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 | 百余年前他在缺医少药的重庆筹办了医学校，人才辈出

重庆珍档 | 百余年前他在缺医少药的重庆筹办了医学校，人才辈出重生之赵小涵 汪云松（1873-1958年），名德薰，祖籍湖北，随父定居重庆。曾任重庆总商会会长、大中银行总经理。筹组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及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被推举为会长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董事

汪云松（1873-1958年），名德薰，祖籍湖北，随父定居重庆。曾任重庆总商会会长、大中银行总经理。筹组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及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被推举为会长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董事长兼校长。任重庆自来水公司筹备处主任，并参与组建巴县汽车公司。重庆解放后，被特邀为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历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

弃官从商 富甲一方

汪云松出身于商人世家，天资聪慧，从小就喜爱读书，立志报效国家。青年时考上贡生，入北京国子监深造。1905年，他携眷属到江苏出任知县。在任期间，他的夫人汪廖氏常以廉政爱民相勉，他颇有政绩与口碑。不久，汪云松保升道台，后奏调吉林，先后任省官银号总办、电灯总局总办、五常府知府等职。但腐败的清廷对内欺压百姓，对外丧权辱国，汪云松想当一个好官来报效国家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

辛亥革命爆发后，汪云松辞官回到重庆。既然做官报国这条路行不通，汪云松决定另谋途径，他想到了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于是他千方百计办工厂，办实业，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事业。

汪云松家是从做棉纱生意起家的，有裕成通商号，总号设在重庆中银街。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在汪云松的精心经营下，汪家垄断了当时重庆城一半以上的商业，涉足棉纱、金融等行业。1919年，他与孙仲山、何鼎臣等人在重庆创办了大中银行，亲任总经理。第二年，大中银行资本就增至100万以上，并通过北洋政府向北京制币局申请到400万元的纸币发行权。同时，大中银行还在成都、武汉、上海等地设有分行。这为他的商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障。汪云松成为重庆巨商，也为他兴办慈善事业提供了资金保障。

于汪云松经济实力强，办事公道，讲诚信，他在重庆工商界声望日隆，1921年出任重庆总商会会长。

古道热肠 造福桑梓

辛亥革命成功后，重庆成立蜀军政府，汪云松之父汪在椿任蜀军政府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局长，并参与重庆商务局、重庆总商会及保节院、育婴堂的筹设与开办等工作，为世所重。汪云松秉承其父的做法，热心公益，出面组织了许多惠及社会的活动，参与了许多造福桑梓的事情。这当中，突出的就是开办留法预备学校，筹组医学堂，组建裁兵促进会，筹备重庆自来水公司和重庆大学等。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尤其是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之后，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兴起了颇具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旨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继北京之后，在吴玉章的倡导下，四川也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并设立四川留法预备学校。

1919年6月，四川留法预备学校第一届毕业生从成都出发，取道重庆乘船东去，赴法留学。这件事在重庆引起极大的震动，山城各界人士涌向街头，夹道欢送。汪云松目睹此盛况，深受感动。随后，他四处奔走，八方联络，积极筹备，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于1919年8月28日在重庆总商会成立，汪云松被推举为会长。

同年9月，汪云松又与温少鹤、杨希仲、曾吉芝、朱芾煌、黄复生等工商界、教育界人士集资32000银元，开办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为重庆地区的有志青年提供学习的机会。学校由汪云松任董事长兼校长，招收学生110名，学制为1年，开设了法语、中文、数学、工业知识4门课程，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一定的文理科基础知识和法语知识。次年7月，学习结束，经过考试、体检及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有83名学生获准赴法学习。

当时重庆地区严重缺医少药，为缓解这一状况，1921年冬，汪云松出面，与巴县乡贤刘焕彩、李晴湘、朱叔痴、王凤鸣等人筹办了巴县医学堂。后该学堂改名为重庆官立医学校、重庆医学研究会公立医校、重庆商办医学校、重庆存仁医学校等。不管学堂名称怎么改，汪云松一直担任董事，关心着学校的发展。这所学校，为重庆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才。

1922年10月23日，汪云松与温友松、任鸿隽、陈愚生、温少鹤、李星耀等人，以及重庆工商学各界人士发起组建重庆裁兵促进委员会。同月26日，重庆裁兵促进会在重庆总商会正式成立。会上，宣布了该会宗旨：“今日裁兵之重要事件，实为监督各军官之实行裁兵，吾们虽不能强去虎豹之爪牙，要当勇力设法去虎豹之爪牙，最后手段为抗粮、抗税，望大家坚持今日此志，彻底实现！”会后，全体与会群众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敦促重庆军方实行裁军，以稳定社会局面，减轻各方负担。此举虽然未能抑制军阀野心，但代表民意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因而深得民心。

1927年，北伐军挺进长江流域，四川美丰银行美股经理海翼德接到撤退通知后，准备把银行的所有现金、账册、文件等封存于库房内，等待时局平静后再来重庆清理。这势必导致美丰银行发行的兑换券不能兑现，存款无法支付，将出现美丰银行濒临倒闭，进而造成金融紊乱、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局面。当时重庆驻军首脑刘湘和重庆总商会对此非常重视，由军方与商帮组成“新财团”，集资13万银元，收买美股，由原中美合资变为华资，使银行得以继续经营。汪云松和商帮的曾禹钦、李奎安、曾俊臣等均参与组建并投入资金。改组成立的新一届董事会由汪云松任主席，与军方的周见三和商帮的曾禹钦负责了一段时间的行务。

1927年，重庆自来水公司筹备处成立，自来水公司是“官督商办”，汪云松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在绅商中筹资集股，做了不少工作。重庆商埠督办公署于1929年结束，改为重庆市政府，汪云松继续担任筹备处处长。

重庆大学筹办期间，汪云松任筹委会常委，与甘绩镛、刘航琛共同负责经费事宜。他四处奔波，在经济上给予了积极支持和无私赞助。1932年，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指令筹备重庆大学董事会，目的是邀请川东各县教育科长参加，以促进重庆大学经费、招生来源等问题的及时解决。1933年2月15日召开校董会成立大会，会上选出刘湘为校董会主席，甘绩镛、朱叔痴为副主席。汪云松及潘仲三、唐子晋、唐隶之、季叔平、李公度、吕子方等人为校董委员。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汪云松又和温少鹤等人集资修建重庆到璧山、重庆到北碚两条公路，参与组建巴县汽车公司，购买汽车12辆，开辟七星岗到磁器口的公交线路，大大方便了市民出行。

一片赤诚 努力工作

1940年，日军飞机对战时首都重庆狂轰滥炸。汪云松受命参加了重庆市防空委员会，积极为重庆防空事业筹集了40万资金，购置了大批防空设备。之后，汪云松和温少鹤、康心如等9人，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金色奖章。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汪云松与朱叔痴、康心如、温少鹤等商界和参议会人士，共同为保护市区、迎接解放、筹集生活物资及谋划维护地方秩序做了不少工作。

第二届军管会时期，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部分委员及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左四为汪云松

1950年1月，汪云松被特邀为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相继担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特邀全国政协委员及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职。

因为有关心祖国和人民的赤诚之心，汪云松心甘情愿地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做工作，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经常在汪云松位于韩家大院7号的住宅召开座谈会或茶话会，以汪云松的名义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聚会，宣传党的政策，听取各方意见，达到团结各方人士一起拥护党的领导的目的。当时到汪家参加座谈会的有熊克武、但懋辛、何鲁等人。

1953年6月1日，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正式成立。刚刚走马上任的副馆长汪云松便尽心尽力地开展起工作来。他组织目睹世纪风云、熟悉历史变迁的文史馆员们编撰重庆市志。尽管当时他已是80高龄，但每次讨论稿子，他都亲自主持并逐字逐句修改，定稿后又组织文史馆员们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

临终嘱托 捐献文物

汪云松临终前，一再叮嘱后辈两件事：一是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二是自己走后，所有文物古董全部无条件捐给国家。

1958年2月8日，汪云松因病逝世，享年85岁。

1958年3月17日，汪云松的幺儿媳何佩华、三儿子汪平叙遵照汪云松的遗愿，将其收藏的陶器、瓷器、铜器、玉器、书画、钱币、扇面、古玩等共377样、700余件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实现了老人最后的心愿。汪家人至今还保留着当年重庆市文化局签发的 “汪云松先生捐献文物清册”和重庆市博物馆颁发给汪氏后裔的文物收藏证书。

翻阅由会同点交人、接收机关、经手人签名的，长达9页的“汪云松先生捐献文物清册”，可见其捐献的文物数量多，品种丰富，历史悠久，十分珍贵。其中不但有五铢钱、唐绿釉陶坛、宋十二生辰陶瓶、万历款彩绘大盘、嘉靖彩绘瓷坛、六朝造像、歙砚、端砚、鸡血石章、汉玉雕刻等各朝代珍品，也有康熙御笔、石溪画册、康有为横幅、郎世宁菊花及左宗棠、吴佩孚、于右任对联和张大千山水卷等名人手迹；既有单件物品，也有成包、成套、成对的，如青花小杯8件、乾隆锦底开光碗4件、御铭园图墨2盒16件、黄寿山石章1盒9件、银条14件、鼻烟壶22件，最多的一项是各种扇子，达38件……

透过这长长的清册，我们可以感受到汪云松热爱祖国的一颗赤诚之心，以及他无偿捐献文物的博大胸怀。

“汪云松先生捐献文物清册”首页和末页

近代实业家（二）：汪云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