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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世霖自20世纪50年始文学创作，一生笔耕不辍，尤擅长儿童朗诵诗和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终身以教师和“教师作家”为业、为荣。作为中国当代朗诵诗的奠基者和主将，他为推动少年儿童朗诵诗发展和普及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代中国，鲜有作家能像他这样，任凭世事如何变迁，任凭文学如何翻涌，都将自己一生审美姿态、文学情怀、创作精力、文学愿景投注于儿童朗诵诗的理论与创作实践中，从而为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儿童文学开拓出一块新地。他也擅长长篇历史题材文学作品和散文随笔创作，并在普及中国历史知识、历史文学理论和丰富特定年代大众读者精神生活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他在文学活动组织方面的能力和贡献也有目共睹。因此，从教学、创作到文学活动，尹世霖都是一个不容漠视的当代作家，须予以全面、深入研究。

　　尹世霖（1938—2021），祖籍日照，中国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为北京二中名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兼任北京作协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他出生于武汉，成长于青岛，立业于北京，先后在青岛市太平路小学、青岛二中初中部、北京二中高中部、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完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求学历程，后任教于北京二中。他自20 世纪50 年始文学创作，一生笔耕不辍，尤擅长儿童朗诵诗和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其中，作为中国当代朗诵诗的奠基者和主将，他先后出版《红旗一角的故事》《少年朗诵诗选》《尹世霖儿童朗诵诗选》《夏令营朗诵诗集》《中国儿歌一千首》等十几种深受小读者喜爱的朗诵诗集，为推动少年儿童朗诵诗发展和普及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也以《岳云小将真传》《文明之花五千年》《三国兴亡》等几种长篇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以及《冷眼热游大洋东》等若干散文随笔，而成为文学创作领域内的多面手。他在文学活动组织方面的能力和贡献也有目共睹。比如，在北京几次举办作家培训班并自任班主任，发现并培养了不少教育领域内的作家；和同仁策划并创办《中国校园文学》；屡屡组织并参与各种少年儿童朗诵诗活动。因此，从教学、创作到文学活动，尹世霖都是一个不容漠视的当代作家。

　　任何一位作家的身份生成、从文动机、文体诉求以及最终形成的文学样态，都与其人生历程以及以此为基础所逐渐成形的世界观和文学观息息相关。尹世霖生于较为自由、开明的士绅之家，这为其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和教育预设了充分而完备的物质基础。父亲尹昇日虽在1952 年病逝于青岛，但作为政界或军界的技术型人才和官员，他在过去几十年间，保障了包括尹世霖在内的7个儿女的正常成长。上层军官出身的尹昇日基于自身病痛（身患肋膜炎）的切身体悟及其在世时的嘱托——“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儿子世栋和世粱，都曾被占据观海二路11号大院的日本人立川家里那身强力壮的孩子欺负过。因此，除了告诫子女们要能吃苦，爱劳动和以简朴为本之外，他还不止一次的鼓励子女们锻炼身体。”——对妻子吕淑春及子女的家庭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位贤淑而开明的母亲，在此后岁月中大力鼓励和引导子女在读书求学之外多多从事文体活动，才使尹世霖在文艺和体育上的天赋得以发挥。在青岛，他较为顺利地完成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其间他特别乐于和善于参加各类文体活动：

　　小学四年级时的演出比赛和头一次登台演戏的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次登台演出，我演一个次要角色——仆人……不知怎的，那以后，我竟成了学校的“名演员”了……我在六年级，上街头演出《锯大缸》，好些青岛市民都认识了我。

　　我考上青岛最棒的青岛二中，第一次活动就是讲故事比赛。接着，我又参加了中学的剧团。不过，到了中学，我再也不演老太太了，而是演小孩、小牧童什么的。令我永生难忘的是，学校推荐我参加了青岛市孩子文工团，又随团参加了新鲜有趣的夏令营。

　　在青岛，作为青少年的尹世霖从课堂内到课堂外都接受了彼时最好的教育。在文化课之外，他经常参加演讲文体用品是什么、演戏（话剧、歌剧）等文娱活动，并通读《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小说和《小五义》《青城十九侠》等武侠小说，还痴迷讲求韵律的韵文，试写快板、快书，这些都逐渐培养了其对文学特别是朗诵诗的爱好。特别是其中的演戏活动，对其文学素养的养成尤其重要，作者曾对这一段经历总结道：

　　可不能小瞧这些活动呀！我的“艺术细胞”、“文学素养”不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吗？那些讲究音韵节奏的戏曲的词儿，不就是我最初背诵的“诗歌”吗？为什么我初中时就在自己的小本本上写下一段又一段的快板诗，难道不是受的这些有益活动的影响吗？

　　人的文学细胞、艺术细胞有的是天生的，有的却是后天培养的。肯定是我在小学、初中的文艺活动，培养了我的文学艺术细胞……我从来没读过什么《十三辙韵》《诗词韵律》的书，可是我从初中就开始爱上说快板、说快书，后来又爱上了朗诵诗。而且我从那时起就自己写快板、快书，后来又写起“诗”来。

　　通过以上描述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条因果链：父亲告诫儿女强健身体→母亲信服这种理念并以此引导子女→子女在文艺和体育方面的天赋和潜能得以发掘和表现→尹世霖在中小学期间凭借经典阅读和参加各类文体活动而初步培养起对于文学（韵文、朗诵诗）的热爱。另一条因果链是，大家族、大家庭，物质条件较好→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家庭成员多，各有所长，互为鼓励→尹世霖为“文”的素养和才华得到培养和初步表现。

　　从青岛来到北京，并考入北京二中，是其人生中的又一件大事。北京二中向来重视校园文体活动，从出墙报，举办朗诵会，到开办写作营，各种活动丰富多彩。北京二中先进的办学理念、各种社团组织，成为培育其文学天赋的丰厚沃土。关于这段求学经历，尹世霖说：

　　高中，我大胆地独自进京（当时没有户口问题），考入享誉中华的北京二中。无独有偶，进入北京二中的第一项活动又是演讲比赛。我这个一口山东腔的土包子竟获得第二名（第一名是同年级的韩少华——现在中国的著名散文家）。我刚刚摘下红领巾，就当上了少先队中队辅导员。中队活动多么需要朗诵诗呀！但是到哪里去找呢？于是，我自己写。不过，我仍然没有想到去当作家，做诗人。因为我向往的是大海，一心要考造船学院和海运学院。50 年代前期的恶劣住校生活，使我们班上40 多人中的20 多人患上了肺结核，我也位列其中，不得不在高考前3 个月改报文科。我就这样上了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

　　在自述中，他言及和韩少华同台竞技并获奖、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并创作朗诵诗，以及高考填报时弃工从文的经历，都是促使其“作家身份”最终生成的重要一环。尹世霖在二中求学期间，潘逊皋先生别具一格的深谙文学之道的语文课，同年级同学韩少华以及往届学兄从维熙、“神童作家”刘绍棠无形中所给予的文学启蒙，以及在参加北京市青年文学晚会时结识阮章竞、袁鹰、郭小川等大诗人所引发的对于成为一名作家或诗人的美好愿景，诸如此类带有鲜明文学氛围的校内外活动，对他由文学爱好者向作家转型作了良好的铺垫。更关键的是，兼任少先队辅导员并不断自写各类风格的朗诵诗，以及主持“文艺宣传队”、创立“诗歌创作组”、组织“北京二中影视小组”等社团，更使其在接近“诗人”身份与气质方面向前进了一步。虽然二中求学时期以及进入北京师范学院时期的尹世霖，并没有明确把作家作为自己的身份和志业，但他所热衷和努力实践的活动无不时时、处处与文学或文学活动密切关联——从把从维熙、刘绍棠、韩少华等二中才俊当作自己钦慕和学习的楷模，到自己亲自创作各种朗诵诗以供朗诵活动需要，再到因病不得不弃工从文并进入大学历史系学习，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自觉或半自觉的从文之路。这位酷爱朗诵诗、追慕诗人情怀的“准大学生”发表第一达96 行的儿童朗诵诗《夜空飞游记》时，就初步展露出由文学爱好者向作家转型的苗头。他说：“我当时还没想到，《辅导员》杂志发表的作和北京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作一名‘双重园丁’，既是一位教书育人的教师，又是一位向孩子提供优秀精神食粮的儿童文学作家。”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教师和“教师作家”的身份、志业虽然在他的脑海中仍然是一个模糊性的存在，但“儿童文学作家”的自我认知及其形象建构已开始潜滋暗长。这一身份的萌芽以及灵光乍现，在其一生为文之路上，恰似一个路标，始终指引其排除万难而一往无前。

　　考察尹世霖的作家之路，他最初是在不断实践中找到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即出于对演戏、演讲的体悟，配合各种校内外文体活动而创作朗诵诗，因为长期受到文学才俊或前辈的文学熏陶，而逐渐生成一种由外到内式的自我观照和形塑的演进模式。这一生发过程不可谓不长，它起于青岛中小学时期的典籍阅读和登台演剧，酝酿于北京二中时的朗诵诗试写和文学氛围，萌发于高中毕业后的第一诗发表与自我期许，然后经过大学四年以及重回二中从教时期的多年沉淀、淬炼，才在1972年因儿童朗诵诗《红旗一角的故事》发表并被屡屡搬上朗诵诗的大舞台，而终于在当代文坛确立了其优秀诗人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在笔者看来，尹世霖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被同行和读者广为熟知，并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产生实质性影响，应是奠定于1970年代初期。然后，尤须强调的是，他依然是在“十七年”文学时期成长并受其影响的一代作家，也是链接“十七年”和“”儿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其意义就在于，经过十多年的经验摸索和文体历练，冲破种种意识形态的拘囿，而以《夜空飞游记》和《红旗一角的故事》而建立起作为一名“诗人”的形象，也正见证和反映了一位作家与时代既合拍又背离的发展之路。因此，尹世霖及其诗歌在新时期以前所走过的历程，既是一种文学（儿童朗诵诗）归向本体的自律发展之途，也是一种涵纳着历史风云的镜鉴之路。

　　尹世霖一生笔耕不辍文体用品是什么，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22年年底，他至少出版了78种各类著作。如此高产，当然与其拥有健康的身体、自觉的奉献精神和非凡的文学智慧紧密相关。自1957年8月发表作以来，尹世霖在文学之路上，将文学创作、教育教学、个体生活聚为一体，使其彼此关涉、生发、升华，从而成就了这位“教师作家”的非凡成就。文学作为一种生活、志业直至其生命终点才止息。他的文学创作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一）儿童朗诵诗 这是最能彰显其文学成就和地位的门类。他一生致力于为低幼儿、幼儿、儿童、少年等各年龄段的孩子创作朗诵诗，先后出版了20 多种朗诵诗集。这些诗歌因在内容、主题、韵律、意境、意象及艺术形式建构上的别出心裁、雅俗共赏而自成一脉，一直以来备受读者（各年龄阶段孩子）喜爱。其诗歌不仅在班级、校园、校外夏令营、城市广场等场所的各类活动中被广为朗诵，还屡屡被改编为广播剧、艺术片、音乐剧，或制成录音带而在广播台和电视台播出。从现场活动，到被拍成艺术片，再到被制作成唱片、录音带，尹世霖及其朗诵诗借助各种媒体或平台文体有哪几种小说，得到广泛传播。无论是儿歌、童话诗、谜语歌、歌谣、植物诗、花儿诗、童话寓言诗，海滨、生物（林学）、地质旅行、天文、测绘、海洋、水利等夏令营朗诵诗，还是《船长》等长篇叙事诗，都可展现其诗歌在题材和内容上的广博、主题和文体上的丰赡。尹世霖及其朗诵诗，从创作、出版到教育，都是一个他人所无可取代的独立品牌。

　　（二）历史读本和历史文学 因大学所学为历史专业，后又长期担任历史老师，尹世霖必然在创作中关注历史。作为中学历史教育界的名师，他先后编写《中国近代史自学读本》《中国历史学习手册》《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历史学习手册》等发行量几万乃至十几万册的历史辅导读物。在20 世纪十年代，尹世霖凭借其在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界的名师地位及效应，独自主编或与其同样是历史专业的妻子赵贵玉合编的诸种历史读物，对于面向各级学生及历史爱好者普及历史知识、辅助历史教学，都作出了不小贡献。更重要的是，作为教师作家，他先后创作《三国兴亡》《岳云小将真传》等长篇历史小说，编写《帝王的故事》《神童的故事》《包青天的故事》《中国名人童年故事》《中华人物故事全书》《历代少年精英画传全书》等普及性历史故事书。这些专注普及历史知识的辅导读物，或者集历史知识与文学趣味于一体的历史文学作品，比较充分地展现出尹世霖作为“教师作家”的史责、史识、史思、史情。其历史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质有三。第一，以小说方式写历史，以实现文学与史学的科学结合，即他所说：“时间、地点、主要人名，全是真的”；“素材一律取之严肃的史书”，同时，他也注意“观点新”“全景式”（不光写军事、斗争）、“重事实”，以使读者在乐于阅读的同时，获取真实可信的历史知识。第二，突出文学性，尤其善于通过对话和设置场景，生动呈现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原貌。第三，将历史故事化，将历史人物形象化，并将历史知识灌注于其中，使其历史文学拥有了雅俗共赏、寓教于乐、中外皆宜的接受与传播效应。他的历史文学或历史人物故事可单篇发，可专栏发（多在《少年文学报》《初中生周报》《小葵花》等报刊上连载），亦可以文丛方式出版，在小读者群中有着较为广泛的传播面。其影响不仅在国内，亦波及国外。比如，1992年，美国《世界日报（华文版）》邀请尹世霖写了近5年的专栏文章，即在该报“儿童世界”专版连载其《中国少年英雄》，每月刊发2—3 篇稿件；他还为马来西亚编写了一套《包青天的故事》（共3本），主编了一套《马来西亚小学道德参考读物》（一至六年级，每年级一本）。这两个事例可表明，尹世霖及其历史文学书写也为普及中华英雄人物形象、传播中华文化精神，作出了独到贡献。

　　（三）散文与随笔 首先，他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多为教学教育随笔（比如《我再也不敢拍着胸脯说……》《教师的面子》《教师光荣的背后》），或人物印象记（比如《莫说教师多凡品》《鲜为人知的艾青轶事——献给艾青先生辞世十周年》），或紧贴时事的时评与杂感（比如《和文学》《〈义务教育法〉太及时了——与中学生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或记录日常生活和抒怀性的小散文（比如《青春常绿》《老将新兵常德行》《听听女儿的几句话》）……这些文章后结集成《教师光荣——尹世霖五十年教育文存》一书并由接力出版社于2007年4月出版。这些文章被分别归入“德智体美”“二中钩沉”“杏坛之光”栏目内，足可见出其在题材、内容、主题上与尹世霖作为“教师作家”的身份、视域和经验的一致性。其次，《冷眼热游大洋东》是一部记录美国之行的游记散文著作集。这部散文集共包括8个栏目：“归去来兮”（9篇）、“水色山光”（20篇）、“社会多棱”（15篇）、“人物剪影”（13 篇）、“衣食住行”（13 篇）、“洛城四季”（8 篇）、“佳节吉日”（18 篇）、“文体之花”（11 篇）。作者将述行、纪事、写景、摹物、随想和文化关怀融为一体，并以“冷眼”视之，从而客观、冷静地将这次美国之行予以全景呈现。其中，以自己的切身经历说事、析理，或者采用对比视角，揭示中美文化差异，从而给读者以某种深刻启迪，成为作者在这部散文中所侧重表达的主题向度。另外，这部散文集以游记方式介绍美国之行，以朴素文笔素描异域风景，以文明互鉴心态置入文化反思，为中国读者认识美国文化、感知中西差异提供了较为新颖的视域和典型的素材。

　　（四）文论 他的文论不是那种严谨的专业论文，而是带有突出的散体文写作的特质。他的文论作品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关于朗诵诗的评论或理论探讨，比如，《童诗要让孩子喜欢》《我写儿童朗诵诗的体会》《朗诵诗和诗朗诵》等都是探讨朗诵诗理论和实践经验的代表作，他言情析理，将自己所想娓娓道来，带有十足的娓语体风格；另一类是关于教育教学、历史的文论，比如，《编好中学历史课本》《韵文识字、诗教和语文教育——在21世纪中小学语文教育座谈会上的大会发言》，这类文论文风朴实，论述及物，通俗易懂。这两类都是服务于诗歌创作和教育教学的带有经验总结性的文论，比较充分地展现出作者诗观、历史观、教育观。

　　上述四类作品贯穿于尹世霖生命始终。儿童朗诵诗和历史文学创作是尹世霖文学志业的主攻方向。在其一生中，诗歌、历史文学、散文随笔、文论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生命体悟和文类诉求。他不断在纯文学与俗文学之间转换，并以创作儿童朗诵诗和历史文学为主线，以创作散文、随笔和文论为辅线，以编写各类通俗故事、辅导读物为补充，从而形成了其带有突出应用性、教育型的为文之路。

　　“教师作家”是尹世霖对自己身份和志业的期许，他将之全力贯彻于文学创作和文学实践活动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虽然以教师身份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并不鲜见，比如，朱自清、丰子恺、叶圣陶、夏丏尊、曹文轩、余一鸣等曾身兼教师与作家两种身份，并创作出了不少以教育为背景或题材的经典之作，但像尹世霖这种自始至终将教师和作家两种身份合二为一，将儿童文学创作和教育教学关联一起，并将为儿童写诗、写故事、出精品（“我的上帝在中国，他们是海峡两岸的中国少年儿童！”）的宏愿不折不扣执行至生命终点的“教师作家”并不多见。他创作朗诵诗、短篇历史故事和长篇历史小说的愿景主要面向小读者，端正、通俗、有趣成为其竭力追求的文本品格，特别是知识性、趣味性与文学性的结合，常使其能够切合和满足少年儿童心理、接受习惯的内在需求。在当代幼儿及少年儿童读物中，他的儿童朗诵诗之所以拥有这么庞大的受众群体，并被各大出版商所反复出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结束后，中国进入“新时期”。层面上的拨乱反正，经济上的改革开放，文化上的中西交融，都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由、开放、多元的发展空间。各类文学流派、此起彼伏，文学社团与民刊遍布各大高校，各类作家和名作纷纷面世，从而生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黄金时代。置身于这种文化语境中的尹世霖，借助北京二中和北京作家协会这两个平台，以新时期儿童文学（朗诵诗）为阵地，逐渐由边缘进驻到中国新时期文学现场的中心地带。这个地带不是那种经由精英作家借助“三个崛起”“朦胧诗潮”“先锋小说”“新写实”等显赫所建立起来的上层空间，而是借助教师和教师作家在文学上的自觉自为、校园文学的勃兴而逐渐衍生出的一个相对独立但与“上层”并列存在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尹世霖是一位冲锋陷阵、引领潮流的开拓者。他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活动家，在文学流派、社团、期刊、培训班的阐释、组织和运作方面，做出了不可低估的文学贡献。

　　首先，他是“北京二中作家群”的命名者、阐释者。作为二中作家群中的一员，他率先提出这一说法并从其内涵与外延角度予以详细梳理、阐释、建构，从而确证其在北京新时期文学流派史上的重要地位。根据原北京二中校长梁新儒的说法——“‘北京二中作家群’是世霖在二中的一次讲座中最早提出的”——可推知，这一命名的提出时间肯定在1998 年以前。其实，自20 世纪80 年代，他就在《从刘绍棠到韩晓征》《文学新星在闪耀》等文章中次第介绍和阐释从二中走出去的文学名家。到90年代即常以“群”论之：

　　北京二中被誉为“作家摇篮”，如果说从维熙、刘绍棠、韩少华、舒乙、李洪洲、孙武臣、李冠军、关登瀛以及本是建国早期新中国如日初升时期“出身”于二中的作家的话，那么，即使在十年期间毕业的学生中，也涌现了作家兼记者的刘霆昭、刘厘华、陈维伟、李培禹、杨大明、刘庭华、施亮等，他们既是各自报刊的“笔杆子”文体有哪几种小说，又是全国或市作家协会会员，至于“”以后二中培养的小作家，更是接连不断：韩晓征、刘慧军、王蕤、朱佤佤、许言、张悦悦……社会上把二中说成是作家摇篮并不为过！

　　很多当代作家的成长都与高校教育经历密不可分，比如，张炜与烟台师专（鲁东大学）、毕淑敏与临沂师专（临沂大学），李洱与华东师大、海子与北京大学，等等，但与高中教育发生实质关联者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来说，关于“作家摇篮”和“北京二中作家群”的命名，以及主编《作家摇篮——文学之星从这里升空》一书，不仅对开掘、宣扬北京二中与作家的关系以及源远流长的校史精神作出了贡献，还对于促进从维熙、刘绍棠等作家研究以及阐释现代教育与文学内在关系，提供了新视角、新材料、新样本。从主流文学史层面上来看，“北京二中作家群”与代表新时期文学创作成就之一的“乡土小说”（代表作家：刘绍棠）、“大墙文学”（代表作家：从维熙）、儿童朗诵诗（代表作家：尹世霖），在作家谱系和精神渊源方面有着不可被忽略的内在关联性；从作家个体成长角度来分析，北京二中的之风、名校传统、教育思想对刘绍棠、从维熙、尹世霖等新时期著名作家文学素养、思想和风格的影响，也都是各个有别，因而也是需要一个个须区别对待的课题。比如，韩少华及其散文与北京二中语文教育教学存在何种关联，刘绍棠及其早期小说与二中语文名师潘逊皋有着怎样的内生关系，尹世霖及其朗诵诗与二中校园文化如何在主题和修辞上发生互动式效应，等等，都是“作家论”书写中所不能忽略的领域或命题。总之，作为这一作家群的最早提出者、建构者，尹世霖功不可没。

　　第二，他是《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的重要创刊者。该杂志虽然是尹世霖与黄世衡、夏有志等人共同发起，但申请书号、编务等一系列活动都是由他主持或操办。事实上，尹世霖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中国校园文学》的刊号，是我‘跑’下来的；挂靠单位，是我联系的；编辑部用房及全套设备，是由我所在的北京二中免费提供的；印刷、装订则由我的家乡日照市印刷厂接手；就连发行人员，也是我从北京二中‘借来’的。为了刊物的诞生文体名词解释，我的确付出了艰辛努力。”由原北京二中提供场所和启动资金，1989年5月，被誉为“中国校园写作第一刊”的《中国校园文学》第1辑以丛书形式由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关于第一辑的参与者，尹世霖亦有清晰记忆：“第一辑《春潮》扉页注明主编（袁世衡），副主编（尹世霖、夏有志），顾问（韩作黎、刘国正）文体用品是什么，以及挂名的编委18 人。尾页注明《春潮》由山东日照市印刷所印刷，中国校园文学丛书处发行。但是，书上未能注明的编辑部七君子——除正副主编外，还有编辑（郭洪波、于玉珍），发行（赵宏升），财会（樊俊英）。” 1980 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各种流派、、作家层出不穷，各种官办、民办刊物接连出现，共同推动了新时期文学大发展。尹世霖是新时期儿童文学领域内朗诵诗的奠基者，也是儿童文学期刊阵地建设中的主将。在创刊过程中，他几乎不要任何金钱和物质上的回报，而只以责任和事业为重，为中国校园和当代儿童文学争得了一块宝贵的文学园地。2000年后，《中国校园文学》主管单位由教育部移交中国作家协会，到今天已成为全国性的大刊、名刊。它主打“校园文学”旗号，读者遍布中国校园，一直是教师作家发表文学作品的主阵地，也是促进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总之，以尹世霖为核心和主将的开创者的贡献，亦当被铭记。然而现实是，今天的读者（包括绝大部分文界人士）知道此事者已寥寥无几了。

　　第三，他策划和举办了儿童文学作家班。尹世霖在担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期间，策划并创办了“北京市中小幼教儿童文学作家班”（1990 年12 月2 日—1990 年2 月1 日）。这期由尹世霖担任班主任、吸纳150 位学员（由北京教师和部分高校大学生组成）参加的儿童文学作家班，邀请曹文轩、樊发稼、金波、郑渊洁、张之路等儿童文学作家或评论家担任授课教师，在举办方式、培训对象、讲课内容都做了有益探索和实践。邀请教师行业内的作家（主要是儿童文学作家）为教师行业的学员授课，以及以举办作家班方式寻找和培养教师作家的行动，都具有十足的开创性。不仅如此，尹世霖还在此基础上举办“作家提高班”，即从首期学员中选出20名优秀学员，邀请陈建功、吴苏阳、毕淑敏等著名作家、教授授课，为优秀作家的快速成长施予一臂之力。尽心呵护，辛勤培育，终于结成硕果，据曾为当年培训班学员之一的黄喆生统计：“进入21世纪以来，有近10位学员因创作成绩显著，当上了名副其实的教师作家。其中，有1位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7位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会员。这些学员的作品有的荣获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有的荣获了冰心儿童图书奖，有获文化部蒲公英奖。”这些学员成为“教师作家”并取得不俗成就，若追溯源，当然都与尹世霖及其所操办的作家班，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

　　第四，他也是新时期儿童文学的反思者和建设者。儿童文学作为一种以少年、儿童和婴幼儿为主体受众的文学门类，在理论、创作、出版和阅读方面都有其相对独立而特殊的文类属性。古今中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在帮助儿童释读历史、感知时代、增长知识、开发心智、补益生活方面，展现了文学无可取代的艺术品质。然而，长期以来，理论与创作的滞后，特别是儿童文学精品的困乏，使得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存在诸多误区，比如，过分“化”（背离儿童本体）、抽象的说教气、严重的类型化或概念化、农村题材的荒芜、对“美的规律”及其图景的创造力严重不足，等等。对尹世霖而言，他的观照点有二：对儿歌、童诗接受语境始终保有警惕；对儿童朗诵诗题材、类型和教育投入精力和心血。实际上，这是两个互为映照、互为补充的命题：他对儿童诗歌远离本体的创作倾向的警惕，以及对诸如“灰色儿歌”——一种“在小学生和中学生中流传的内容灰色文体有哪几种小说、形式简短、语言俚俗的歌谣，大多出自经过改写后的流行歌曲、老童谣和古诗词”——大流行现象的辩证思考，衍生出对于后者的努力实践，即：一方面，他调整创作方向，适当减少少年朗诵诗的创作量，而加强对童诗、幼诗、低幼儿诗等短诗创作理论或规律的探索与实践，并努力开拓新题材、新领域（比如他的“四季之诗”“百花谣”“新农村诗”），以弥补在朗诵诗创作领域内所存在的诸多短板或空白；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主编各种中国经典儿歌、童谣、童诗等文丛方式，以配合当前创作或弥补儿童诗歌精品的不足，比如，他编选的“哆来咪童诗九家”“大苹果”丛书、《传统童谣新编》，以及出版的个人诗集《金色童谣——尹世霖儿歌童诗精选》，都是他为改变这种境况而做出的努力。这是编选者与出版商共同推动的结果，当然，对尹世霖而言，也是争夺话语权、培育理想读者、引领儿童文学出版新风尚的举措。

　　正如鲁迅、茅盾、巴金等众多新文学作家在创作之外也是著名的文学活动家、出版家一样，尹世霖也兼有多重身份。建构和推介“北京二中作家群”，创办并运作《中国校园文学》（丛书），举办北京儿童文学作家培训班，以及为扶正儿童文学生态（把“灰色儿歌”染绿）而作出的出版行动，是尹世霖在文学活动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四大“业绩”。他在文学活动上的天赋、能力及其成就，可以成为解读新时期文学社团、文学和出版生态的样本。

　　高中毕业那一年公开发表的长达96行的《夜空飞游记》虽然被标注为“儿童朗诵诗”，但尹世霖对这种文类的认知与理解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未自觉上升到文体意识层面。即使在1970 年代，《红旗一角的故事》在国内“爆红”，他对“儿童朗诵诗”的文体认知也依然停留于感性领域或非系统性的经验层面。然而，他的儿童朗诵诗创作在跨越从“十七年”到“”20 多年的创作历程中，也沉淀下了丰富的创作经验。这也就是为什么一进入1980年代，其朗诵诗创作与理论出现相向而生、“比翼齐飞”的局面。几乎与“归来诗人群”“朦胧诗”“第三代诗歌”等新诗主潮同步，尹世霖也在1980 年代前半期完成了关于“儿童朗诵诗”文体理论及其形式特征的系统阐述。创作与理论（文体）彼此映照，相互支持，标志着“儿童朗诵诗”这种新诗门类，已在新时期文学史上“落地生根”。在此过程中，尤须强调的是，这是尹世霖以一己之力引入中国新诗现场的新文类。何谓“少年儿童朗诵诗”？尹世霖曾有个界定：“第一是诗，而且是美好的诗；第二是为少年儿童写的诗；第三是适合朗诵的诗；三条加在一起，正是‘少年儿童朗诵诗’。”这个定义可简洁概括为一句话：为少年儿童写的、适合朗诵的、美好的且具备诗歌本体特征的诗即为“儿童朗诵诗”。实际上，早在1983 年，他就撰文从内涵、特征、功能等几方面界定和阐释这一概念。

　　这是一篇阐述“儿童朗诵诗”本体内涵、文体特质及其功能的重要文章，它不仅是对其此前20多年创作经验的理论总结，也基本奠定了此后作者对这种文学样式的文体认知。三年后（1986年），在此基础上，他又在一篇论文中作了系统论述：

　　一、要有“诗歌的特点”，有诗歌的共同特性，不要以为朗诵诗可以依靠豪迈的语言、慷慨的句子来打动人。相反，它首先要靠诗的意境、诗的来感染听众。儿童朗诵诗首先是诗，应该是一首有诗意、有诗情的好诗；它同样忌讳那种标语口号、术语式的浅薄说教。

　　二、要有“朗诵诗”的特点，这点不同于一些只能供人案头阅读的诗。案头诗有些可以写得晦涩一些，更朦胧一些，读者可以在消解时停下来。掩卷沉思。而朗诵诗则不可以，因为它要由朗诵者在台上一诵而过，立即接入下一句或下一节。因此，朗诵诗要求写得相对明快、通畅、易懂，同时更注意音韵、节奏，读起来应该是朗朗上口、娓娓动听，富有音乐美。

　　三、要有“儿童诗”的特点，这点不同于一些供阅读和朗诵的诗。因为儿童朗诵诗的对象主要是少年儿童：听众是少年儿童，大多数朗诵者也是少年儿童（个别第三人称的诗可以由朗诵，如《明天，红领巾飘扬在胸前》）。儿童朗诵诗不宜太长，一般供个人朗诵的诗以四、五十行为宜；集体朗诵的诗可以稍长些。诗中最好有鲜明的“形象”，以便吸引活泼好动的孩子。能不能吸引住孩子，这是对诗本身和对朗诵者的双重考验文体方面包括哪些。

　　由上可以看出，他在1980 年代就已基本奠定其一生关于“儿童朗诵诗”内涵、外延及其艺术特质的整体认知。所不同在于，他又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细分、细化，即从“儿童朗诵诗”概念范畴中又细分出如下三种：幼儿（包括低幼儿）朗诵诗；儿童朗诵诗（写给小学中高年级孩子）；少年朗诵诗。

　　适合朗诵并通过视听系统最终生成“诗意”，从而完成对于一首诗的接受过程，是儿童朗诵诗的另一主要特征。如何确保适合朗诵，他说：“一是明快，句子简明、通畅，易于理解；二是尽量合辙押韵，诵来上口（但不能因韵害词）；三是把握诗的节奏，使其富有音乐美。”在这段话中，前两条是对作者及其文本而言，第三条是对朗读者而言。因此，任何一首儿童朗诵诗，都须经过作者和朗诵者的双重创造，方能完成接受过程。在此，作为儿童朗诵诗“四要素”的作者、朗诵者、听众、环境（三者共存的时空）既彼此影响、相互制约，又须形成合力、止于一点。不仅如此，他对作为不可或缺环节的“朗诵”也有理论论述。他从“理解作品”“熟练”“字音”“重音”“语调”“节奏”“神眼”“姿势”“手势”共九方面，对“怎样才能朗诵得好”作了全面、系统论述。

　　目前，尹世霖可能是国内唯一一个对儿童朗诵诗朗诵者诸要素作系统理论建构的诗人。在上述论述中，合体说与视像理论都是尹世霖的独创：“合体说”也即“复数作者”（或者“书面原创者+N位朗诵者”，N≥1）模式，由于朗诵者是“复数作者”中的最大“变量”，因此，任何一首儿童朗诵诗最终生成的效果都各各不一；以朗诵者为视点所生成的“视像”，与书面文本所生成的“意象”，彼此间的叠合及共生图像也呈现无可计数的可能性。这种带有经验与实战性的理论探索，也颇能彰显其为儿童文学所作出的重要而独特的文学贡献。

　　综上，尹世霖的诗歌理论贡献，主要有：一、创生新诗体。他充分继承汉语文学中韵文传统，借鉴、吸纳古今儿歌、童谣、童诗中可视可听的艺术经验，经过长时期的理论探索和文学实践，创生出了一种适合各种场合的既可“写”又可“说”的儿童诗歌，从而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提供了新样式。不同于一般的儿童诗歌——专于“写”（书面写作）而弱化或完全忽略“声音”的童诗，儿童朗诵诗是将“写”与“说”合为一体而生成的一种新诗样式；不同于古代儿歌、歌谣、童诗，它是由当代诗人创作出的专门符合当代儿童成长规律、阅读趣味和接受习惯的朗诵诗。或者说，它是指根据各年龄段儿童接受规律而创造出的一种努力在声音系统和语言符号之间互相消解理解障碍、声音与语义合一的现代新诗样式。二、建构儿童朗诵诗的本体理论。重视并探寻声音与汉语符号的即时表现功能、效果，从而将过去单纯追求“语言本位”的童诗转为“声音”与语言并重的“双本位”朗诵诗，是其在理论与形态上的一大创造。所谓“奠基者”，即他是从理论到实践（创作）都形成自己独有体系的建构者。

　　尹世霖在中学时期长期写作各类演讲和朗诵性质的短小韵文，这为他此后从事儿童朗诵诗写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他在大学毕业后又回母校担任历史教员，虽也遭受历次运动的冲击，但因在写、编、演、导等方面的天赋和才华，他一直未曾远离文艺活动。始于本能的文学执念、长期业余写作的磨炼，以及切近时代的省思，最终在文学上有所回报——这就是他在1957 年发表的长达96 行的诗歌《夜空飞游记》和1973 年出版的诗集《红旗一角的故事》。《红旗一角的故事》共收《迎着太阳上学校》《书包的秘密》《雷锋叔叔的画像》《两个“战士”》《运动会上》等11 首诗。其中，《书包的秘密》《红旗一角的故事》广为传播。在“”时期，尹世霖也是少数能在官办正刊上发表诗歌的诗人。紧贴主流意识，以话语推动诗意流动，是该时期其朗诵诗占据主流和主调的主题向度。这种倾向在“”结束后的几年内，依然如故。他的有些作品因过于接近主流，有着浓重的概念化弊端。比如，在《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在批判“两个估计”会上的发言》（《人民教育》1977 年第3 期）中，诸如“毛主席光辉的教育思想，/照耀着前进的航线”“感谢您啊，华主席，/再次为我们拨开乌云见青天”一类的诗句，基本就是彼时对主流意识的图解。这类诗歌当非优秀之作。但不管如何，《夜空飞游记》和《红旗一角的故事》都是他以“教师作家”身份创作和发表的早期儿童朗诵诗的代表作。他也因之而被广大师生和读者所广为熟知。其中，《夜空飞游记》（1957年）讴歌祖国社会经济建设新成就，《红旗一角的故事》（1972年）缅怀和歌颂为新中国现身的烈士，《“中华”——一个线 年）呼唤科学并为知识分子发声，《这样爱我们的祖国》（1985 年）言说如何爱国，这些诗作可以看出，及时感知、记录或表达时代主潮，以及践行“介入”或“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一直是尹世霖及其儿童朗诵诗所一以贯之的表达向度。这类诗歌被屡屡搬上舞台，改编成情景剧，或常在校园、班级活动中被广为朗诵，儿童朗诵诗所承载的爱国教育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尹世霖的儿童朗诵诗在新时期走向成熟并在创作上呈现“井喷”态势。进入80年代，几乎与国家“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潮同步推进，尹世霖连续推出《少年儿童朗诵诗选》（1982 年3 月）、《幼儿朗诵诗选》（1984 年8 月）、《尹世霖儿童朗诵诗选》（1985 年1 月）、《夏令营朗诵诗集》（1985年4月）、《金色的童年》（童诗艺术片，1985年5月）、《节日集会朗诵诗选》（1987年8月）、《校园朗诵诗选》（1989 年9 月），标志着一种首先专注于创造和谐优美音韵体系和自由明朗节奏，同时也依靠朗读者发声、加工和传递诗意的较为成熟的童诗样式的生成。其中，《尹世霖儿童朗诵诗选》作为尹世霖代表作，收入自1957年以来40首在内容文体名词解释、思想和艺术上俱佳的儿童朗诵诗。初版本卷首有艾青题字“让诗长上翅膀飞向四面八方”，卷末有《收获诗的明天（代跋）》。内分“热爱祖国”（7首）、“校园新歌”（8首）、“体育健儿”（5首）、“雷锋精神”（6首）、“科学少年”（6首）、“星星火炬”（8首）。总体来看，其艺术特色主要有：题材广泛；笔调活泼；形象鲜明；讲求音韵、节奏；具有鲜明、浓厚的教育色彩。这40首诗歌为研究其自1957年以来儿童朗诵诗思想内容及艺术特色提供了典型文本。

　　进入90年代，他又有《童线月）、《小朋友朗诵诗》（1991年6月）、《金翅膀——尹世霖儿童诗歌专辑》（录音带，1992 年）、《船长》（长诗，2000 行，1992 年3 月）、《童线 月）、《智慧儿歌》（1995 年12 月）等朗诵诗集的出版文体有哪几种小说。如果说1985 年（共有3 部诗集出版）标志着尹世霖儿童朗诵诗创作第一个高峰的降临，那么，待至1996年，大型诗歌总集《让诗长上翅膀》（收诗376 首）的出版，则标志着其创作迎来第二次创作高峰。进入21 世纪，第一个10 年以2005 年为界，在此后5 年内有10 部诗集面世，可看作是他的第三次创作高峰；第二个10 年，除陆续推出几部新诗集外，他依靠大型丛书的编选，依然保持着相当可观的出版量。这种态势一直到其离世的2021年才戛然而止。在其人生的最后十多年间，他的创作有如下几个转向：诗句变短，诗歌变小；侧重为幼儿、低幼儿朗诵诗写作；创作与编选同步推进；在内容、风格、句式等方面切近儿童本体。尹世霖以一己之力，在过去几十年间持续创作，不断推新，且以出现三次创作高峰的创作成绩，显示了其在当代儿童文学领域内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其创作时间之长、诗集数量之多、所涉题材之广均创造了新历史。

　　尹世霖的儿童朗诵诗写作有着清晰的读者定位，针对不同年龄层次，其诗歌在内容、句式、韵律、节奏等方面都会呈现不同风景。其中，针对幼儿、儿童的诗歌多为短诗，有鲜明形象，韵律和节奏感强，读来朗朗上口，易记易诵。《花儿的诗》（8 首）、《童线 首）、《植物的诗》（15 首）、《谜语歌》（25首）等组诗可为代表作。这类诗歌也是尹世霖诗歌探索与实践的艺术结晶，即有感于对那种标语化、术语式等浅薄说教风的不满，转而追求切合儿童本位的以优美形象和丰富诗意感染人的创作风尚。这类短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归向“诗本体”的艺术建构，一改此前那种单靠强大外力或强势修辞推动的非本体模式。形式即内容，内容即形式，这种艺术辩证法在尹世霖1980年短诗创作中即已得到充分体现，真正实现了他所谓“首先是诗，是好诗”的文体愿景。比如：

　　蓝湛湛的天上飞着白云，/白云呀揪住了孩子的心。/它变成了一盘莲花，/孩子想把花儿献给母亲；/它又变成了一匹大马，/孩子想骑上马儿征服星辰。

　　云和雨本是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但在作者艺术想象和营构下，由“云”联想到“一盘莲花”“一匹大马”，进而由此分别引出“孩子”与“母亲”（母爱）、孩子与“时空体”（绮丽想象）之间的意蕴指涉关系。在此，真纯的童心、自由的联想共同指向美或美好，非常感染人。而对于雨，也是借助于文学想象，营构出一幅虚实交融、柔美纯粹的田野风景画。在此，自然界的雨声、田野里的丰收、一年中的四季更替，以及蕴含于其中的大地之妙，都在作者修辞“装饰”——拟人化笔法、纯化策略和“楼梯式”诗歌形式——下呈现为一种美的画面和境界。这类诗歌虽短，但诗意与诗情特入心。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特别善于在短短的几句诗中，三言两语烘托一种意境，或者建构一个有意味的“形象”（意象），并以此为中心，表达一种情感或指涉一种意蕴。比如《吊兰》：“花草向天长，/吊兰往下吊。/他说大地是母亲，/一心向着娘怀抱。”前两句平淡无奇，只不过是在言说一种植物生长习性，但后两句非同寻常：将吊兰生长习性，指向对母亲与母爱的表达。吊兰的生长方向，朝向大地，而大地与母亲存在天然的互指互涉的象征关系，所以，吊兰向下生长，也就被转化为另一种动机：“一心向着娘怀抱！”在此，由实入虚，并由“虚”传递转喻义，进而迸发出诗意。吊兰向下生长的姿态，指涉一种母爱——书写母亲，表达母爱，方式方法无可计数，所达成的文学效果也异彩纷呈——这种想象与表达是诗人尹世霖的独有创造。从物象到意象，从事理到情理，一切隐喻、象征及其转换都无懈可击！

　　他的诗歌从不避诸如家国、母爱、美善、理想、科学、大自然之类的常见教育主题，也常注意对于说理、明理的表达；为特定节日、班级活动或校外夏令营创作的各类朗诵诗，也大都注重渲染氛围，凸显主题，升华意识，且极具鼓动性。也就是说，尹世霖的儿童朗诵诗写作，将教育功能置于首要位置。但不管表达何种理念，大都不是那种直接图解或硬性灌输，而总是借助优美形象或和谐意境的营构，让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比如：

　　《月亮》上下两节都有“理”的渗入，但“讲道理”——什么样的人或物值得爱——都是寓理于形象中；《银杏古树》中的这一节将“银杏古树”与“中华民族”“我们”与“白果”的关系作了转喻，意在表达一种稍显抽象的时空认知观；《山和孩子们的对话》通过一老一小对话关系，由实入虚，阐释和宣扬某种“美的本质”。这三首诗都是通过优美形象及其关系的生动建构，继而表达某种“理”，但“理”的生成与传达都非直说，而是潜移默化的潜入、显意。无论书面文本还是视听系统，都是优美形象及内生关系占据“主体”，而非抽象的理念“喧宾夺主”。

　　尹世霖也时常针砭时弊或介入对不良社会现象的思考或批判。这充分表征出一位诗人在处理自我与生活、自我与时代时所秉持的审慎观察、独立思考和勇于介入的文人知识分子精神。这也是尹世霖自以《夜空飞游记》和《红旗一角的故事》感知、介入和言说宏大时代主潮并产生广泛影响以来，所一向延续和秉承的介入时代、瞩目众生、高扬“大我”的诗人精神传统在新时期的一种自然延续和表现。比如：

　　第一遇事先瞪眼，/样子活像马王爷；/第二开口嗓门儿大，/脏话像污水往外泻；/第三最爱晃着走，/横着肩膀、下巴噘。

　　这三首诗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指涉意义：因对毫无立场与人格，或者趋炎附势之人的厌恶而写《一条狗》——“狗”的两次本能反映，多么讽刺啊！因对“独生子”教育问题有所担忧而作《独苗苗》——“我”对成长经历的言说，难道不让人警醒吗？因关注校园中“问题少年”而作《小庞》——这位叫“小庞”少年难道不是你我眼前的某位吗？

　　儿童朗诵诗最终要借助视听系统得以达成诗意、诗情的传达和接受，因而其在理念、结构、诗形、音韵、用词、用语等诸多方面，都有别于传统的诗歌写作。诗人的书写系统与朗读者的发音系统，必须在高度融合、彼此依持、互为生发基础上，才能成就一首好诗的最终生成。这种瞬间传达、即时理解、同场共情的运作逻辑、规律，必然事先深刻影响着诗人的构思与创作。语言上过于晦涩，主题上过于烦难，结构上过于复杂，思想表达过于抽象，都是不合适的。一切都须简单、平易、生动，语言自然、流畅，尤其注重于节奏感和韵律体系的造设。诗歌语言以及朗诵者以此为本所发出的话语，也都须瞬间转化为某种形象或画面，以利于听众瞬时接受和理解。为了遵循这种规律和生成这种效果，尹世霖在结构、节奏、音韵或修辞上做了诸多有益探索与实践。还是以《一条狗》为例，对之略作说明。这首诗分上下两节，每节都开头两句都是“邻居有条狗，/见人汪汪吼”，最后两句都是“哎呦呦，/到底是条狗”。这就在结构上形成了一种有规律的循环复沓模式；“狗”作为核心形象，有声音（“吼”），有神态（“摇头摇尾”“夹着尾巴”），有行动（“跟你走”“退着走”），非常容易为听众所理解；节奏感强：句内2 字、1 字、3 字或4 字一单位，即“2111/221/213/143/3/23”，非常适合朗诵。第二节等同于第一节，也是“2111/221/213/143。/3/23”。每句最末一字分别是“狗”“吼”“头”“呦”“走”，都押“ou”音，并且每一个都是重音字，读来朗朗上口。因此，这是一首寓意深、易理解且适合朗诵的儿童朗诵诗名作。

　　努力探索和建立符合当代儿童朗诵诗韵律体系，在尹世霖各时期实践中都是一个一以贯之的诗学命题。每一首诗从整体到局部，都须严格遵循这种韵律规约。以“外在律”规约句式、节奏，专注营造某种旋律、气氛，然而从外到内，形成诗意、诗情流动的“内在律”。比如，《我爱祖国》共五个句组，每个句组四句话，每个句组前两句都是“我爱×，我爱×，/我爱祖国×××”。然后再由每一组后两句描述言说对象（海与山、花与草、月与星、河与林、日与云），并表达对祖国新容新貌的热爱之情。即便在其长篇叙事诗创作中也如此。比如，长达2000 行的长诗《船长》（共6 章30 节）在诗形上齐整、匀称，内部注重语调、节奏和轻重音的有规律布局。以第一章第一节为例，本节共9 个句组，每个句组4行，整体上具有形式上的美感；每个句组第二句话的最后一个字（花、霞、大、瓜、瓜、家、芽、把、花）以及最后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芽、画、家、下、花、涯、瑕、芽、华）都押“a”韵；九大句组整体上按顺时展开，前两句用各自拆分一个大长句，但都凸显“儿童心呀”一句的主体性，第3、4 两组都以“比方说……”开启，从而形成句式与句意的并列展开，第五组虽然开头一句省去“比方说”，但依然是与前两组保持并列关系，从第六组开始出现转折（“可我要讲的江洋呵”……），此后第7、8、9组都是顺次关于“江洋”的介绍。由此可看出，即使内部结构和诗意流动，也都呈现某种有意味的可被充分感知的律动。这种探索与实践都是独具个体性的、创造性的，而主旨在于确保作为核心要素之一的“朗诵”（视听系统）的独立生义功能的实现。

　　综上，新时期以后，他因接连出版适合各年龄段、各种场合的儿童朗诵诗，而在当代中国儿童诗歌领域内，成为一座高峰。他作为“国内儿童朗诵诗第一人”的美誉或身份定位，也就愈发深入而远播。早在1990 年代初，就有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学者樊发稼评价道：“我国写儿童诗的诗人不少，但以写朗诵诗著称并产生深广影响如世霖者，国中尚无第二人。”钱光培说：“世霖是坚守儿童朗诵诗写作的唯一一人，坚持几十年，不断开拓。”孙云晓说：“早在70 年代初，尹世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个人儿童朗诵诗集，后来又编出我国第一本少年儿童朗诵诗选，第一本幼儿朗诵诗选和第一本童话寓言朗诵诗选。他在儿童文学界有特殊贡献。”他的儿童朗诵诗也广泛影响了几代儿童的阅读与成长：“这位儿童文学作家曾经以撰写朗诵诗而名扬中国，笔者在学生时代，就曾经在人民大会堂听过少先队员们朗诵尹世霖撰写的诗歌。” “我年轻时当小学老师文体名词解释，曾将他的一些诗歌念给孩子们听。二十五年前我来到日照工作后认识了他，每每读到他的赠书文体名词解释，书架上渐渐地竖起一排。前几年，我将尹老师写的童谣读给外孙女听，竟让两三岁的她会心而笑文体方面包括哪些。他上幼儿园时，曾在才艺比赛中朗诵尹老师的诗作，获得奖励。不只我外孙女，在全国，尹世霖作品的读者有千千万万，遍布于两三代人之中。”至其2021 年去世，他以对儿童朗诵诗理论的探索、建构及其实践，而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尹世霖的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前后跨越64 年（1957—2021），历经“十七年”“”“新时期”“新时代”四大文学时代。笔者从作家之路、文学之路、文学活动、文学理论、文学成就五方面对作为作家的尹世霖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阐释。那么，该如何认定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

　　首先，关于其作家身份的界定：因为他是一个可以分别被置于新诗和儿童文学范畴内予以观照和研究的当代作家，所以，从他自定的“教师作家”到被约定俗成的诗人、儿童文学作家，都可以被当作其作家身份的狭义界定；又因为广义的文学文类包括但不限于小说、诗歌、散文、剧本、传记（自传和他传）、报告文学、回忆录等，所以，凭借儿童朗诵诗和历史文学而奠定其文学成就的尹世霖，当然也可以被列入中国当代优秀作家行列内。但广义上的界定，会遮蔽其作为诗人或儿童文学家的身份特长，因此，若从推进其经典化角度考量，还是将之作为“诗人”或“儿童文学作家”来认定或评介为佳。而将他认定为“儿童文学作家”，似乎更为科学一些，这样可以将他的历史文学写作包括在内，共同指向并有利于综合研究其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贡献。

　　其次，关于其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因为他终身致力于儿童朗诵诗创作，历经四个时代并能创作出代表彼时艺术最高水平的作品，并且一直被后世小读者所广泛阅读，其代表各个年龄段的诗集也一直在常印常销，所以，在当代中国，尹世霖及其儿童朗诵诗已展现出某种可能被“经典化”的兆头；又因为他以“教师作家”身份所展开的长达60 多年的儿童朗诵诗创作，已为中国当代诗歌（史）或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创造了新诗样式。他创造了切合中国当代各年龄段儿童文学阅读、教育的文学新样式，并从理论（经验）到实践（创作）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独立体系，所以，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上，尹世霖及其儿童朗诵诗应占有一席之地。

　　再次，关于文体归属及入史问题：因为文体划分一直存在“四分法”（小说、散文、诗歌、话剧），这种借鉴现代欧美的传统分类法一直主导着文学史写作，所以，目前，尹世霖及儿童朗诵诗很难入主流文学史家的法眼；又因为“重写文学史”是一个永恒的持续展开的过程，所以，以“四分法”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肯定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需要。随着文学史书写理论不断更新，特别是“大文学史”观念与实践的深入展开，包括儿童朗诵诗、传记、报告文学在内诸多“边缘文体”一定会被纳入文学述史范畴。

　　最后，关于儿童朗诵诗与跨媒体写作：因为尹世霖儿童朗诵诗的发表以期刊、出版、影视为主，而且一首诗须借助朗诵者才能最终完成，所以他是跨媒体写作的典范代表；又因为拥有庞大的小读者群的强大支撑，以及绵延不绝的阅读需求，所以，尹世霖及其儿童朗诵诗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未来都可期可待，从而为其“经典化”预设了种种可能。

　　在笔者看来，儿童朗诵诗是中国诗歌不可或缺的重要门类，也是在传统“四分法”之外须纳入中国新文学范畴的新文体，因此，以此为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对象，自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他在当前文学述史和文学现场中的位置是相当尴尬而有意味的：一方面，尹世霖及其儿童朗诵诗一直在文学史边缘，是不被正统文学史所关注和书写的对象；另一方面文体用品是什么，尹世霖及其儿童朗诵诗又一直在文学阅读现场的中心地带，被各年龄阶段孩童所广为阅读和接受。从边缘到中心，一边偏冷，一边趋热，那么，“中心之热”会否冲淡或捂暖“边缘之冷”吗？这种寄托美好愿景的发问，既表达出一种对当前文学述史理念、格局的不满，又是显示出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或呼吁——在不久的将来，文学或文学史“”，以及相伴而来的大文学史写作，能给予类似尹世霖这种在“大文学”某领域或新文体上取得开创性成就的“奠基者”或“主将”们以应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