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 | 裕华纱厂西迁重庆，曾供给大量军用布匹支持抗战，被日军列为轰炸目标

重庆珍档 | 裕华纱厂西迁重庆，曾供给大量军用布匹支持抗战，被日军列为轰炸目标薛爱国 苏汰馀（1885-1948年），今重庆市渝中区人。爱国民族实业家、中国纺织业巨子。1922年，参与组建裕华公司，创立“裕大华”纺织系统，1929年任裕华公司董事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将裕华纱厂迁重庆。曾任湖北

苏汰馀（1885-1948年），今重庆市渝中区人。爱国民族实业家、中国纺织业巨子。1922年，参与组建裕华公司，创立“裕大华”纺织系统，1929年任裕华公司董事长，全面抗战爆发后将裕华纱厂迁重庆。曾任湖北省商会会长、华商纱厂联合会湖北分会主席、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理事、中国国货厂商联合会监事等职。

临危受命 担负重任

裕大华集团的前身是楚兴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棉布输入骤减，给中国纺织工业的振兴带来了机会。当时汉口金融界的知名人物徐荣廷即以“德厚荣”的商业资本为主，夺得了湖北布、纱、丝、麻4局的承租权，组织了楚兴公司。徐荣廷任经理，姚玉堂为会计，苏汰馀为收支，黄师让任英文文书兼货物报关。楚兴公司经营9年多，获利可观，但也受到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掠夺，更是引起了军阀唐春鹏等的眼红。10年租期未满，楚兴公司就被提前夺走了。

面对军阀政客对楚兴公司的排挤摧残，徐荣廷开始筹备自办工厂。工厂于1922年2月破土修建，当年10月5日开工生产。新厂定名为“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由楚兴公司在历年积累中抽出白银210万两筹建。董事会及总公司设在汉口，厂址设在河北石家庄。大兴厂的董事长是周星堂，总经理徐荣廷，副经理苏汰馀。实际上是由徐荣廷、苏汰馀两人负责。大兴纱厂投产后，不论原棉、煤炭进价均大大低于同业，用工成本也略低，使大兴纱厂获得了稳定的收益。

1920年，全国上下抵制日货，汉口纱行同人决心以“实业救国”的精神办纱厂。张松樵提出自办纺织厂，联络了姚玉堂等人成立了一个发起人筹备会筹集资金。新厂命名为“裕华纱厂”，因筹备期的波折，又吸收了徐荣廷、苏汰馀、姚玉堂、黄师让的投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裕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裕华纱厂于1922年3月开工。同年，“裕大华”纺织工业系统创立。大兴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总经理是徐荣廷；裕华公司是董事长负责制，徐荣廷任董事长。两个公司的经营大权都在徐荣廷手里，苏汰馀成为徐荣廷的得力助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外资侵入中国，挤占中国市场；加之军阀混战，财政各种借款摊派，工厂负担沉重；交通受阻，大兴公司的原材料运不回，产品运不出；燃料同样因车不通，只有高价买外货；国内棉花价格倍增，质量还掺假；厂房也在战争中千疮百孔……诸多问题，使大兴、裕华的经营陷入困境，压力巨大。此时董事长徐荣廷已年近七旬，心急如焚，力不从心。因不堪重负，他决计让位。1929年，由裕华董事会推选苏汰馀继任裕华公司董事长。1933年，苏汰馀又继任大兴纱厂总经理。之后的裕大华经营更为艰辛，企业发展进入第二阶段。苏汰馀临危受命，在董事长职位履职20年，带领裕大华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艰险的抗战岁月以及内战的过程。可谓历经坎坷、九死一生。在极其艰难的岁月中，他率领公司上下，不屈不挠、奋力图存，逐步使裕大华成长为一个以纺织业为主并开办金融、煤矿、贸易的跨界资本集团。

大兴纱厂大门

想方设法 促进发展

为了提高原棉的质量和产量，苏汰馀大力推广细绒棉的种植。1930年，苏汰馀出任湖北棉业改良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努力扩大棉种试验场规模，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使江汉流域成为国内主要的细绒棉集中产地。裕大华也因此获得了质量更好、成本更低的原棉。

“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日本的大拉伸纺织机械工效很高，苏汰馀果断提出引进“大拉伸”，还联系当时的各大洋行进口国外的先进机械设备，把“土枪土炮”换成“机关枪”，与洋货竞争。面对帝国主义的洋货倾销，他的眼光长远，一方面大力推广改良棉种，一方面聘请技术人员到厂进行技术改进，招聘培训员工，并派遣人员赴日学习管理经验和纺织技术。

经过这些改良，企业产品质量提高，产量增加，利润翻倍。

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日本人控制了东三省的纱布市场，关内纱布输到关外，需缴纳重税，这等于是断了大兴纱厂在东北的销路。加之河北各省频受天灾，造成原棉购进成本上涨，大兴公司遭遇经营亏损。华北一带，日货倾销，大兴纱厂首当其冲，产品销售极为不畅，企业危机重重。不得已，大兴董事会萌发了卖厂之意，然卖厂并不顺利。1934年，苏汰馀在大兴董事会上报告：“本厂所出之布，近以陕西为唯一销路，而所用棉花，亦以陕棉为大宗……因时制宜，实以在陕设一分厂为保全销市与就近采用原料之要著。”之后苏汰馀又在股东会上提出此议，得到了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在西安建立大兴二厂。西安建厂，深得当地政府和社会支持。

1935年，大兴二厂建设完工，更名为“长安大华纺织厂”，苏汰馀任董事长，石凤翔任厂长，次年3月开工生产。长安大华纺织厂的投产，减轻了大兴纱厂的困难。1935年至1936年两年，因大华厂地处陕西产棉地，加上有国外购置的先进机器，获利20万元。

西迁重庆 支持抗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对各纱布厂实施纱、布统制，裕华、大华都在统制之中，武汉裕华纱厂生产的棉布几乎全部供售军队，最多时每月3万匹。西安大华也以逐月增多的军布提供给抗战前线，最多时达4万匹。为防空袭危险，同时又要满足生产对原棉的需要，苏汰馀提出“少存熟货，大举办花”的经营策略。1938年8月的武汉已到战时状态，公司安排所有货款停止调汉，转汇重庆，为了安顿银根，又设法囤购羊毛、土货等物资。同时，西安大华厂一边加紧生产，一边将熟货尽快售出，并将货款汇武汉，保证生产不中断。

因棉纱系抗战军需品，为确保供给，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给武汉裕华纱厂下令限时西迁。裕华董事会通过了苏汰馀的提议，同意将总公司暂时转移到重庆。

当时川江船少，宜昌港口货物堆积如山，运输途中，船上的生产设备、机器物料又屡遭日机轰炸，损失惨重。苏汰馀找到卢作孚经营的民生轮船公司，双方商妥互相投资，裕华向民生投资30万，民生向裕华投资10万，民生公司随即派专轮将裕华的全部物资运到巴东、万县安全地点，脱离了宜昌险区，再转运重庆。在民生公司的大力相助下，裕华的物资大致全部运抵重庆。

裕华厂既然要迁渝，重庆这边也是积极筹办。董事长苏汰馀和厂长张松樵急至重庆为迁厂寻地，最终在南岸窍角沱购得基地200亩，张松樵和工程师祝士刚及土木工程师一行人赴渝，在基地上设计厂房、仓库，部署厂区，还为日后的发展扩充留足空地。因为抗战的军需，裕华渝厂一边建厂，一边开工，让生产尽快启动起来。1939年正式开工，7月初产纱上市。

战时的重庆，虽曰大后方，仍然处在空袭之中。苏汰馀在裕大华股东会上指出，“本厂自抗战军兴供给军用大量布匹，致被敌人嫉视”。正因日军把裕大华各厂都列为轰炸目标，致使裕大华屡次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1941年至1943年，裕大华各厂都在艰难中煎熬，重庆电力不足，加之在宜昌被炸毁了多台布机，开工十分不足。纱厂开工不足50%，布机不能开工，西安大华虽然开工率能达到70%左右，但设备在空袭中受损严重，使用中故障百出。而战时环境中，机器配件采购不易，维修困难，严重影响生产进度和产品质量。但尽管如此，由于后方各纱厂均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重庆裕华生产的产品，相比之下仍能算后方品牌之冠。

保留在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旁的裕华纱厂大门遗址

因为战争的需要，国民党政府对花、纱、布逐步实行全面管制，从1939年2月开始至1945年11月，时间经历了6年多。供售的军纱、军布价格只及自售价的一半，甚至低至25%。为了抗战军兴，裕大华各厂想尽办法维持生产，西安大华和重庆裕华每月分别为抗战提供棉布3万匹，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纱厂成为工业不景气的后方的经济支撑。苏汰馀带领裕大华集团又一次奋力图存，努力恢复元气。他们扩大纱布销售；将以前因花纱布管制而闲置的资金用于大量购进棉花，并为此向银行贷款，以充实抗战期间虚空的库存；恢复联合采办处，以便棉花的采购和调运；将未开的旧锭开动起来，同时加强了生产细节的管理。这些举措，对于战后裕大华创伤的迅速恢复以及民族工商业的复苏，都起到了极好的作用。

近代实业家（三）：苏汰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