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天寻隐学林纪丨明清之际舆地出版物中的仙山

洞天寻隐学林纪丨明清之际舆地出版物中的仙山本站　　明清之际舆图类书的资料汇编受两个图像传统的制约

　　明清之际舆图类书的资料汇编受两个图像传统的制约。其一来自传统的地理类舆地知识与名山图像资料。另一方面则受到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带来西洋制图学的影响。自1583年利玛窦定居肇庆，并开始绘制世界地图后，西方制图学迅速在士人之间传播，并在《图书编》《三才图会》等晚明出版的大型类书中被征引、阐发，足见新知识带来的冲击。与此同时，秦汉以来神话中的仙山依然出现在《三才图会》《新镌海内奇观》等地理篇之中，其中尤其以晚明最大的图像类书《三才图会》表现最为突出，神山的图像模式甚至影响到现实世界一些名山的绘制，这是晚明以降舆图学值得注意的现象。

　　明代嘉靖（1522—1566）时期的吴门，曾出现一股绘制仙山的热潮。代表性的作品有仇英（约1501—约1551）《玉洞仙源图》《桃源仙境图》，文嘉（1501—1583）《画瀛洲仙侣图》，文伯仁（1502—1575）《方壶图》《圆峤书屋》，陆治（1496—1576）《仙山玉洞图》等。这些作品有的将仙山想象为上广下狭柱状昆仑山的形象或海上飘着的壶器，还有将道教洞天福地比作仙山或“海山三山”。这类来自古典知识和道教典籍对仙山的形塑不仅出现在嘉靖时期的绘画领域，也持续形塑着晚明较为实用的地学舆图类出版物。

　　除此之外，晚明地学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时代因素，是西洋学的输入。1583年利玛窦在肇庆定居后，便开始着手制作《舆地山海全图》，新地图迅速得到士人推崇。直到明末，伴随着传教士金妮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等将七千部西书带入中国之后，短短几十年间，他们给中国知识界展现了一个惊人的异类文明世界，中国士人阶层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开始发生变化。[1]令国人尤为震撼的是，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只是万国中的一员。从前他们坚信的“天圆地方”的观念受到了瓦解，而接受了“天地圆体”的观念。[2]宇宙观的改变也反映出对地理空间的认知，传统观念一直认为中国是被三岛十洲、四大部洲和四夷一圈圈环绕拱卫着，中国处于世界的中心。西学的输入，也使人们开始意识到“地球”的空间概念，中国只是万国中的一国。学界对于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以及利玛窦制图学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已有较为深入的探讨。[3]对于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是否在深层次的信仰和认识上带来转变，仍需要进一步廓清。《三才图会·地理篇》所征引与绘制的图像，可反映出这种冲突与融合的背景下晚明士人的地学知识与观念。其中，蓬莱仙山的呈现当为一个打开理解士人观念与认知的窗口。

　　《三才图会》属于私人性质编纂的类书，取材广博，包揽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身体、衣服、人事、仪制、珍宝、文史、鸟兽、草木等十四门，宏括浩博。在文字说明之外，附有插图。王圻（1530—1615）《三才图会引》道出编排说明：

　　是编也，图绘以勒之于先，论说以缀之于后，图与书相为印证。陈之棐几，如管中窥豹，虽略见一斑，于学士不无补矣。若曰挥纤毫而万类由心，展方寸而千里在掌，余殆未敢以为然。[4]

　　地理篇分十六卷，囊括山海舆地全图、华夷一统图、五镇四海五渎、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等传统名山道教圣地，以及各省舆图和所属名山。根据作者自述，一些地方作者曾亲自到达，一些地方则是搜集资料编辑而成。舆图根据传统的画法绘出，然其地名皆有事实根据。

　　虽然如此，《三才图会》依然收录了神话传说中的仙山蓬莱，并将之归属在山东省的舆图上，收录在《登州府境图》之中。所谓舆图，即车马能到之处。细观察之，将蓬莱山画在登州府、蓬莱县正北方的海中，以柱状和三角形画出（图1）。其后在单独名山图介绍时又将蓬莱山画出（图2），并作具体介绍：

　　蓬莱山，一名蓬丘山，一名云来山。在东海中，高一千里，地方三千里。上有金台玉阙，乃神仙之都，上帝游息之地。海水正黑，而为溟渤，无风而海浪万丈，不可往来。唯飞仙间有能到者……[6]

　　这些认识仍建立在《史记》《汉书》《山海经》《海内十洲记》等典籍的记载上。图中将蓬莱描绘成柱状的蘑菇形，周围被日月星辰环绕，以示与天相通。其上绘有道教洞穴，融合了洞天的仙山观念。其下绘有海浪，保持了神山的原始模式。这种来自古代“天圆地方”的认识在明代出版的《天地定位之图》中也可以看到。“天圆如倚盖”“地方如棋局”，方形的大地周边布满星辰，北方有日、南方有月。这是传统中国的空间认知。在明版《正统道藏》所收录的《三才定位图》中，关于天地空间方位的界定（图3）也以神山为中心柱，采用昆仑山图像模式，其上绘有楼阁，体现与天相通。这种认知一直保留在晚明《三才图会》里的《蓬莱山图》之中。

　　《三才图会·地理篇》中也有昆仑山的记载，将其描绘成雪山的样子，在左侧的说明性文字中，作者介绍了昆仑山的具体位置：“昆仑山在陕西肃州衙西南二百五十里，南与甘州山连，其岭峻极，经夏积雪不消，世呼雪山。”将之归在陕西省境内。不过已经不是传统神话仙山的昆仑山了。万历十年（1582）后，昆仑山属于鞑靼土默特部与大明王朝交接之处，距离大明汉族人为主的陕西省最近。[7]大概此因，王圻等人将之归为陕西省。昆仑山自汉代以后，就脱离了神话三神山，成为一个真实的地名。即今天昆仑山所在的大致位置。此后，昆仑虽然出现在唐人的屏风画之中，但呈现减弱之势。明人所画仙山，昆仑已很少出现了。至于方丈与瀛洲等其他仙山，也未画出。唯有蓬莱，依然作为神话传说的仙山赫然在列，其原因耐人寻味。

　　蓬莱的地位之高，除了《史记》《汉书》的记载，后世不敢轻易否定的原因之外，也有特殊原因，那便是蓬莱的蜃景。

　　与昆仑一样，蓬莱也经历了由神话到历史的过程。《旧唐书》记载，唐代神龙三年（707），改黄县为蓬莱县，移州治于蓬莱。天宝元年，以登州为东牟郡……如意元年，于县置登州。神龙三年，改为蓬莱，移于今所。[8]唐代以来，政府正式将蓬莱作为一个地名而设立。其后，蓬莱便成了一个真实的地理名称。据《大明一统志》载，宋代在府城北三里丹崖山建蓬莱阁。也就是说，自唐代始，蓬莱便有了两个含义，一个是蓬莱县真实的地理名称，一个是渤海中无法到达的蓬莱仙山。

　　虽然，汉代东方朔就已经认为，成仙不成仙在于有道，而不在于去蓬莱求仙，他劝汉武帝曰：“夫仙者……若其有道，不忧不得；若其无道，虽至蓬莱见仙人，亦无益也。臣愿陛下第还宫静处……”[9]但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完全放弃对蓬莱仙山的向往。无论诗文还是图画，对蓬莱的想象与向往从未停止过。这种浪漫的想象也导致文人骚客至实际地名蓬莱县到访，海市也由此得以阐发，并被不断演绎。

　　海市何时被人发现已难以追寻，但蓬莱神秘的海市蜃景却为寻仙者增添了眼见为实的幻境。使蓬莱海市名声大噪者当为宋代苏东坡，东坡《登州海市并序》云：

　　予闻登州海市旧矣。父老云常出于春夏，今岁晚，不复见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见为恨。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明日见焉。乃作此诗：

　　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人间所得容力取，世外无物谁为雄。率然有请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穷。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自言正直动山鬼，岂知造物哀龙钟。伸眉一笑岂易得，神之报汝亦已丰。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磨青铜。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10]

　　此后，宋、元、明文人笔下多有蓬莱海市的记载。至明代，东坡的《登州海市并序》为官方修纂《大明一统志》采纳，成为权威的关于蓬莱海市脍炙人口的诗文，为增添地方名胜的吸引力提供了文化资本。明代推官潘滋又记载蓬莱阁西侧建有海市亭[11]，此后对蓬莱海市的记载便多了起来，涌现在大量文人笔下。东坡的诗文亦为大清修订的《山东通志》、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所沿袭。细读文人之记述，很多诗文并不相信蓬莱仙山真实存在。如晚明孙传庭（1593—1643）诗云：“蓊翳悉难考，古来观空人。往往志蓬岛，求之不可得。”但晚明文人仍然对海市这一现象以及蓬莱仙山的想象心存恍惚，半信半疑。总而言之，蓬莱县附近的海市总会引起人们对蓬莱仙山的想象，东坡先生的“心知所见皆幻影”已提醒后人海市的虚幻，奈何明代文人依旧常有至蓬莱县登蓬莱阁者，以期寻觅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山。也正是蓬莱的海市蜃景，使士人即便从心底怀疑仙山的存在，但仍然保留着一份未可知的心态，以期目睹。

　　1609年，《三才图会》刻印出版，彼时，利玛窦已至南京制作出第二版地图。王圻等士人也是新学的接受者和鼓吹者。《三才图会·地理篇》开篇即采用了当时利玛窦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图4），并声明道：

　　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同为一球，居天球之中，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天既包地，则彼此相应，故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为北道，据中国在北道之北……[12]

　　这段线年《坤舆万国全图》的解释：“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而为一球。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13]虽然利玛窦的表述对于“天圆地方”的看法并不赞同。但出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他尽可能地照顾到中国人传统的宇宙观，在表述地球观念时，引用了中国人熟知的比喻。尽管王圻引用了当时的新知识，而王圻在对待神话仙山时，仍显示出传统观念的制约，将蓬莱表现为柱状仙山。这种做法与《三才图会·地理篇》开篇的声明以及引用当时西方的地图，存在一定冲突，体现了士人认知的模糊性。

　　王圻《三才图会》虽然广搜前代资料，但明显表现出对当时西学中关于宇宙的天学知识以及地理学中的舆地知识的极大兴趣。利玛窦之说在当时的士人之间犹如晴天霹雳，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和冲突。诚如葛兆光指出：“令人惊异的是，当利玛窦的世界地图问世的时候，当时知识阶层中的一些人却相当迅速地接受了这一多种文明共存的新世界图像，除了直接帮助利玛窦刻印地图的王泮、赵可怀、李之藻、吴中明、郭子章等之外，像在文化人中影响很大的李贽、冯应京、谢肇淛，稍后知识相当丰富的方以智等人，也都引用了这个新世界图像的说法。”[14]此外，晚明重要的类书编撰者，如冯应京《月令广义》（1602）、程百二等撰《方舆胜略》、王圻《三才图会》（1609）以及章潢《图书编》（1613）等，也采用利氏之说，并摹制其《山海舆地全图》进行推广。对于普通民众的反应，史景迁叙述道：“1584年，利玛窦住在肇庆城，绘制了一张世界地图，他为各个国家的名称都标注了同音的汉字，并将这幅地图在他宣教的屋子中展示……当地有许多有钱人前去拜访利玛窦时，看到自己的国家出现在一张全球地图上，都感到惊奇，兴味十足。其中一位访客在未经利玛窦允许的情况下，私自复印了一份，并用木板刻印，于是很快就流传开来。”[15]

　　利玛窦绘制世界地图带给中国的积极影响已有很多学者讨论。[16]当时的反对者亦不在少数，而且言辞激烈。此略举一例。崇祯九年（1636），陈组授编撰的《皇明职方地图》目的就是突出中国传统舆地四夷八荒的观念，以此对抗西洋地图“小中国而大四夷”的全球地图。

　　晚明士人对地球的认识虽然混杂着浑天说的术语，但对南北二极、赤道、中国的位置、五大洲等认识已接近科学认知，与我们今天的认识大体相当。《三才图会》中《山海舆地全图》摹自冯应京《月令广义》，而冯氏的《月令广义》摹自利玛窦在南京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其时间大约在1600年以后。学者们普遍认为《三才图会》中重画了1602年利玛窦绘制地图的第二版，没有经纬线）绘制了来中国后的第一幅地图，该地图原图和摹本皆已失传，章潢《图书编》保留了利玛窦早期在肇庆或南昌绘制的几幅世界地图之一。该图采用西式绘制法，采用投影法，标有经纬度。其中海洋的绘制方法以点状表现。随着与中国士大夫的交往，利玛窦进一步了解到传统中国“天圆地方”的世界观以及中国为天下中心的观念，为了绘制出更符合中国人所理解的地图，利玛窦在南京绘制的地图将中国绘制在中心位置。正如郭亮指出：

　　他（利玛窦）来华后所作舆图可以被看作是佛兰芒地图与中国舆图的折中之作，并且他有选择性地针对欧洲地图做了调整，以适应明人尤其是上层知识阶层的需要：利玛窦似乎觉察到传统中国地图的特点是有文字注释，加上新的文字注释，这样做更能显出中国的地图特征。对利玛窦地图的中国受众而言，欧洲科学地图的椭圆投影法、正（横）轴方位投影法、经纬度和气候带等标注变得不那么重要了。[18]

　　因此，在王圻的摹本中，就出现了没有经纬线的《山海舆地全图》，海洋的画法也采用了中国的鱼鳞状画法。中国的位置偏世界的中心位置，而中国东边本应该绘制海洋，为了使中国看起来在的中心位置，将俄罗斯的部分陆地移到了中国的东部。图上所标“狗国”显然是来自《山海经》之中对于四夷的认识，狗国大约指今天俄罗斯库页岛附近的领土。其他位置除面积大小有别，大体上与利玛窦所绘西式科学的地图差别不大。

　　这一状况颇令人深思。在西方科学初传中国之际，中西方对于地球的认识，则反映出世界观的差异。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对于中国传统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的冲击可称得上“天崩地裂”。王圻《三才图会》的出版，也仅仅是利玛窦在南京所绘地图七年后，很明显，与章潢一样，王圻也是这种新说的赞同者和支持者。作为以介绍地理知识为目的的出版物理应以实际山川和地理知识为依据，而将神话中“海上三山”的蓬莱仙山绘在舆图之上，实际反映出晚明士人在神话观念与科学知识之间认知的模糊性与摇摆性。

　　然而不仅蓬莱的表现受制于传统的神话观念和图像模式，这种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也影响到其他名山的绘制。这种情况大概为晚明奇观类书的一个特征。如与《三才图会》同一年（1609）出版的杨尔曾（生卒不详）《新镌海内奇观》，不仅收录了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同时也收录了海中名山与海上十洲。《新镌海内奇观》所列海上名山分别是：蓬莱、扶桑、方丈、沧浪、昆仑五山。既与《列子》中圆峤、岱舆、方丈、蓬莱、昆仑不同，也与《史记》所载海上三山蓬莱、方丈、昆仑不同，多出了沧浪、扶桑，少了圆峤、岱舆。

　　《新镌海内奇观》的凡例，根据纂书者杨尔曾的说法，大部分名山来自搜罗集料汇编，这些资料包括名家图绘、地方县志资料。至于边远未至之地，则稍加发挥。总体上不敢臆造。对于洞天福地，卷中已难尽载。至于十洲三岛，作者认为像庄周梦蝶一样不可寻，故不绘图像，附之卷末以备名考。

　　相对于《新镌海内奇观》，《三才图会》的图谱要更为详尽。如对道教名山的表现，更多借助仙山的观念。多数道教仙山也被画成了挺拔的柱状形，如道教第二大洞天大涤山（图5）、第二十九洞天仙都山（图6）、第三十四洞天天目山（图7）等道教名山也画成柱状，其上有一宽广的平台，与早期神山模式观念一致。现实中这些山自然不是柱状形，将其画作柱状形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对仙山的想象。值得注意的是，《三才图会》描绘仙山的图像中常常有洞穴与之相配置，大涤山、天目山以及蓬莱仙山皆画有洞穴，另外茅山图、支硎山图、仙都山图、三衡山图也画有洞穴与柱状山峰。洞穴代表着道教的洞天，虽然道教经典设定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但广义来讲，道教对于洞穴的崇拜，使一些不在洞天福地之列的名山，也描绘有洞穴以增添仙山的氛围。当然一些名山也有仙人得道、洞穴修仙的故事流传，使这些不在洞天福地之列的名山也成了仙域的象征。如支硎山没有洞天，但有石室。晋支遁道林尝隐此山，《姑苏志》：“因支遁故以支硎为号，山有石室、温泉及放鹤亭、马迹石，皆道林盘桓处……”此外，海上仙山的观念也影响了没有仙道传说的名山。例如北京南边有一“南海子”名迹（图8），由于其地在水中，《三才图会·南海子图》所画图与蓬莱高度相似。其图为柱状山峰，山顶成平台，山下洪涛万丈。“南海子”旧为“下马飞放”景点，从图旁说明性文字可得知一些信息：“南海子在城南二十里，旧为下马飞放，泊内按鹰台。永乐二十年增广其地，周围凡一万八千六百六十丈，乃域养禽兽，种植蔬果，之所中有海子大小凡三，其水四时不竭，汪洋若海。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别名曰‘南海子’。”[19]文字的说明似也受到了描述道教神山话语影响，增添了不少夸张修饰的成分。此类图像可以看作仙山神话观念对普通名胜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王圻《三才图会》的评价并不是很高，在与章潢（1527—1608）《图书编》的对比中，可以看出：

　　明人图谱之学，唯此编与王圻《三才图会》号为巨帙，然圻之书门琐屑，排纂冗杂，下至弈棋牙牌之类，无所不收。不及潢书中体要，其所系诸说，亦不及潢书之引据古今，详赅本末。虽儒生之见，持论或涉迂拘，然采摭繁复，条理分明，浩博之中，取其精粹，于博物之资，经世之用，亦未尝无百一之裨焉。[20]

　　与其说《四库提要》是对《三才图会》的批评，倒不如说《四库提要》反映了清代士人的认识。1726年，由陈梦雷（1650—1741）初编，蒋廷锡（1669—1732）等人校订《古今图书集成》出版，雍正皇帝序云其“图绘精审，考订详悉”，其时，1706年，陈梦雷已将该书的轮廓规模粗定，1723年，转由蒋廷锡等人校订。据当时的一道上谕称：

　　陈梦雷所存《古今图书集成》一书，皆皇考指示训诲，钦定条理费数十年，圣心故能贯穿古今，汇合经世，天文地理皆有图记，下至山川草木、百工制造，海西秘法靡不具备，洵为典籍之大观。[22]

　　古人左图右史，如疆域山川，图不可缺也。即禽兽、草木、器用之形体，往籍所有，亦可存以备览观。或一物而诸家之图所存互异，亦并列之，以备参考。[23]

　　正如吕季如指出：“《集成·山川典》山水版画，主要是呈现一山之地势形貌，故表现中国多样的地质形态与地理特色，乃插图绘刻的主要目的之一……其插图能够将多样的地形如：海中岛屿、河谷水势、山岩洞穴等景观，从写实出发，进一步创作出新颖富有变化的画面。”[24]细观《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版画所画建筑，皆采用海西法，透视比例准确。该版画总体上采用了传统山水移步换景的画法，局部采用了西洋透视画法，因此使具体地名具有明显的实地特征。蒋廷锡除了具有大学士的身份，亦为供奉内廷的画家。当时擅长西法的焦秉贞，以及王原祁、王翬、冷枚也服务于宫廷，这些画家极有可能参与版画的绘制。也因此，这套版实地特征极强，画面具中西结合的特征。

　　但即便如此，这部官方认可的以纪实为主的大型类书，依然收录了神线），并对收录蓬莱的理由作了解释：

　　海上三山之蓬莱山，蓬莱山名起于《山海经》，详于《列子》，浸淫于秦汉诸书。语多不经，纵古至今，未有能至其地者，故府县志者皆不载。然史汉已详言之，此后脍炙人口。后世以之名县。即古人所谓蓬莱与否不可得而知。姑且即子史及杂书所述，俱收入此部，以俟后更考。[25]

　　《皇舆全览图》此朕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河道，俱于禹贡相合。而将此图与九卿等细看，当有不合之处，九卿有知者即便指出。过后面奏，寻九卿奏称：从来舆图地记，往往前后相沿；虽有成书，终难考信。或山川经络不分，或州县方隅易位，自古至今，迄无定论……此诚开辟方圆之至宝，混一区夏之钜观。[27]

　　内阁大臣蒋廷锡恰好也是这套《皇舆全览图》的重要见证者。当这套地图呈现在他的面前时，康熙咨询他和众大臣的意见，意见指出传统制图总是陈陈相因，不足考信，而这套地图为乃至宝也。翻开山东地图莱州府绘有蓬莱县、蓬莱阁等宋代以来所取的地名（图10），其北濒临大海，大海之中，《三才图会·登州府境图》中所绘蓬莱山的位置已被具体地名的岛屿所代替。至此，蓬莱仙山从中国传统舆图版图内消失。

　　《古今图书集成》在阐述蓬莱山具体地点时，论者依据的是古代经典，即《山海经》，且《史记》《汉书》详言之，虽自古至今，未有人至，然史载的权威性，使得清代纂修者难以割舍。只好以俟后考。虽然《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海西法，如蓬莱山山石的绘制尽可能体现出地貌特征，这种地貌特质与宋代以来山东蓬莱县的地貌结构颇有相似之处，但在图中却遵照旧例，画成了“海中仙山”的经典图式。然而这一特例不过是对仙山想象的最后绝唱。同时，这种折中，也说明包括皇帝在内的士人阶层面对实际地理知识与传统古典知识的困境，即来自西方科学的认知与经典知识之间的矛盾。

　　康熙五十八年（1719）编撰的《皇舆全览图》使以后中国人真实的地理认知发生了性的变化。这种矛盾性的认识最终在《四库全书》编撰之后，彻底地将其定型，《四库提要总目》将《山海经》《海内十洲记》等原来作为史部地理类的书籍列入小说部，对于《山海经》，编撰者指出：“书中叙述山水，多参以神怪……道里山川，难以考据……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28]同样将《海内十洲记》也列入小说部。诚如葛兆光指出：“在目录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时代，这些关于异域的想象资源，在官方权威的目录中从史部的地理类‘退置（子部）小说家’，说明在观念世界中，它开始从‘地理’变为‘小说’，从想象中的‘真实’变成‘百不一真’、‘恍惚之事’。这是人们开始接受‘考索’‘责实’的结果。”[29]这样，曾经在中国绘画与舆地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神话中的仙山跌落神坛，走到了它的尾声。

　　本文为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中国古代绘画中的洞穴”17CF197阶段性成果。

　　[2]徐光启：《题万国二圜图序》中提出“天地圆体”，见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63页。

　　[3]明清之际西学影响的相关研究参见张萌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清华学报》第一卷一期，1924年6月；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载《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葛兆光：《天崩地裂（上、下）：当中国古代宇宙秩序遭遇西洋天学》，见《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10]苏轼：《苏轼诗集》卷二六，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第1388页。

　　[16]关于利玛窦制图之后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可见洪业：《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载《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葛兆光：《天崩地裂（上、下）：当中国古代宇宙秩序遭遇西洋天学》，见《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2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26，子部类书类二，收录《万有文库荟要》第5册，“商务印书馆”，1965，第30页。

　　[22]允禄等：《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2，收录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172册，“商务印书馆”，1986，第31页。

　　[24]吕季如：《〈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山水版画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第154-155页。

　　[25]陈梦雷：《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第三十卷，中华书局，1934年，第3册，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