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馆是什么意思文体委员的竞选稿寓言文体知识十八种文学体裁

　　伏羲文化博大精深，其对中华文明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巨大、深远和多方面的。在此，笔者就伏羲文化对汉语言文学创作中尤其是对楹联的对仗现象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

　　1979年版的《辞海》中，对于“对仗”的注释是：“指诗文词句的对偶”。而对于“对偶”的注释为：“修辞学上辞格之一，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语句表现相反或相关的意思。”

　　1989年版的《辞源》中，对于“对偶”注释为：“诗文以类排比，字面音节，两两相对，称对偶。”其对于“对仗”的注释则是：“（一）唐制，皇帝御正殿，设仪仗，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奏事，御史百官，都是对着仪仗上奏，称对仗奏事。其后许敬宗寓言文体知识、李义府等擅权，奏事官不愿他人闻知，多待仪仗下殿（二）诗赋等的对偶，也叫对仗。”

　　从以上解释中可以看出：对仗和对偶同义，可以互为解释；它们是文学作品中的一种修辞手法；其基本特征是字数相等，句法相似，字面音节两两相对，用以表现相反或相关的意思；对仗一词的产生，是同朝堂（公堂）的仪仗形式比喻而来。

　　文学作品中，具有对仗这种特征的句式古已有之，从先秦诸子散文到《诗经》《楚辞》寓言文体知识、汉《乐府》中，都有原始句式存在，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菲菲”（《诗经》）；“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道德经》）；“当户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木兰辞》）等。但它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辞方式，形成一种理论和规则后被大量应用，则是在唐代及以后的诗、词、联、赋、曲的创作中。之所以如此，按现在诗联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因为在南北朝的齐梁时期，有沈约等人提出的“四声八病”学说，以及稍后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著作《文心雕龙》的《丽辞》《声律》《章句》等篇目中的有关论述。对汉字平仄声调、音韵、词性对仗等，在总结前人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比较系统的观点和五言诗写作规范。这为后来以唐诗为代表的近体诗平仄、押韵及词性对仗格律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其后人们不断的研究探索和完善中，至初唐以后逐步形成了成熟完备的五、七言律诗和绝句的创作规范。并以此为基础，又分别演化、形成了词、曲和楹联的对仗格律。而在这些格律中，对仗手法的严格要求和普遍运用，是其中重要内容。尤其楹联的创作，更是完全以对仗为基本特征，演化成为肇启于五代，兴盛于明清，广泛应用于近现代的独立文学体裁。

　　对仗（对偶）从一种修辞手法形成的句式，到形成一种理论和规则后主动应用，再到形成独立的文学体裁楹联，经历了自然的初创、总结规范，在理论和规范指导下运用发展、演化为多种文学体裁中广泛运用的发展轨迹。它运用汉字形音义相统一的特质组合形成的特定句式，把自然界对称之美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到了极致，因而也极大地增强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使诗联等大量运用对仗手法的优秀作品，尤其对仗佳句，成为千古传颂的文学精华，从古至今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抒情励志、陶冶情操、传承文化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这个源头有两个：一个是大自然，一个是伏羲文化文体馆是什么意思。大自然是人类智慧的启蒙老师，动物有雌雄，人有双目双耳。一体有前后，一山有高下。一日之内有黑白，四季之中有冷暖这种对称之美和对立统一、循环往复的自然规律，本来就是客观和普遍存在的。感受、观察寓言文体知识、领悟这些规律，并运用于生产生活、创造研发和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艺术创作之中，是古今普遍运用的，此即“道法自然”之理。

　　伏羲氏是远古第一个通过观察自然、发现大自然对称之美和对立统一规律，并创造表义符号，试图以此规律探索破解大自然更多奥秘的先哲。伏羲氏生活的年代，众多学者根据有限的资料推论，应在距今6000至8000年间。按《周易系辞下》和《史记三皇本纪》的记载，他对人类文明有诸多贡献：“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画八卦寓言文体知识，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一段话，十分明确地记载了伏羲氏通过长期观察天地万物而从认识上升华、顿悟并画卦的过程。而画卦，则是把观察自然获得的对阴阳的认识，通过阴爻和阳爻两种文字符号表现出来，以两爻组合演绎八卦这种直观明了的图形十八种文学体裁，来反映阴阳相反相依、对立统一、生发演化的基本原理，从而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肇启之人。因之文体委员的竞选稿，才有了后人“开天明道”“一画开天”“道启鸿蒙”等高度的评价。后来，人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明了太极图，通过“阴阳鱼”，把对立统一、相生相克、相反相依、物极必反文体委员的竞选稿、相互转化的深奥自然规律，用最简洁、明确、直观的图案标示出来，体现着古代先哲的智慧之光。伏羲至三千多年后，周文王姬昌在他“先天八卦”的基础上演绎后天八卦，形成中国古典哲学著作《易经》，完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阐释。几千年来，这种哲学思想一直都在启迪着人们对大自然运行规律的认识，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思想、、科技以及文化艺术，包括文学、美学等各方面的研究与创作，其中也包括楹联这种完全以对仗形式创作的文学体裁。

　　正是因为上述关系，2017年，中国楹联学会于伏羲文化节期间向天水授予了“对仗理论发源地”的匾牌。这对于对仗文学研究者明确思想理论源头，搞清中国古典对立统一的哲学思想和对称之美的美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十八种文学体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伏羲文化诸多方面的内涵中，其画卦所初创的阴阳爻符号和揭示的深邃哲学思想，在后世文学中最典型的体现和代表性体裁，只有楹联。楹联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讲求对仗、对偶的，这两个词，似乎是同义互通的，但事实上它们又有所差异。“对偶（耦）”一词起源较早寓言文体知识，在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之后，其主要含义指两个句子字数相等，句法相似，“字面音节，两两相对”。而“对仗”一词，出现较晚。如前述，它是从朝堂仪仗得名。已故中国楹联学会常务副会长、著名学者刘太品先生说：“对偶修辞在一般文章中应用，称为对偶句；在格律诗中使用时文体委员的竞选稿，因为同时又加入了声调方面的诸多限制，形式上更趋工整华美，如同古代出行的一对仪仗，所以又称为对仗句。”（《对联文体特点及对仗与声律原理》）。由此可以看出：“对仗”是比喻、借用于文学创作的一种手法，它承接了“对偶”的全部内涵，同时又增加了“声调方面的诸多限制”（大致包括平仄及平仄声的组合规则），所以比传统、一般意义上的对偶句含义更丰富，要求更严格。“这是对偶修辞自身的一种发展和进步这种修辞手段成长到自身独立起来作为一种文体的阶段，这种独立使用自成篇章的对仗句，就是对联文体”（刘太品同上文）。所以，我们在说楹联的创作手法和艺术特色时，用对仗而不说对偶，因为它更形象、全面、准确。如果抛开修辞学上的狭义，而从“对仗”的喻义一种左右或上下的对称、一致性上来讲，楹联除了有上下联字数相等、词性和句式结构相同的一致性对仗、上下联相同位置或节奏点上平仄相反的对立性对仗、上下联词语内容和关联意义相反或相关的对仗要求外文体委员的竞选稿，还有书写、张贴、刊挂时追求的对称性对仗。也正是由这几种从内容到形式构成的对仗、对称之美，以及既相反又相同；既相分离对立，又相关联依存的对立统一之美，构成了楹联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美学特征。这种统分结合、既对又联的艺术形式，也成为世界仅有、又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奇葩。

　　由此，可以说古代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中，感受到了大自然存在的对称美、节奏美，并把它应用于语言、舞蹈等多方面。先哲伏羲氏，更是从中抽象，悟出了阴阳（矛盾）对立、统一和相互依存的现象和规律，并创造了阴阳爻这种最初的文字符号和表示阴阳相依相反、对立演化的“八卦”。这种有形无声、抽象又直观的符号图形，启迪了后世人们思维创造的诸多方面寓言文体知识，包括文学创作中对仗理论的形成。所以，把它称为对仗理论的思想源头是成立的。它在看似简易直观的符号后面所蕴含的丰富思想，与后世从对偶到对仗理论形成、完善、成熟，以至产生楹联这种独立文体，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分析和推理，从伏羲之世至殷商甲骨文出现，这中间三千年左右的时间发生的事，是没有确切文字记载的，有的只是传说和其后的史学家根据十分有限的史料和传说整理的很不完备的记载。近些年所研讨并形成的大量伏羲文化成果，大多数也都是基于周秦汉唐时形成的相关文字记述和民间传说而进行分析推论的。

　　在此，不妨以对仗为基本特质的楹联的形与义十八种文学体裁，与阴阳爻的形与义作一番直接的分析比较：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楹联的确很“另类”：既短小精练，有诗中之诗的雅称，又非常接地气，是民间应用最为广泛、普及的文学形式。它通过字数相同、结构一致的上下（左右）两行文字，形成一副作品，做到了类似阴阳爻“形”的等长；又通过上下联分别表达相反或相关的内容（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说：“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这又从“义”上形成了类似阴阳爻相反相依的对立效果；而且文体馆是什么意思，上下联作为一副完整的作品，不论正对反对，它们都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这一点，又十分类似阴阳爻作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表义的特质。

　　再倒推一下：楹联的对仗形式，如果抽象到普通的哲学概念，或用一种最简洁的符号表示的话，那就基本和阴阳爻符号的形式以及其表义内涵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以楹联为代表的对仗文学（包括含对偶句的诗、词、曲、赋及其他文学体裁），其对立统一、对称和谐的艺术特征，是大自然对立统一规律和对称美在文学形式上的具体体现。

　　伏羲画卦所创立的“阴阳爻”蕴含的对立统一思想，是源于自然又抽象于自然的重大理论贡献，也是其后历代学者汲取灵感、认识自然、创立学说的理论思想源头，这一哲学理念，也是楹联等对仗文学理论借鉴产生的思想艺术源头文体委员的竞选稿。

　　我们应重视对仗理论发源地的价值和意义，把它作为伏羲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优秀历史文化的传承弘扬，以及品牌宣传打造、旅游开发推介等角度，全方位深入研究探讨，以期发现应有的文化、学术价值和其他社会价值，并更好地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