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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当下报告文学的得失走向，有一个命题先要梳理并悬置，即近年来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文学和新兴的“非虚构”谁应坐“正宗”的交椅？有论者说：上世纪80年代以来昌盛的报告文学已经没落，已在声势和影响上不敌“非虚构”文体委员宣言。因为报告文学允许想象，为制造想象空间，导致了读者对报告文学的不信任。也有论者认为，既“报告”又“文学”，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而杜绝虚构、拒绝想象的“非虚构”层次较高，具有国际性，适合当下人们的求知探索。“非虚构”不看重宏大性、主旋律，却要求个人的独立性和批判性、个人对生活和历史的观察，从而达到了对文学性的更高要求。因此，“非虚构”应取代报告文学。此为“势不两立”派。还有论者认为“非虚构”和报告文学可以并存，两种文体各有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不一定你死我活，非此即彼；如果报告文学有好作品出现文体娱乐排名，它仍然能够给这种文体带来荣耀——这是一种“各美其美”。而更为主流的认识，则是力挺报告文学。在整个文学边缘化的态势下，独认为报告文学“已经没落”缺乏依据。实际上它和其他文学门类没有太大的差别。相反，它的读者面和社会关注度至今仍高于其他文学门类。现在，一年仅长篇报告文学出版就上千部，中短篇不计其数。许多作家明知报告文学的写作成本很高，往往不是躲在屋子里就能写出来的，仍然选择了这一体裁，本身也说明这一体裁能够让作家感到在表达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时得心应手。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许多“非虚构”将自己列入了报告文学门类参评也是一个佐证。报告文学与“非虚构”概念之争还会持续下去，然而“循名”固然有助于厘清概念，“责实”更能抵达核心意义。报告文学也好，“非虚构”也好，命题或可悬置，主要还是要看作家怎么写，作品有没有对现实和历史负责，这才是最根本的。

　　报告文学是新闻加文学的文学新族类，往往从它的书名或标题就可以感受到它对社会热点的青睐。这一叙事传统要求作家更多地直击现实，关注社会民生。第六届鲁奖参评报告文学作品继承光大了这一传统。许多作品和社会民生同呼吸共命运，很接地气。黄传会持续关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及子女的生存现状和命运，曾写下《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又推出《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作品对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进行了全方位的真实记录，具有主文谲谏的浓重色彩。丁燕的《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是一部作者隐瞒身份去当女工，具有亲历性的调查纪实作品；铁流、徐锦庚的《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则直击中国民办教育现状及发展，对体制弊端和社会偏见大声说“不”；肖亦农的《毛乌素绿色传奇》、陈启文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任林举的《粮道》则分别关注了荒漠化治理和中国的水危机、水利危机以及粮食危机，触及的几乎全是重大民生和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家的写作伦理和社会担当与小说家有所不同。报告文学作家理应看重“报告”两字，通过写实对社会文明进程进行观察文体委员宣言、反思和批判，履行人们说的“民生的全天候的雷达”的职责，这是报告文学作家和报告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值得一提的还有赵德发的《白老虎：中国大蒜风波》、莫伸的《一号文件》、傅剑仁的《》、叶多多的《一个人的滇池保卫战》等，它们都直面社会转型期民生和社会矛盾。这些作品体现出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担当，在“中国梦”书写中当属“赋到沧桑句便工”的佳构。

　　文学书写中国梦，历史资源重述、历史与当下互证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看起来，现实和历史似乎是对立的两极，实际上历史是另一种现实。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书写的是两百年的康巴传奇历史，但从选材到蕴含却都是从现实“倒推”的。因此它给予读者在历史传奇中对民族团结和国家治理层面的经验。薛媛媛的《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修订版)、杜文娟的《阿里，阿里》、张雅文的《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的《海角旗影——五十年代的红色与白色恐怖》、老作家徐怀中记录半个世纪前亲历的越南南方抗美斗争和中国对越南全力支持的《底色》、袁敏的《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钟法权写陈独秀自保晚年气节的《陈独秀江津晚歌》等作品，深入历史“非虚构”弥补了许多正史的空白，既和历史书相得益彰，同时由于写作上达到了“质于史，按于今，援于情”的高度，也成为很好的文学读物。红色题材如余艳写杨开慧烈士的《板仓绝唱》、马娜《滴血的乳汁》都激励今人勿忘本原，踵事增华，也自我证实着当下报告文学的不失优渥。

　　近年来报告文学不仅主旋律突出，在丰富性上也可圈可点。此次参评的报告文学除了重大的公共性话题、民生问题，也有许多以个人视角或者以新题材的开掘让人眼前一亮。侯珏鑫的《大师的背影》以生动的笔触写了在特殊年代他所接触的谢晋、李凖等所谓“黑帮分子”的情性。聂还贵的《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作为一篇长篇城市传记、一部历史文化报告，达到了“诗有典章，诗有雅文”的信史美文高度文体娱乐排名。解玺璋的《梁启超传(上、下)》、熊光炯的《心远——一个教育世家的百年沧桑》、张培中的《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章剑华的《承载》，以及张艳茜的《平凡世界里的路遥》、赵富海的《南丁与文学豫军》、祝勇的《的忧伤》等度、多侧面反映历史人士、知识分子，拓展了报告文学的疆域，满足了读者对报告文学多方面的需求。

　　如本文开头所言，报告文学文体在学理上和创作实践中存有争议，但这不妨碍我们谈论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首先，报告文学是一种“行走”的文学，所谓六分走、三分写、一分想。《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的作者陈启文走遍了中国七大江河水系，可谓行万里路。薛媛媛写《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一个人从湖南数度到西双版纳，深入了解寻访当年从湖南到边疆，为了国防实力种橡胶的老边疆。杜文娟六下阿里文体委员宣言，而聂还贵对大同千年历史如数家珍。许多作者是在拒绝商业化写作文体委员宣言、没有商业资助的情况下完成采访写作的。许多作品在挖掘和梳理史料的当中，倾入了自己的情感和思辨，笔墨有越轨之新。第六届参评作品有许多是小说家“串行”写的。在美国，也有人将报告文学称为“非小说虚构”。小说家的加盟使报告文学跨文体写作成为新的可能。“跨文体写作”在不违背真实的前提下，在人物形象、内心刻画等等方面保持适度的自由，使报告文学的情感力度得到加强。从而，既回答了报告文学是否还具有社会公信力，也回答了是不是文学等诘难，使人看到了它的新活力、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