医疗、特殊的收入待遇和特殊的住宿。可以说，他们既是校园内高傲的“贵族群体”，又是被边缘化的少数群体。在这样的制度和文化下，怎么可能聘来世界一流的学者？同时，这样的制度也打击了我们国家自己的博士生培养，名义上是对全球招聘的广告，但很多时候却又不面向中国本土培养的人才，这样的招聘制度，暗含了贬损国内自己的高级人才培养制度，忘记了在大学人才招聘中最高的指导原则是卓越。当我们的一流大学具有国际的视野与胸怀，建立起真正的不分境内外的全球招聘制度，录用后以不分境内外一视同仁的使用、管理和规范的制度进行人才管理之时，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的大学真正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学。

　　第六，在我们的教育中缺少国际化的内涵。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坦，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从边缘走向中心，中国逐步走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博弈场域。中国一流大学重要的使命就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具有国际理解能力的人，具有国际交流能力的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我们培养出的人要能够学习和了解人类不同的文明，要认识和理解国际重大的问题，比如饥饿、疾病、贫穷、环境污染、气候变暖、战争、反恐和贸易战等世界各国都关心的重大问题。面对这些国际重大问题，我们要了解国际法则，有国际担当、责任、勇气、理想与能力，到国际组织中去工作，到我们援助第一线和国际冲突第一线去工作。但是，我们的教育计划为学生提供国际体验的机会还非常有限，尚远不如亚洲其他国家正在起飞的一流大学。我们具有国际交往经验的学生非常少，比例很低。虽然现在和前几年不同了，情况有所改善，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研究生层面。由于我们很少有大学在国外设置分校园，所以也就难以为学生提供在国外学习和实习的机会。我们的课程设计中与当代热点国际问题直接相关的课程还很少，更不要说把国际因素渗透到所有课程中去，让我们的学生了解他们所学的知识如何在国际场域中运用。虽然我们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雄居世界第一位，我们在国际承接的工程项目世界第一，但是具有到国际化环境中工作能力的毕业生比例完全不能与我们制造大国的地位相匹配，更不要讲我们一流大学是否为“2025中国制造”的更加开放做好了准备。

　　第七，语言问题。授课语言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在一项调查报告中指出，英语作为学校教学语言在世界范围如燎原之势，英语正在世界范围成为各类学校的通用语，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如此，高校管理人员更倾向于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一是可以更多地吸引留学生，二是可以作为提高大学排名的路径。[11]另一项关于学术国际化的调查“学术职业变革”得出了与上一项调查基本相同的结论，该项调查对五大洲18个国家的2500名教师进行了调查，53%参与调查的大学教师在其学术活动中主要使用英语，其中17%的教师母语为英语，36%将其作为第二语言。“学术职业变革”的调查支持以下结论：英语是当代学术界的“共通语”，研究是最具国际化的学术活动。[12]毋庸置疑的是，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大学多为英语为母语国家的一流大学（如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因为今天它们仍然是知识生产的中心。亚洲的一些大学拥有殖民地的遗产，英语较为普及，以英语授课没有技术上或民族心理上的大问题，它们也通过以英语授课和从事学术活动向与西方中心的学术标准和评价体系迅速靠拢。我们国家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情怀的大国，全面用英语授课既不现实，也不正确，但是我们要从知识生产的边缘走向知识生产的中心，要参与世界的治理，要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发展方向，我们的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语言政策。目前我们尚没有明晰的国家政策或校园政策处理和解决大学授课的语言问题，一时高报酬鼓励以英语开课，以英语在国际上发表文章，甚至以其他外语在国外发表文章都不受鼓励，造成政策的进退失据，执行中的无法适从。我们首先应该做的是鼓励为来华留学生开设英语授课课程，在与国际问题直接相关的课程以英语授课，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获得国际学习经验和实习服务机会，对于发表则要坚持以卓越为唯一标准，不管用什么语言发表。在我们生活的世界，英语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交流语言，英语仍统治着知识生产成果的呈现，国际交流语言的更迭是以世纪为计算单位的。因此，当代我们的一流大学必须有能力培养出熟练掌握英语、既有文化自信又有国际情怀的世界领袖。

　　我们的一流大学已经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走了4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我们许多一流大学对国际化的理解似乎还停留在狭义国际化阶段，在广义国际化方面还有很大的前进空间。我们的一流大学要更多地思考如何把国际化融入到大学教学、科研和服务的各项工作中，不仅把国际化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而且更要把国际化看做大学发展的起点和归宿，不要再受大学排行榜国际化量化指标的制约，而是更加重视大学国际化精神、制度和文化的建设。

　　当前我国在为捍卫贸易全球化的规则进行殊死博弈，我们已经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的一流大学为此做好准备了吗？我们的一流大学不能再被拖着被动地进入国际化大潮中去，而应当站在国际化的最前列，为我国构建和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合格人才，提供基础性的服务和支撑。

　　①服务贸易总协定所包含的12个大的服务贸易部门是：商业服务（包括专门服务和计算机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和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包括银行和保险服务）、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旅游与旅游相关服务、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其他未包括的服务。

　　[9]中国去年出国留学人数首破60万[N].人民日报海外版（第2版）.2018-03-31.

　　[12]英语“共通语”与学术国际化[J].国际高等教育.2011（2）：53-55.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