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大会八卦方位九宫图

　　从字面上讲，它是一个处于边缘地带的公共空间，它是观察站，也是暸望台，它在融入与介入城中村生活的中间地带八卦方位九宫图。这种中间状态，我们认为准确地描述了艺术进入城中村的实践者的现状、处境和工作方法。

　　基于每个城中村都有它的特殊性和个案意义，“村角亭”以口述的方式，切片式地呈现8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实践者在进入城中村后的思想与行动。

　　“村角亭”由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新媒体原创深度栏目《村非村》和《打边炉》共同推出，于7月－10月间，逢双周五在两个平台同步发布。

　　刘可，2003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现为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五工作室副教授、腾挪空间联合创始人。

　　周钦珊，2008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获硕士学位。腾挪空间合伙人，现为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

　　方琦，2006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研究所，获硕士学位，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教师，腾挪空间联合创始人。

　　很多美术馆和艺术空间都会有一个艺术总监，腾挪空间也有一个“艺术总监”，我们开玩笑说那是我们的房东娟姐。

　　这个只有6平方米的实验空间，位于广州艺术家聚落之一的小洲村的墨翰桥一侧，是一间靠近村道的小房间，它原来是一个煤气站，空置了一段时间。我们在2008年8月租了下来，2009年1月，做了第一个展览《腾挪小组·石炳煌》后，持续至今。

　　当我们在筹备第一个展览，对空间进行设计、改造时，和房东的相处，就成为了今后空间工作的“主旋律”。我们要应对房东对展览的“审查”，她的意见，影响到了一个展览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也决定了我们能否在一个我们喜爱的场所继续干下去。我们和房东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当下艺术机构和作为出资方的地产商的关系。

　　最初，我们希望在这个6平方米的空间中，能够展出一些体量略大的作品，那就要拆除临街的墙面，让作品能够进出。这个提议遭到了房东的反对，她并不关心我们要在这个空间做什么，在房间中不能打洞，是她作为房东首先要捍卫的合作准则。通过一些协商和周围女性朋友的斡旋，她最终同意将原来煤气站的卷闸门拆除，允许我们做了一个封闭的玻璃橱窗，并且在侧面开了一扇门。腾挪空间总算有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出入口，尽管房东也掌握有空间的钥匙，她会在我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处理她不喜欢的作品。

　　腾挪空间的“封闭式橱窗”，是这个空间和社区的一个触点，也实现了我们这个镶嵌在民宅里的展示空间的用意。当时雷姆·库哈斯带领团队设计的时代美术馆还在施工中，次年才正式开馆，我们做腾挪空间的想法，受到了库哈斯的启发——库哈斯的的主要观念就是将美术馆植入到一个住宅楼的19楼，和时代的住户使用同一个电梯，结果遭到住户的强烈反对。最终时代美术馆安装了独立的电梯，这个原本希望镶入居民楼、与社区发生紧密互动的空间，成为了一个独立向外的空间。

　　当我们把艺术引入到一个社区环境时，怎样处理它和社区的关系，同样也是这个在城中村情景下的空间必须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就像腾挪空间做的第一个展览，展览的主角石炳煌是我湖南宁乡老家的一个被村民认定为“脑壳有病”的人，他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一个八卦建筑，被认为是一个“怪物”，石炳煌面对的是乡民们的不理解体坛大会、调侃乃至嘲讽。

　　石炳煌年轻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差不多被判死刑了，但被一个当地的“神医”治好了，那位“神医”给了他一个八卦符号的暗示，他看到这个符号觉得太简单，不太能解释自己转危为安这件神异事件的复杂性，于是要做一个立体的、更系统化的八卦，他差不多用了十年时间在一个水井上搭建了一个八卦造型的建筑，自己住到了里面，他还发明了一套太极舞，来改善自己的体质。我们当时觉得这个人很，他已经回应并解决了当时我们思考的很多问题，他的这个八卦建筑，充分自信，作品完整，我们做艺术，不就是追求这个吗？

　　我们当时已经成立了腾挪小组（樊哲、刘可、方琦，周钦珊稍后加入），腾挪的意思，就是强调挪用和涉入。我们当时就以腾挪小组的名义和石炳煌合作，对这个八卦建筑的现场进行了图片纪录，还拍摄了他的太极舞录像，由于设计草图被他老婆一气之下烧掉了，我们又重新绘制了草图，并用木头做了一个模型八卦方位九宫图。作品做好了后，我们就想在广州找空间展出，找来找去都不是很满意，最终才发现腾挪空间现在的房子。应该说我们一开始并不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要做一个空间的抱负，而是为了在一个合适的场地展出《腾挪小组·石炳煌》这个作品。

　　当腾挪空间做了第一个展览后，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怎样让这个空间持久的、连续地做下去，而不是很快就消失掉。2009年的小洲村，已经不断有一些新的空间产生，但开幕展之后，空间就沉寂下去了，要么改了名字，要么换了主人。我们为了让这个空间更有生命力，希望它能够在限定的经济条件下运营，首先我们的空间面积不大，租金成本低，展览成本控制在3000元上下，管理上怎么方便，就怎么做。

　　我们当时已经认定，这个事情不能只做一年，它的价值在于坚持的时间。我们信奉的是“发展是死道理”的原则，这得益于陈侗的影响，陈侗在广州美院给我们推荐过舒马赫《小的才是美好的》，我们一开始做腾挪空间时，就没有预设很多的负担，无论是心理的负担，还是空间的负担，都没有。

　　腾挪空间作为一个艺术家发起的非商业空间，做法跟其他艺术家空间稍微不同，我们没有特别明确的艺术判断，希望把价值判断和立场尽量地退后，隐藏掉，用一种空间自治的方式，让艺术在这个城中村的空间中持续发生。我们没有展览计划，也没有机构的工作目标，更没有进行任何注册，而是每年准备3-5万的租金和展览制作费，让艺术家在这个6平方米的空间地充分自由地发挥。目前腾挪空间有两位股东，我和周钦珊，所谓股东，就是出资人。负责展务的是“义工”邓子军和袁泽强。过去这些年，也有人提出资助我们，但我们怎么想都觉得没有必要，在低成本的运营中，我们承受的负担和压力并不大。

　　由于空间的限制，单件作品的展览概念在腾挪空间形成定律，每件作品展出一个月，24小时对公众开放。我们有时只需要将空间的钥匙交到艺术家手中，不再干涉他的创作方案和实施计划，只是提供必要的协助，当作品完成后，我们会去看看，但也不会强调开幕式的重要性。当然，我们也会提供酒水，大家可以坐在河边榕树下的石凳上聊点什么，也可以什么都不聊。

　　回头去看腾挪空间这9年多做的80多个展览，没有哪两个作品的形态是一样的，这个后来被大家称之为“亚洲最小实验艺术空间”的地方，空间的限制，反而刺激了艺术家的创作。在大空间里做作品，空间是退到后面去的，但在小空间，作品和空间是贴身肉搏，每个艺术家到腾挪空间做展览，他和空间的关系都是即时的、互动的，你用适应大空间的创作方式来做作品，会发现哪里都不对劲。当他们从白盒子空间进入到这个城中村的小空间，怎样来处理艺术和社区的关系，成为了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当然，怎样处理和房东的关系，在相当长时间里仍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娟姐是一个很直率的人，她对展出的作品会有些很直接的评判体坛大会，比如邓子军拿那个写字的毛边纸做作品，这种纸有点像纸钱的颜色，她觉得不太吉利，但她出于人情考虑，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但开幕没多久，她就自己开门进去把展览现场按照她的意图进行了处理。我们也会很恼火，很头疼，总想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既能实现自己的想法，又能得到她的理解，我们也非常注重观察社区居民观看作品的态度和视角，磨合时间长了，我们也发现他们也在改变，开放度和接受度越来越高。

　　我们和村民、房东之间，还是未能幸免地发生了一场危机。那是2011年2月，一位来自北京的艺术家黄香的行为表演，他当时赤裸身体，用手术刀在身上写了一个“拆”字，这个行为的表演过程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倒是展览的海报张贴在外面，引起了村民的抵触。由于腾挪空间对面是一个幼儿园，村民们接受不了在这个孩子们每天都要经过的地方出现这样的图片，他们要动手摧毁展览现场，当时和我们发生了一点争执，我们也被传唤到派出所问话。

　　房东在这个事情中是一个双重的角色，她一方面对我们这个展览有意见，但是一方面她又觉得那些村民是侵犯了她的地方。我们很担心发生这个事情后她就不租给我们了，当时我们看到她腿脚不好，患有风湿病，我们提了一些水果过去探望，问她子女怎么没回来，还陪她去医院看病，我们能够感到她那天有点感动，后来虽然对我们的工作会有一些意见，她会给一些建议，容忍度要高很多。不过也有人说，是她加盖了房子，住到五楼了，腿脚不好，下来得少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才看上去要和睦很多。

　　相比北京不断传出的艺术家的工作室、艺术空间被强拆的新闻，我们在广州虽然会和社区、村民产生一些“摩擦”，但彼此之间并非对抗性的，当地政府也不太关心我们在什么，更不要谈将我们的工作拉入到文化工程的计划当中，这反而让我们能够把坚持下来的事情做得更自在和自如，如果我们不主动放弃，外力对它不太构成强大的摧毁力。

　　如果要问我们在做腾挪空间最美好的一刻，那就是当天黑下来了，腾挪空间的橱窗里播放着一些影像作品，周围一片静寂，来自腾挪空间的那片白光，非常能够打动我们。

　　周钦珊说，她主动提出成为腾挪空间的股东，一起做这件事，就因为2010年5月她在腾挪空间布置自己的展览时，看到有小孩跑过来趴在那个门边，好奇地问“那个是雪糕吗”，还有村民坐在橱窗旁边的大树下聊天，有些还哼着歌，艺术融入到那样的情景，让她觉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打边炉（dbl），2015年4月创立于深圳，立足珠三角，聚焦艺术的现场及其文本，是中国南方最具影响力的艺术自媒体之一。

　　《村非村》是2017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深圳）官方新媒体平台推出的全新栏目，旨在鼓励独立作者对“城中村”这一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现象和广泛概念进行观察和讨论，展现不同视角的深度原创文字内容。