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新普：我与《体育与科学

方新普：我与《体育与科学本站　　1954年1月出生，安徽徽州人，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原北京体育学院）

　　1954年1月出生，安徽徽州人，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原北京体育学院）。安徽工程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导师。安徽省教育厅中青年学术骨干，荣获“陈香梅教育奖”，中国体育社会学学会理士（委员）。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在中国中文体育核心期刊发表体育社会学若干系列学术论文：《论我国体育利益格局的发展脉络与特征》《试论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与体育利益格局的转变》《体育的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研究》《50余篇，主持和参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安徽省教育厅等课题：《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体育利益格局分化重组与对策研究》《体育教师专业发展与普通高校体育课程开发问题研究》《社会转型期我国体育公品的特征与分类研究》《社会阶层分化与体育群体的研究》等10余项，编著教材2部。

　　《体育与科学》荣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学术期刊首次资助项目，据我所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计划,是从同时入选国内最重要的三个数据库核心期刊中选拔出来的，这是中国体育学术期刊界的一件大事和喜事。承蒙编辑部同志的厚爱，邀撰一篇个人与贵刊共同成长的忆文，感激之情见于文字。我想，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此时回顾自己的学术之路似乎为时已晚，但作为一个爱好探究体育问题的追随者来说，时时总结用以创新却无时间的界限和空间的区隔。

　　《体育与科学》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创刊，是一本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理论性与实用并重的综合性期刊。80年代，是中国人求学渴望知识的年代，中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知识界、理论界和文化界等，说是春天到来了。也是在这个时期《体育与科学》乘势而为，有了开垦的土壤，寻找体育学术新动态、新思想、新学科的发展，开辟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服务于体育事业发展，成为《体育与科学》在万里长江上，寻求“千里一曲”的办刊思想。

　　《体育与科学》突出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特色发展，为此而荣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不是偶然的了。《体育与科学》办刊创新发展,与时俱进，一直以来具有拓荒精神的自觉追求。在80年代就开辟了社会工作者论体育、体育文化研究等。到了本世纪初，国家提出科学训练和体育社会化是体育腾飞的两翅，《体育与科学》思路敏捷开辟了“科学训练笔会”“体育社会化”等专题栏目。《体育与科学》一路走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发展，30余年的历程经历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巨大变革，以编辑者的责任和义务，通过杂志这个渠道在传播着体育历史、体育文化和体育成果。

　　“体育新学科”一直以来是《体育与科学》的重点发文领域，一批致力于研究体育社会学、体育文化学，乃至新近的环境体育健康学等等的专家学者，都曾经在《体育与科学》上发表过文章，这也体现出编辑的独具慧眼。1986年，《体育与科学》开辟了体育文化研究，引领了当时的体育文化研究热潮，那个时代的青年学者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学者。学术研究需要引领，90年代中期《体育与科学》发表了世界妇女体育运动宣言，《体育与科学》在国内率先倡导妇女体育研究。《体育与科学》自开创体育文化学研究始，就已经确立了引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发展思路和地位。

　　《体育与科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邀请了大批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哲学、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学科来研究体育问题，形成了《体育与科学》一以贯之的多元视角办刊思路。诸如：金关于“体育美学”的研究、路云亭关于“体育传播”的研究、张之沧关于“身体哲学”的研究等等，都是极具创新意识的。80年代《体育与科学》就开创了学术对话和名人访谈栏目：冯凭、金和程志理关于“工业文明与现代体育运动”的三人对话录，武汉大学哲学系著名教授肖箑父先生关于“体育文化研究的走向：方法的启迪”的访问记等等，这些文章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学术研究需要创新，这种创新是对美好未来的理想而不失理性的憧憬，意味着超越现实的一种反映。

　　茅鹏先生一生致力于运动训练理论研究，他提出的“一元训练理论”已经得到了反复的实践验证，遗憾的是没能成为中国运动训练的主导理论。《体育与科学》支持“一元训练理论”的研究，成为中国运动训练理论的前沿阵地，激励了无数体育学人的反思。张洪潭先生坚持“技术健身教学论”20余年，与健康教育、快乐教育、体质教育论战至今。我们都知道卢梭的杰作《爱弥儿》，而卢梭的思想正是在猛烈地抨击伏尔泰最核心的思想中逐渐形成的。学术研究需要碰撞，只有思想的碰撞，才有智慧的火花，而《体育与科学》恰恰为学者们提供了畅所欲言的舞台。

　　推陈出新的专题研究，从“奥林匹克文化专题”到“南京青奥会专题”再到“身体文化与身体智慧专题”，从“体育体制改革专题”到“体育法制与制度建设专题”再到“体育大国与体育强国专题”。每一个新思想诞生都邀请专家来撰文，再精挑细选一批学者的研究成果，推出一个个新专题，这就是每期《体育与科学》最值得期待之处。学术研究需要敏感，对时局的敏感、对现实的关怀。可喜的是，在每一个体育事业发展的节点上都能够找到《体育与科学》的智慧。

　　引领学术前沿、创新学术领域、求真求实的固守精神、提供思想碰撞的舞台、对学术热点的敏感，为体育事业发展提出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就是我理解的《体育与科学》的办刊思想，相信也是《体育与科学》得以存在的精神内核。

　　体育人文社会学在我国起步较晚，80年代以前，这一学术领地几乎是空白。90年代前后，国内的体育院校和师范院校，陆续开设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类的课程，诸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美学、体育经济系、体育管理学、奥林匹克运动等等。《体育与科学》杂志在推动学科建设，专业发展，即关于学科性质、研究对象，方等方面，邀请了大批学者撰稿，我就是在阅读《体育与科学》中成长的，改变了我对学校体育与运动训练一些基本概念的看法。

　　在几十年的教学和科研中，我撰写了许多论文，不少就是在《体育与科学》发表的，其中《体育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的研究》在《体育与科学》发表后，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复印转载。我在《体育与科学》杂志的影响下，当然，也包括体育杂志对我的帮助，走上了学术之路，并较早地晋升为教授，获得过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省部级课题多项等。在此，引用《论语》的一句话：“君子求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这是与《体育与科学》相伴30年，在其启迪、指导的作用下的一番感受。正如《体育与科学》程志理教授说，“出国机会少点”“奖金拿少点”，做学问、搞科研不需报怨，“与椅子”要有点感情，让我懂得了了敬畏知识。

　　回顾我的学术之路，概括为“点→线年向前一步。之所以这样说，我以为一个还在为评职称而忙碌的所谓学者是做不出真学问的，只能在功利的牢笼中挣扎，学术之路的起点应该是摒弃名利后的再思考，至少是不为职称而奔波，谈、读、写出属于自己的文字和思想，这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行。当然，任何事情都应该辩证地看，没有评职称的过程也就缺少动力，也不会有后继的思考。1994年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成立，我成为首批会员（委员），我从新学科建设、体育社会化进程进入学术研究领域。沿着体育社会学这条主线，对体育消费、体育社会化、竞技体育职业化进行了探讨，旨在对体育社会问题进行度的研究，以便将自己的研究视角引向纵深；继而，形成了体育社会学和学校体育学结合、社会体育与竞技体育结合、体育理论与体育实践结合的研究面；现今，我又再次回到体育社会学这个点，更加深入到体育利益研究这一方向。

　　新世纪伊始，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学术年会，有些专家认为，它标志着中国体育社会学逐渐走向成熟。体育社会学已经从创立之初，讨论学科界定发展到了诸如体育体制、体育商业化、体育社会化、体育职业化、兴奋剂、球场暴力等等更加宽泛的领域。这一时期体育社会学主要沿着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谋求与社会学全面接轨；一方面探讨独具体育特色的社会问题。我在研究体育社会问题中，抓住大众体育消费、社会体育社会化、竞技体育职业化等等问题，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论影响体育消费的两个因素》（体育科学，2000）。并且主持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体育的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研究”，最终研究成果《体育的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的研究》（体育与科学，1999）。

　　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精神的指导下，尝试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学校体育、竞技体育的社会问题，或者说朝着高校教育工作者和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的双重角色迈进。主持研究了“健康教育与学校体育教育模式改革的研究”“校本课程开发与高校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研究”等多项省级重点研究课题，发表论文：《我国社会三大变革与竞技体育发展历程看体育职业化》（体育与科学，2006）、《对体育理论与体育实践之间相互作用的再认识》（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6）、《论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互补性》（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主持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转型时期的体育利益格局分化重组与对策研究”和省级重点项目“社会阶层分化与体育利益群体研究”。完成论文《论我国体育利益格局的发展脉络及其特征》（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9）、《试论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与体育利益格局的转变》（体育与科学，2009）。我还要与我的学生董红刚、杨叶红、薜保红等，将“体育利益”研究继续下去。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首批资助期刊全国100种，体育类有2种。这意味着荣誉，也肯定了《体育与科学》长期坚守的办刊思想。这份荣誉是我们体育界共同的快乐，我们乐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超越了人们习惯了的经济建设的思维、路径和方法，以更加厚重的方式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我们乐在：《体育与科学》突破了发展阶段的物质性束缚，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抒写体育人文精神。作为一个乐于思考体育的人，“打造学术精品”是祝贺《体育与科学》获此殊荣的最佳方式。出学术精品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勤于积累、厚积薄发；学术研究，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学问；要诚实做人、踏实做事、扎实做学问，恪守学术道德规范；要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把握时代脉搏，感受实践呼唤。

　　《体育与科学》坚守“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的谋求发展的途径。如今，《体育与科学》承担着“资助”这份使命；既有荣誉、也担负着一种社会责任。在工具理性、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我们已经失去太多太多，望《体育与科学》继续固守我们的精神家园以抚慰人们纷乱的心灵。只有超越工具化、功利化的思维模式，才能承担传承体育文化的重任，才是社会的希望之所在。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相信，《体育与科学》定会以此次荣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首次资助计划为契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愿《体育与科学》“终日乾坤，与时偕行”（《周易》），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